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胡惟庸令中国士大夫集体蒙羞

原标题：程万军：胡惟庸令中国士大夫集体蒙羞

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两个祖皇帝，为驯化士大夫，下了两盘多大棋。敬请欣赏选节5——

胡惟庸令中国士大夫集体蒙羞

洪武十年，胡惟庸登顶中书省，正式被朱元璋拜为左丞相，成为群臣之首。

此时胡惟庸谄媚朱元璋，陪吃陪玩拉皮条，已经到了无耻地步，但那只是他个人行为，丢的只是个人脸，接下来，他做的一件事，可是铸成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耻辱柱。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士大夫在君主面前，是以共治天下姿态出现的。唐宋时代，君臣对话，大臣是可以和君主一样，坐下来对谈的。但是到了胡惟庸这般时候，他却主动降下身段，跪着与皇帝对话。

有历史小说对“胡丞相自降身段”进行了生动描写——

朱元璋在乾清宫御书房召见胡惟庸。

“微臣胡惟庸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永远是那么诚惶诚恐，叩头请安五体投地。

“胡爱卿平身，赐坐。”

“启禀皇上，微臣在吾皇面前，犹如蝼蚁之见太阳，小草之朝圣岳，皇上以布衣取天下，堪比斩蛇起义的汉高祖刘邦；平定四海、统一宇内之功，虽秦皇汉武犹有不及。微臣诚惶诚恐而犹为不及，岂敢贸然端坐？皇上您就赐臣站着回话吧！”

朱元璋非常受用，他说：朕没看走眼，卿家确是个干才。 好好好，你愿意站着说就站着说。

小说不是信史，肯定有演绎成份。但不管是不是胡惟庸开了个坏头，明朝丞相在皇帝面前最卑贱的，当属此人。史料确凿记载，明代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一席之地，只能跪着跟皇帝讲话，皇上坐着，他得站着，皇帝躺下，他才能坐下。士大夫必须在君主面前矮半截。从而加剧了士大夫的地位卑微。

胡惟庸深知朱元璋以旷世英主自居，所以不断攀登颂圣高峰，什么“功高岱岳，德被四海”等等等等。胡惟庸的吹捧，有时朱元璋也觉得有点脸红，不免要做下谦虚姿态，叫他多奏实事，“毋滥用侈辞”。

当然，姿态归姿态。对于这个丞相群中最听话最下贱的胡惟庸，朱元璋起初也是宠爱有加。朱元璋宠胡惟庸到了什么程度？

洪武九年，胡惟庸红得发紫之际，朱元璋经常约见胡惟庸，君臣二人无话不谈。有一次谈兴正酣时，突然，有个叫韩宜可的监察御史闯进门来，当面弹劾胡惟庸。称其“险恶似忠，奸佞似直”，要求将胡惟庸就地正法。这个韩御史是什么来路？他怎么敢叫板胡丞相呢？

韩宜可，浙江绍兴人。生于元末，因不满元朝腐败，所以拒绝为元朝做事。明朝建后，韩宜可出山，做都察院监察御史。在任职期内，他因刚正敢言而名震朝野。不管你权力多大，官位多高，都没有他不敢惹的人。韩宜可弹劾的人遍及朝廷上下，既有权贵高官，又有各路藩王。

谁给了韩宜可这么大胆子？正是朱元璋及其建立的言官制度。

韩宜可虽然刚烈，但并不傻。他清楚知道：监察御史是干什么的？就是做皇帝千里眼顺风耳，洪武大帝苦心设立的言官制度，并非为了培养那些没原则的老好好。他想要的，正是我这样谁都敢咬的“忠臣”。

所以韩御史抱定信念，“以锄奸显忠为己任”，展现明朝言官火爆刚烈的形象，他每次骂人时所写的奏折，骂得稳准狠。有时候一些重臣被韩宜可骂急了，嚷嚷着要理论，朱元璋二话不说，直接让人把奏折送了去，要这些苦主驳斥，接着这帮人就清一色哑火。实在骂不过老韩，所以这位韩大人斗志旺盛。

这一次，他要斗个大的——弹劾权相胡惟庸。

结果怎么样？没等胡惟庸开口，朱元璋先龙颜大怒了，当场对韩宜可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命锦衣卫将韩宜可拿下，打入死牢。敢诬陷我胡爱卿，活得不耐烦了。

当然，挑战胡惟庸的大臣不止韩宜可一个，还有礼部员外郎吴伯宗。

提及吴伯宗，那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大明王朝首席状元郎，朱元璋钦点的第一个状元。

吴伯宗，公元1334年出生，江西金溪人。出身书香门第。曾祖吴可，是宋朝仕郎；父吴仪，是元朝进士，时称“东吴先生”。

吴伯宗自幼聪颖，10岁即能为文。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大明举行开国后的第一届开科取士，吴伯宗参加乡试名列第一，获得解元；次年殿试，因相貌堂堂、器宇轩昂，其殿试答题也洋洋洒洒，应对自如，深得朱元璋喜爱，遂被点为状元。作为明朝的第一个状元，朱元璋对他青睐有加，不但赏赐了一堆冠带袍笏，还封他为从五品的礼部员外郎。

