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国放弃对日索赔，日本人怎么看？估计听了中国人都会后悔

原标题：战后中国放弃对日索赔，日本人怎么看？估计听了中国人都会后悔

一、小野寺其人

小野寺利孝，日本矿工之子，日本偷袭珍珠港、中日宣战那年出生。

和所有的矿工一样，他的老爹也整年在地下作业，家庭贫困而无力，最悲惨的是，几年后，他的老爹得了尘肺病，被矿场解雇了。老婆和他离婚，儿子上学备受歧视，这就是他童年的全部。

后来，他努力考试中央大学，学的法律，毕业后做了律师。

童年伤痕，对一个人有终身无形的影响。当了律师的小野寺，常为公害事件中的受害人打官司，比如，尘肺病工人群体、核泄漏事件受害人。从心底处同情怜悯弱者，通过诉讼改变国家政策，是小野寺当律师的特点。

（站立者为小野寺利孝）

二、参观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

他为中国人熟知，也是因为做了件帮助弱势群体的大事——帮助那些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和家属，向日本政府索赔。

这起因于1994年。当年，日法务大臣公开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小野寺听了感到刺耳而羞耻。当年决定组建“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律师团”，免费帮中国人打官司，起诉日本政府，进行民间索赔。

为啥他对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反映如此激烈呢？这是因为几年前，他曾来到过中国，参观过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对日本侵华犯下的罪行有较为客观的认识。

1990年代初期，有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向日本驻华使馆写信索赔，但大使馆置之不理，受害者只好到日本直接提起诉讼，于是，这个“日本民主律师协会的干事长”，就担任了中国人的代理律师。

（为中国受害人代理官司的日本律师）

三、来中国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

“来中国之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之后，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说，到中国收集受害人证据资料时，对日本犯下的残暴罪行感到不可思议，闻所未闻，不敢相信。直到后来，他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听了中国受害人的讲述和证据，历史真相才一步步接近这个日本律师。

“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听不下去，不忍听下去……”小野寺说，日本公害事件，那些悲惨的受害人给他很大的冲击，让他对日本加害者感到愤怒。

但在中国，随着对侵华战争受害者的了解，对战争和历史真相的了解，他“不仅愤怒，还感到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心和悲哀。”这是因为——

第一、日本加害者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生的、整个家庭的，其伤痕至今未愈。

第二、加害者，即日本人和日本政府，至今不谢罪，也没有赔偿，受害者精神痛苦无法消除，正义一直未得伸张。

因此，他对这样的日本感到羞耻，“我甚至讨厌我是日本人。”

（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日本政要）

四、免费帮中国人告日本，咋想的？

“生我养我的是日本，我当然爱自己的祖国，”2000年代，小野寺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正因为我发自内心地热爱日本，所以我才希望日本能够很好地认识并改正自己的过去，最终成为中国人能够信赖的国家，我一直在为此而拼命努力。不达到这个目标我是决不罢休的。”

在日本，在小野寺的“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律师团”，有300名律师加入这个团队，他们为中国民间索赔诉讼代理诉讼，有的案件几个律师，有的十几个律师。这些案件有20多起，涉及日本全国各地。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代理都是免费的。费用由律师团的支持会出，支持会由日本各界人士组成，以募捐的方式筹集款项，他们的口号是：“战后50年，日本良心被拷问。”

另外，律师团成员自己也出钱，费用节省着花，律师开会都是“自己带饭”。

跨国索赔，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一起案件日本审理N次，8年10年才宣判的比比皆是。由于要请中国当事人到日本出庭，漫长官司下来，诉讼费和开销都是个天文数字。迄今已贷款2000万日元。

（律师团和中国受害者在日本）

五、状告自己国家的目的是啥？

最大的阻力和困难还不是经费，而是20多起索赔官司，除了一起不太成功的和解外，其余都是败诉。

拿着自己的钱，请中国人到日本打官司，向政府索赔又件件败诉，这些日本律师却还在坚持，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小野寺说，“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日本”，“日本只有对受害者负起责任，才能赢得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信任。以信任为基础，日中两国才能确立起真正友好、和平的关系，才可能与中国实现‘历史和解’。”

令人遗憾的是，在日本国内，“日本和许多日本人，都缺少‘和解意识’。”这又是为啥呢？

他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首先应该解决的就是赔偿问题，但中国放弃了赔偿，“因此，日本对战争受害者的存在视而不见，对战争责任完全回避，而如今受害国对日本不信任。”

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律师团的诉讼工作，使日本民众、政治家都能正视历史，承担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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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参考：

杨杰《在败诉中老去》（《中国青年报》2017年12月13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