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乐府观念及其《琴操》的创作（上）

原标题：论韩愈的乐府观念及其《琴操》的创作（上）

论韩愈的乐府观念及其《琴操》的创作（上）

吴振华

第470期

中唐时期诗歌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其中一个突出的成就是乐府创作出现新气象：既有元、白代表的新乐府诗人力图通过针砭时弊、补察时政的反映现实民生的作品，来推动朝政改革，以期恢复盛唐恢宏的气象；也有韩、孟代表的一派企图通过古乐府创作来重构士人人格，通过德化教育来影响士风，进而改造浇漓的世风，以期恢复古道，重建以儒家思想体系为主体的政治文化新秩序，再现中兴气象。尽管两派诗人创作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他们选择的路径却不相同。这主要由于元白、韩孟两派诗人对诗歌及其发展史观念不同，也由于两派诗人的创作方法有别，更与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相关。本文试图通过对韩愈乐府观念及其《琴操》创作实践的考察，来分析韩愈乐府诗的文化内涵，并揭示其文学史意义，以就教于通家。

一、韩愈道统观念与对古乐府的态度

韩愈在儒家思想体系传承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贡献，无疑在于重新建构儒家思想的“道统”。《原道》 为其代表作，核心正如林纾先生所指出不外乎“端”“末”二字，“端”是仁义道德，“末”是日用饮食之类 。这“末”其实是韩愈观念中“道”的实体：“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商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道易明，其为教易行也”。 韩愈要重建儒家道统，是出于继承儒家思想的自觉选择，我在《韩愈的文学观念》一文中有详细阐述 。在韩愈的文化视野中，他以“不平则鸣”为核心，勾勒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形态及其演变轨迹，并论证了儒家思想为什么应该占据文化思想主导地位的原因，因此他发出这样的誓言：“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韩愈的道统观与文统观是严密结合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道统正是依赖文统流传并被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也是韩愈非常强调文统的原因。

考察韩愈的文统观，主要建立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其中“六经”就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文本。“六经”（《乐经》失传，实际上只有五经）实际上是儒家礼乐制度、历史文化、诗词歌赋等文明成果的渊薮。韩愈等人追求复古，其道统、文统中除了文化史、思想史、诗歌史、文章史的内容外，也包含他的乐府学观念。因为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诗歌与音乐密切相关。从“诗三百，孔子皆弦歌之”，到汉武帝设立乐府机关采诗夜诵，乐府歌诗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佛教与道教的冲击，出现衰微的局面，乐府创作也跌入一个低潮；到隋唐时期混一区宇，才开始礼乐制度的重新构建，尽管在盛唐时期达到彬彬之盛，乐府歌诗也出现新的高潮，可是一场天荒地变的“安史之乱”将恢宏绚烂的盛唐秩序彻底摧毁；因此在中唐时代军阀割据、宦官专权的严峻形势下，再次重构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新秩序，就变得十分迫切，然而也正在此时同时出现了乐府歌诗创作的新气象。这绝不是偶然出现的诗坛奇异景观，而是文化复古思潮推动下乐府歌诗创作的必然选择。

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奇险一派诗人，为什么选择古乐府来进行创作呢？这要与元稹、白居易等人进行“新乐府”创作加以比较，才能弄清真相和原委。元稹的《乐府古题序》（《元稹集》卷上）说：“《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而纂撰者由诗而下十七名，今编为《乐录》。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其主要价值有以下几点：

（1）诗歌的分类：元稹将诗骚之后演变出来的二十四类文体，都当作“诗人六义之余”，其中 “诗”之后十七类，“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或“属事而作”，但是都可以称为“诗”，可以“度为歌曲”，可见元稹的文体分类意识主要是按照是否与音乐有关来划分的。

（2）诗与乐的关系：元稹认为诗与乐的关系经历了“由乐以定词”到“选词以配乐”的变化，第一个阶段，音乐不够发达，成为常式的是一些定型化的乐曲，在需要演唱歌曲的时候，乐府机构里的乐师，根据音乐的曲调，选择采集上来的诗歌去配合乐曲，可称之为以诗就曲阶段，诗多而曲寡。而后来由于音乐的发展，曲调繁富，诗歌跟不上音乐节奏的需要，需要创制新词，这就是由乐定词，或者称为以乐待词阶段，是曲多而诗少。产生这两个阶段变化的关键是音乐的发展，但是，单从诗歌角度来看，诗歌虽然是最早与音乐关系密切的文学形式，却逐渐走向与音乐脱离的徒诗形式，从诗经到汉乐府，再到唐代的新乐府，这条发展线索很明显。