吴伯宗表面性格温厚，实质外柔内刚，不依附权势，不迁就他人，哪怕遭受挫折也在所不惜。吴伯宗刚入朝时，正值胡惟庸当权弄政。这个吴伯宗觉得皇帝待自己不错，所以也有点恃才放旷，看不惯胡惟庸玩弄权术，不肯对胡惟庸人身依附。不仅如此，他还向朱元璋上疏，告发胡惟庸的种种不法行为。没想到，朱元璋不以为然。闻知此讯的胡惟庸反咬一口，说吴才子这个知识分子翘尾巴，打报告要求处理吴伯宗，结果朱元璋准奏，将其贬到基层工作。

为什么胡惟庸在朱元璋心目中超越了才子甚至开国功臣呢？

除了朱元璋用人标准变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胡惟庸善于揣摩朱元璋心思。这里又显示了一个中国官场竞争定律，那就是：媚上者胜出定律。

任何一个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能认识到：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能做事”。这些“会做人”却不怎么“能做事”的人，往往能在竞争激烈的官场中成为常胜将军。

而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普通意义上的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这个上级信赖对于下级官员人而言，高于一切、大于天。道理很简单，因为官出上级，科考只是取得了当官资质，实衔还得上级给予，且决定你的升迁。

所以，凡是能搞定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者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如何搞定升级？那就是人身依附，和领导零距离接触，让领导相信你是他的人。因此，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仅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在这样的争上游人群中，以小人和庸人为主体的媚上者，其竞争优势就比功臣和才子大。能臣武将和才子们往往仗着自己的功劳和才气不屑于投机钻营，而小人和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就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心思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而人性中，有一个普遍弱点，那就是喜欢听悦耳的好话、领导们更是如此，再加上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更欣赏那些“会做人”者的表现。

由是，你对胡惟庸受宠上位就很好理解，一切都是封建人事制度环境使然。胡惟庸的媚上功夫，一般人做不到，也做不来。所以他的上位就不难解释了。

以媚上为能事的胡惟庸，当然也是个贪官。然而，铁腕反贪的朱元璋对胡惟庸的受贿，却能网开一面。胡惟庸在主持中书省工作时，不少地方官都是他的人。其中，九江知府万清尧就是他的铁杆马仔。这人是个典型巨贪，贪到什么程度？国家粮食储备库的粮食都敢动，而且一笔就是几十万担。于是遭到举报，九江府瑞昌县知县王德玉上报中央，告发万清尧贪污税粮二十万担。

王德玉的奏章首先转到了中书省，执掌中书省正是左相胡惟庸，所有奏章都必须丞相审查一遍才上交皇帝过目，胡惟庸看到这个奏章之事后，大惊失色，召集同党，秘议后做假帐，统一口径，防止此事牵连于他，他也知道，扣下奏章是短效之举，朱元璋迟早会知道，所以不得不上报朱元璋。

朱元璋看到奏章后，派出监察御史江真清前去审查此案后，这个江真清没有韩宜可那么猛，他看出万清尧是胡惟庸的人，而朱元璋对胡惟庸正宠，胡丞相不好惹，于是在查案过程中心存顾忌，向朱元璋汇报中竟说王德玉是诬告，同时，胡惟庸又发动私党进行反击，弹劾王德玉，朱元璋于是断定，这是起诬告案，杀了王德玉。举报者被杀了。

此事过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使得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重树廉政形象。前面讲了，胡惟庸执掌中书省，地方官员的升迁都得过他这道关。结果，也不知道哪个不开眼的地方小官，恰在反腐倡廉时给胡惟庸送礼，也不知送的钱少了，还是要的官大了，活该撞枪口倒霉，于是被胡惟庸当做行贿者典型给杀了，然后向朱元璋上交二两贿金：你看这个家伙多可恶，以为我是贪官呢。我深受皇恩，以天下为己任，严以律已，岂敢徇私枉法、卖官鬻爵？

胡惟庸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贪污，借杀送礼人以示清廉。而朱元璋有来无往非礼也，回赠“皇恩宠锡”匾额，可谓恩宠备至。君臣二人就这样珠联璧合，互相利用，不亦乐乎。朱元璋对胡惟庸宠到极致时，谁告胡惟庸，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将举报者交给胡惟庸自己处理:老胡，这人告你，你看着处理吧。

这不明摆着让举报胡相者找死么？ 如此，谁还愿白白送死呢？

总之，胡惟庸受宠时，那可真是君之宝贝，无人可及。没人敢在朱皇帝面前说胡惟庸半句坏话，因为反胡即反朱，谁告胡惟庸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