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趣闻 > 战争史料 > \

消灭高句丽,隋唐朝始终没有放弃的战略目标

原标题:消灭高句丽,隋唐朝始终没有放弃的战略目标

翻开隋唐史,征高句丽之战占据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自隋文帝开始,中国就将征讨高句丽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尽管多次面临失败,尽管可能导致国破家亡,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消灭高句丽。

消灭高句丽,隋唐朝始终没有放弃的战略目标

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隋唐君主不倦征伐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遗憾的是,大多数史书对于征伐的原因都是从表面上一带而过的,无非就是“不顺天命”、“不臣之礼”,没有涉及征伐的深层次原因。但是唐太宗的一席话令人深思,贞观十九年,在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堪称道出了征伐高句丽最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史书虽对征高句丽起因记载不详,但观察秋毫,主要原因在于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隋唐复兴构成了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对于隋唐,犹如前三世纪迦太基对于罗马,十七世纪满清对于明朝,十九世纪日本对于中国,二虎不可兼存,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消灭高句丽,隋唐朝始终没有放弃的战略目标

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决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是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具备与中国争夺东亚霸权的潜力。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句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季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一地级市大,人口也少得可怜。与其说是建国,不如说还只是一个部落领地。可是高句丽的领导人和其他民族不同,善于经营,长远筹划,能够立足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扩大地盘。对于中原王朝,采取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策略,如果中国出现内乱,则乘机侵占土地,增强实力。经过500年的不懈努力,至六世纪,高句丽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大唐崛起。

高句丽的国家结构兼有农耕和游牧两个形式,组织严密,国家军事潜力大,兵民不分,战斗力强。根据分析,高句丽人依山筑城,垦田游猎,以农耕为主;但又带有很强的游牧民族特点,秋冬之季是其狩猎季节,加上不断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游牧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样,高句丽在军事上,对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骑射都能吸收其优点,为其国家军力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征讨战争中高句丽军队进能远攻,退能守城的原因所在。相比较突厥这样纯粹“马背上的国家”,高句丽国家组织稳定,有正常的经济基础,军事潜在威胁也就更大。有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军事组织,高句丽也就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

消灭高句丽,隋唐朝始终没有放弃的战略目标

在意识形态上,高句丽保持着部落的纯朴民风,并未完全接受儒家文化。大家切莫将高丽和后来的朝鲜王国并论。朝鲜王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古国,而高句丽则不是。史载“高句丽礼灵星及日、箕子(中国商王室成员,商朝灭亡后逃至朝鲜半岛建国)、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可见,高句丽的民风是原始淳朴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别,虽也有中华血统,但又混合了西北少数民族的血统与彪悍。儒家文化讲究仁义,接受儒化的国家侵略性和危险性就会减退(除日本变异的儒学外),但高句丽则没有,因为中国商王朝时儒学尚未形成,故高句丽虽奉中国的商王室箕子为祖先神之一,却不认同儒家文化,反而受西北异族文化影响较深,高句丽对中国的威胁也就更大。

消灭高句丽,隋唐朝始终没有放弃的战略目标

六七世纪的亚洲国家关系上,高句丽的结盟和征伐已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六世纪,高句丽已在东北亚兴起,周围各国纷纷臣服,回纥等善战的游牧民族都已为其所用,就连强大的突厥汗国也已和高句丽结盟,不断侵扰中国的北部边境,相对于国家发展仅是雏形,极不稳定的突厥,高句丽是起主导作用,威胁更大。在朝鲜半鸟上,百济已成为高句丽的盟友,而另一个国家新罗则面临着高句丽、百济和日本三方的威胁,国家时刻都在生死存亡中。这时,高句丽的战略目标是:在朝鲜半岛,制定先消灭新罗,最后消灭百济,统一半岛的计划,不断加强对新罗的攻势,这是高句丽首要的战略计划。在北方,进一步巩固东北亚的根据地,慑服各族,对突厥采取结盟利用战略,分化突厥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挑起战争,以收渔利。对中国,首先积极备战;第二采取表面上绥靖政策,不断进贡予以麻痹;第三挑动中国河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和军阀们对抗中央(如北齐贵族等),破坏中国的统一;第四小股部队不断侵扰,削弱中国边防。

相对于高句丽来说,早已儒化的新罗国危险性较小,新罗一直也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这一点,隋唐君主们都是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唐太宗听说新罗被高句丽围攻告急时,下定决心要干涉的原因。

显示全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