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重个人名位 曾让出红军总政委职务

原标题：周恩来不重个人名位 曾让出红军总政委职务

周恩来“立大志，不存大己”的高尚人格，还表现在他正确对待个人名位，他看重品德、名誉，而不重个人名位。

周恩来青年时代就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既努力学习“做事”，又努力探索“做人”。做大事要立志“革新”，做“伟人”要立志“革心”。他很珍惜道德意义上的个人名誉，甚至把个人名誉看作是“人生第二生命”，但他反对追逐个人利益的名位，指出不能“有邀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否则或“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周恩来年谱》第19页。)

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组织起来，个人如果离开组织是微不足道的。他时时把自己看成党组织中的普通一员，在党安排的任何岗位上都竭尽全力地工作，毫不计较个人的名位。他从内心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尽的职责，都是党的领导和人民支持的结果，一切荣誉应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所以他从不宣扬自己，也不希望别人宣扬他。

在重庆时，他不让《新华日报》刊登他的照片；他出国时，发现我驻外使馆挂有他的像，便恳切地让他们取下来；他坚决不同意把他在延安、淮安的故居辟为纪念馆；参观农民讲习所旧址，看到他的照片比别的教员大一些时，就要求换成小一些的，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的像不应超过他们”；他到工厂、农村、部队视察工作时，总是再三地对随从摄影记者说：“少拍我，多拍其他领导同志，多拍人民群众”等等。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他不追求个人名位的行动，是高尚品质的自然流露，是崇高人格的外化，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时，周恩来是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出头露面的事总是让别人干。他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总结性的意见。事实上，从1928年到第四次反“围剿”这一段时间内，他常常是全党工作的实际指导者和组织者，但他从来没有当过名义上的第一把手。红军长征时，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人多为筹码，要挟中央，如不解决“组织问题”(要求给他更大的权力)便“无法顺利灭敌”。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为了顾全大局，为团结张国焘，周恩来同毛泽东商议后，把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这与那些延揽权位、争功诿过、突出个人、甚至欺世盗名的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长期以来，人们对周恩来的辉煌业绩、高尚人格研究的比较多，认为他是个出色的实干家、高超的组织者，而对他在思想理论上的贡献宣传比较少。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创造精神、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比如，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方面，周恩来是做出了突出的重要的贡献的一位。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杰出军事家，1927年3月，他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27年8月1日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1927年秋至1928年初，全国许多地方的起义先后失败了。但有些地方的起义，像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等保留下来的队伍及时总结经验，改变攻打城市计划，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进军，创建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陆续创建了一些小块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在领导全国各地的武装斗争中，除肯定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外，还继续进行探索。1928年1月初，他起草的《中央致江西省委信》中指出了在南昌、九江等南浔铁路沿线进行暴动“必致流产”，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实行全省农村的武装割据，然后汇合起来，在各种条件成熟时，才能攻打该省主要城市的宝贵意见。这时，表明他已开始挣脱苏联“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已经萌生。在党的六大会议上，他因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强调根据中国情况，应重视农村工作，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受到许多代表批评指责。

六大以后，周恩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常委秘书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他继续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探索，多次召开军事会议，总结交流各地经验，特别是肯定和推广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和根据地的经验。(刘焱等主编《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第63-65页)

本文系《周恩来精神风范》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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