（3）古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之别：元稹认为古题乐府“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强调的是乐府诗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特点，因此在当代，沿袭古题，重复老调，就成为赘剩的东西，失去了意义，即使运用古题，也必须“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当然最好还是自创新题，写出可以“贻后人”的当代新的乐府诗。

（4）重视杜甫新乐府的意义：元稹认为杜甫的新乐府虽然未必能播之管弦，但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新精神符合时代要求，因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可以作为创作的标的。元稹又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元稹集》卷上）中说：“余友李公垂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这一组新乐府诗非常重要，正是这些诗引出了白居易的庞大新乐府五十首，我们可以透过元稹、李绅、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唱和情况，了解中唐元和之际，有蓬勃发展的新乐府创作潮流的兴起。白居易的乐府诗创作强调“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等，与元稹的乐府歌诗观念是相同或相近的。这主要由于元、白等人自觉继承杜甫新乐府精神及他们任职谏官的身份经历，他们处于朝廷中心，渴望王朝中兴，要求革除种种政治弊端，故运用乐府歌诗的形式，向朝廷进谏，以期达到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政治目的。一旦他们离开朝廷，失去面见皇帝建言献策的机会，他们的乐府歌诗创作立刻走向停滞，转向独善其身的闲适诗创作了。

韩愈、孟郊的乐府诗创作与元白异趣。韩、孟久困科场，仕途蹭蹬，内心积郁了很多不平之鸣，需要发泄。然而从幼年时期开始的苦读儒家经书，又培养了他们正直光明、峻洁傲岸的人格。他们以儒家仁义道德约束自己，以担当天下道义的大志激励自己，以弘扬儒家道统大业作为自己的理想，所以特别重视对他们所接触的人施加影响，注意培养人格操守。这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就是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与操守。特别是韩愈为了道统的传承，十分注重师道，他在向学生传授知识、解答疑难的同时，更加注重“道”的传承。我们知道作家的观念决定他的创作方向，韩愈重视《琴操》的写作，注重通过古乐府的形式，表现自己的人格境界，是他乐府诗创作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这与韩愈早年的求学经历和入仕之后长期任职太学的环境有重要关系。要彻底了解韩愈创作《琴操》的寓意及其艺术特点，就很有必要考察他任职国子监的经历。

二、韩愈任职国子监与乐府观念的形成

韩愈三岁而孤，是在长兄韩会与嫂子郑氏鞠养下成长的。七岁那年，韩会应诏赴长安任起居舍人，韩愈随兄嫂由洛阳移居长安，开始读书习文。韩会以道德文章闻名当时，与范阳卢东美等被称为“四夔”，引荐韩会的正是著名古文家李华的族叔李西筠，而李华也称赞韩会有王佐之才。在韩会的教育和影响下，韩愈接受儒家思想启蒙教育，并以超人智慧在此后精熟儒家的典籍。

韩愈十岁那年，韩会卷入元载贪污巨案被视为元载党人，因而受牵连贬官岭南，两年后竟死在韶州。韩愈只好随嫂子回到老家河阳孟州居住，随后因中原发生内乱，韩家遭受乱兵洗劫，于是不得不举家避难宣城，直到十九岁赴京参加科举进士考试为止。韩愈进士考试颇为坎坷，三次落榜，到贞元八年25岁才中进士。接着三次参加吏部博学鸿词试均告失败，又连续三次上书宰相求引荐也如石沉大海，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就聘于幕府。

但是曲折的遭际并没有使韩愈沉沦自废，而是刻苦精进，在儒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诣。这与大历、贞元之际的复古思潮有密切关系，韩愈除了受家学影响外，还受到当时著名古文家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影响。《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为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梁肃是韩愈中进士时的副考官，他对韩愈的影响最大。梁肃非常重视儒家经典的研读讲习，他在《陪独孤常州观讲论语序》 中说：

