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官与户口：编户齐民下的芸芸众生

原标题：流官与户口：编户齐民下的芸芸众生

编户齐民对国人来说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词汇。作为一个绵延两千年的政治制度，虽然屡遭反复，又体现出诸多不足。但总是充满独特的魅力，让历代统治者都对其趋之若鹜。

很多人对于编户齐民的理解，是想当然的将其等同于人口统计。所以，认为编户齐民是非常有意义的进步性举措。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人口统计与税收 是所有文明都必备的技能

古代世界的各个文明，往往都有自己的人口统计的手段与方法。由于人口统计与赋税和征兵工作挂钩，所以是很多地方都不能避免的重要工作。但无论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希腊罗马，还是具有更多封建属性的波斯和中亚，都没有一种治理手段能达到编户齐民的效果。

其他文明的人口统计与编户齐民无论相比，在立意还和结果上都是大相径庭。因为封建主或者总督往往要对各自的领地负责。如果发生天灾不去及时救济，酿成的民变就会毁灭自己和所属家族。若是封建主需要开战，就会给麾下的工匠下达所需数量的武器装备的订单，不会拖欠费用也不可能恶性杀价。所以，封建制度下的相关人口统计，只是在确定每一个人在封建系统中所需要承担的义务。

基层的豪强大族 往往也有保境安民作用

相比之下，编户齐民便是要在非常有限的人口基数上，压榨出尽可能多的资源。这其中既有赋税和生产力方面的需要，也有上层对人力资源的索取无度。今人想当然的人口大国概念，并非编户齐民产生的基础性因素。恰恰相反，编户齐民的产生，反映了制度设计时的诸多困境。包括人口数量不足、社会资源生产效率不高、土地数量有限，以及贸易网络的不够发达。

早在战国时期，编户齐民制度的雏形便以设计完成。诸夏原有的各级封建领地，被连绵不断的战火慢慢吞噬。各级贵族也在频繁的叛乱和争斗中失势或绝嗣，他们的封地往往被国君笑纳，成了王室的直辖领。然而，光是靠国君和他的家族无法统辖所有领地。唯一的选择就是授予某个人代理权，使其帮助自己去管理地方。这催生了后来的流官制度。

编户齐民就是要在有限的土地上扣出更多资源

可以说，编户齐民与流官制度是一对相辅相成的集权双子星。在数百年的战国历史中，类似的进程被几乎所有人在不断地重复。

但凡事都有与之抗衡的对立面。基层社会长期形成的封建制度残余，还是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在对抗着编户齐民的侵蚀。例如，很多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被略去不表的地方势力，就在国君控制军饷的周围，维持着自己的一方领地。流官们尽管带有君令，还是不能随意对这些诸侯后裔开刀。甚至在遇到突发事情时，还要找这些地方大族商量对策。

项羽的崛起 背后就是地方大族号召力的体现

因而，一直到秦始皇驾崩的前后，除了秦国直属领地外的地区内，还是流官郡县与封建豪强的对峙局面。正是这种社会基础，让秦末的农民起义，迅速转变为关东六国旧势力的复国之战。项羽本身不在楚国旧都故地，却在吴地享有很高的名望与号召力。同时代的秦国流官，也经常为如何从豪强领地内扣出更多人口而心烦。

随着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获胜，大汉王朝开始有了远多于秦始皇治下的编户齐民郡县。当然，为了获得这些郡县的控制权，长安的朝廷还是在更远的东方、南方和北方，都册封了诸侯王。后者继续依靠地方上原有的大族势力支持，成为了抵抗编户齐民侵蚀的保留区。这个进程一直到文景之治时期，才被汉朝皇帝们逐渐打破。因为有限的编户齐民地区，根本不可能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资源榨取。所以就需要定期补充入新的领地，以便汲取新的血肉。

编户齐民是一种双方义务不对等的制度

也是由于统辖人口和领地的数量远胜任何领主，皇帝的权力便不再受到任何大的制约。所有的官员与诸侯王只需要对皇帝负责，而不需要对治下的领民负责。流官只需要保证治下不出现大规模的民变，并按时交付中央所需的税收与物资便能仕途通畅。这个进程在汉武帝时代，便大大加速。越来越多的诸侯不是被取消封地，就是用推恩令分化瓦解。次级的地方豪强，则被大量捕杀或流放。剩下宗族体系，在流官之下苦苦支撑。

以往国民献出劳役和赋税，目的是为了获取强势领主的庇护。当编户齐民开始运作，社会被改造成一个扁平的形状，这种关系便宣告结束。国君和流官们虽然理论上还有对国民的义务，可实际操作上完全靠着个人自觉。仅仅是道德上的约束显然是不够的。任何有意愿的皇帝，都可以让他的流官将国家当作是自己的种植场，民众则是免费的韭菜。上位者对下位者只有掠夺没有责任与义务，皇帝也不需要有底线，只要愿意付出一些“名声”上的代价便可以为所欲为。

编户齐民世界的典型结构

所以，历史上关于编户齐民的讨论也多次发生。主流的士大夫都赞同保留它。他们认为这套制度能够将原本被封建主截留的资源如数奉还给朝廷，由中央统一调配实现按需分配。这是通往尧舜之世的唯一途径。可他们忽略了残酷的现实。当人们长期生活在责任与义务不对等的生活环境中，时刻担心自己被收割，便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安逸与富足的。这个结论在十几次王朝轮回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奈何大部分人依旧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