“我做什么他都没有任何回应，不管是在哭，在笑，还是在抱怨，他都感受不到我的情绪，这样的日子我真是一分钟都不想过了”一位女士向陕西脑康心理咨询中心这样吐槽自己冷漠，无法共情的丈夫。
事实上，生活中有很多无法对别人的情绪和情感做出及时反应并作出回应的人，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因为性格特质或者对对方有意见而做出的“冷暴力”回应，但也有一部分人，是患有述情障碍。
述情障碍的人并不是对对方的感受不能共情，而是他们不会表达——尤其是无法用语言准确地表达自身的感觉。他们完全不具备情绪智力的基础技能——自我意识，即意识到情绪的发生。人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常识在述情障碍的病人身上失效了，他们找不到情绪的线索。当某事或某人触发了他们的感觉，他们对这种体验感到困惑和压迫，想方设法加以避免。他们的感觉令他们如坠云雾，他们感觉很“糟糕”，但难以准确地表达到底是哪一种糟糕的感觉。
述情障碍表示一个人的情感有缺陷，不论在知识层面还是在意识层面。述情障碍在一个人身上最极端的表现是他无法辨认自己的情感，也无法辨认其他人的情感。有述情障碍的人在生活中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容忍，甚至感受任何情绪、情感。很多有述情障碍的人有易怒倾向。他们很容易毫无理由地对其他人发火，而这显然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述情障碍与不同的脑区有关。其中，杏仁核在情绪处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情绪刺激出现时会被激活，将视觉注意力导向情绪刺激。而在述情障碍中，处理消极情绪时杏仁核的激活较少。当执行简单的情绪处理任务时，这种缺陷可以通过背侧前和中扣带皮层的更高激活来补偿，但当任务难度增加时，这种补偿机制可能会失效。此外，处理积极情绪时，脑岛和楔前叶的激活较少，这可以解释述情障碍者经历积极情绪较少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如创伤性脑损伤、帕金森病、癫痫等）的人更容易出现述情障碍。
除了生理因素外，文化和家庭环境在影响情绪的体验和表达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社会环境不鼓励个体培养识别和交流情绪的能力，可能会导致个体表现出述情障碍。例如，东方文化通常倾向于含蓄地表达情绪，而西方文化则更为开放。因此，东方文化中的个体更少地与他人直接交流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跨文化研究表明，相比欧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马来西亚人的述情障碍水平更高。
在家庭方面，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社会化至关重要。如果父母无法创造积极的交流环境，限制孩子直接表达情绪，甚至忽视、虐待或造成创伤，这些都可能成为述情障碍的风险因素。例如，有些孩子可能会经历“刀子嘴豆腐心”的父母，虽然孩子知道父母爱自己，但父母的话语让他们难以接受。或者，孩子想要与父母分享生活和情感，但发现父母并不感兴趣。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孩子的情绪表达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父母情绪社会化存在着文化差异，上面提到的跨文化研究也发现亚裔的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和限制往往更多，他们自己也比较少地对孩子表达情绪。此外，社会文化对男性的期待，以及父母对男孩女孩的养育方式的不同可能是述情障碍具有性别差异的原因，男性常常被教导要具有男子气概，男儿有泪不轻弹，大家对女性表达情绪则要宽容许多。
述情障碍不仅可能是儿童心理创伤的结果，也可能是成年后灾难性创伤的结果，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个体更容易有述情障碍，这一比例在患PTSD的退伍军人中高达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