晋陵守河南独孤公，以德行文学为政一年，儒术大行，与洙泗同风。公以为使民悦以从教，莫先乎讲习；括五经英华，使夫子微言不绝，莫备乎《论语》。于是俾儒者陈生，以《鲁论》二十篇，于郡学之中率先讲授。乃季冬月朔，公既视政，与二三宾客躬往观焉，已而公遂言曰：“昔文翁用儒变蜀，蜀至于鲁。当大历初元，新被兵馑之苦，今御史大夫赞皇李公为是邦，愍学道圮阙，开此庠序。自后孝秀并兴，与计偕者岁数十人。《子衿》之诗，起而复废；乡饮酒之礼，废而复兴。至于今，风俗遂敦。美矣哉！仁人之化也。抠衣之徒，承其波流，得不勉欤？”既诲而厉之，又悦以动之，朱轮迟迟，逮暮而归。士有获在左右，睹公之施教，退谓人曰：“夫四时继气而成物，仁贤继功而成化。是学校也，非赞皇不启，非我公不大。鼓之以经书，润之以仁义。君子得之，以修词立诚；小人仰之，以迁善远罪。泱泱乎不知所以然，以致夫政和而人泰。旧史记前召后杜，而南阳移风，民到于今称之。矧赞皇植学之本，与我公道之以德，德则有成，而未播于叙述，后人谓之何哉？鄙不佞，谨纪公之雅训，或传诸好事者云尔。

虽然记叙的是独孤及任常州刺史期间，通过在学校讲习《论语》弘扬儒学，带来士风、民风大化，呈现出政通人和的喜人景象，是大历初年经历兵乱后进行德治教化的重大尝试，但是其榜样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为“括五经英华，使夫子微言不绝，莫备乎《论语》”，可见梁肃已经具有传承儒家正统思想的理念，所以对后来者如韩愈的潜在影响更是十分深远。后来，韩愈不管任职太学，还是为官一方，都非常重视儒家德化教育。韩愈曾经先后担任过国子监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职务 。如韩愈《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说 ：“国子监应令新注学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资叙，不考艺能，至令生徒不自劝励。伏请非专诵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不以比拟。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试，然后放行，上副圣朝崇儒尚学之意。”这是他上书吏部要求国子监学官必须通过考试，具有儒学造诣者才能出任学官，反对“多循资叙，不考艺能”论资排辈的做法，从源头上从师资方面保证国学教育的质量。

他的《进学解》则描述了他清贫刻苦而诲人不倦的教书生涯：“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 尽管师生对话有自嘲调侃的意味，含有强烈的不平之鸣和身世之感，但是显然可以看出韩愈这位太学导师刻苦钻研儒学、勤勉训导诸生的真实情景，太学里的学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韩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并通过自身的实践传扬儒家思想是欲有所作为的，因为塑造学生的人格对改变世风具有重要作用。

当他离开京城贬官潮州之后，也没有放弃儒家思想的传播，而是在百废待兴的时候立即着手学校教育，他在《潮州请置乡校牒》 中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几者耶？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赵德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尽管是远离朝廷六千多里的偏僻荒凉之地，但是韩愈还是努力进行儒家德化教育，想通过一方的教化来改变浇漓的世风。由此可见他弘扬儒家道德观念的意志多么坚定。

通过行政手段可以解决由谁来教、怎么教、教什么等现实问题，而文学创作则可以通过人格精神的建构对士人产生更为持久深远的影响。这正是韩愈贬官潮州期间创作《琴操》的现实背景和心理动力。可以这么说，韩愈的乐府观念与他长期在太学任职或在地方官任期内注重儒家思想教育有重要关系，这一点与柳宗元区别很明显，柳宗元任职礼部，重视“礼”，关注朝廷新秩序的建构，他的乐府创作多为雅诗， 而韩愈重视“德”，强调士人的精神操守，注重的是人格建构。我们知道《琴操》属于乐府歌诗中的琴曲歌词，与中国古代琴曲及古琴关系密切，要研究《琴操》还应该考察一下韩愈听琴的音乐实践及其对古乐的态度。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