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陈赓与同窗生死决战10年轶事

叶大鹰在拍完《陈赓大将》之后一年补写了一个"导演阐述"，在阐述里，他把这个电视剧定位为《一个英雄的传奇》，中心大意是:"一个民族不应该遗忘他们的英雄！"《陈赓大将》播出后，叶大鹰接受我们采访时有一次强调了这个大意:"我们不想评判历史，因为我们不是干这个的。我们干的就是讲我们民族的故事，讲陈赓这种奇人的故事，因为他们有伟大的人性。"

一场革命或战争造成的历史结局尚未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对战争的叙述回顾，总是会惯性地停留在由胜败导致的光荣与仇恨的基础上，光荣来自胜利，而仇恨因为是对手。当历史稍稍远去一些，重新检索战争中建立功勋的人物，遥想当年的风云变幻，他们所经历的奇关异险，以及在那种经历中百炼成钢的人物背后的做人原则和能量，不正是伴随漫长历史的英雄传奇？其中悲与喜的衡量都由于历史的境遇而耐人寻味。在我们告别了一个时代之后，难以告别的是这些时代英雄。

 

陈赓传奇开始的时代，中国社会的衰败、可悲和毁灭的迹象激发出各种要求改变社会的力量和理想，国共两党的主张代表着当时对新型社会的追求，无数想要改变中国面貌的理想主义青年都在这两种主义中选择自己的道路，1922年陈赓加入共产党，随后他又考入黄埔军校。

 

从今天的距离去看80年前的黄埔军校，无论是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还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都不是最迫切的任务，而是如何面对混乱的时局。正是那个历史环境造成了很多人身兼国共两党党员的奇特政治面貌，在当时，理想的轮廓对很多人来说也许并不像时局发展到后来那样清晰。1926年，在蒋介石重新制定政策，要求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声言"凡在本校本军里的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同志，不管是愿意脱离CP，或者愿意脱离国民党，他总要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在这个政策中，所有身兼两党党员的人都经历了人生道路的第二次选择，不同选择框定出了此后中国历史时期中敌对两方诸多重要成员，也延伸出跌宕起伏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陈赓虽然跟随蒋介石参加了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并在第二次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但校长的器重和同窗情谊都没有让他在这次道路选择中改变初衷，他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同时声明脱离国民党。同他一起报考黄埔、又经他介绍参加共产党的宋希濂，就是在这时退出了共产党。宋希濂后来被国民党派赴日留学，1930年回国后，很快就连续升任国民党军团长、旅长，1933年升任第36师师长时，军衔由少将升为中将，时年27岁，成为国民党最年轻的高级将领。这时候的陈赓在红军中只是个团长。到了1948年昔日好友分属的两党做最后决战的年代，宋希濂曾身居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14兵团司令的高位。

 

陈赓选择的道路充满艰难。1926年，陈赓被共产党派往苏联学习特种工作经验，这意味着随后他将进入特殊时期的特殊境遇。所谓"特殊"，就是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共产党进入地下状态，可想而知，叛徒对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是严重的威胁。顺应时世的突变，随即中央特科成立，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敌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机密，向组织报警，镇压叛徒，保卫中央机关。因为处境险恶，能够进入特科的成员都是身怀绝技，胆识超群的党员。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是与陈赓一同到苏联学习的同事，顾顺章后来的叛变虽然是他的耻辱，但叶大鹰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在那种险象丛生的景况中，人的灵魂所经受的磨砺。历史中顾顺章被捕与陈赓被捕不在同时，但叶大鹰在电视剧中设计出两人在同一牢房里的对话，无非也是为了对比陈赓在黄埔军校公开共产党身份时的那种坚定和道路选择后的坚毅。顾顺章是陈赓的上级，两人既是战友，又是同学，又是上下级，互相了解就如台词所说"像了解自己的手指"，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就要对比两个灵魂的对话。关于顾顺章的叛变有很多传说，叶大鹰在为《陈赓大将》收集资料时遇到一个传闻，说顾顺章招供之前在厕所里有一次惊天动地的号啕大哭，哭过之后走出厕所，全部招供。从他的哭声中透露的也许是意志在做最后的抵抗。顾顺章也做了第二次道路选择，不过是在一种没有尊严的处境中对第一次选择的背叛。

 

历史并不留给人太多的机会，战争逻辑比起这种机会显得更为简单，无非是胜与败、生与死，在这种简单逻辑中，道路的选择才显得艰难。而光荣与耻辱、得与失以及所有的情感与义气、品格与意志都在那简单的逻辑中被诠释，形成了不同质地的传奇。

 

陈赓的传奇色彩丰富，还在于他与对战双方都有非同一般过命的渊源。1955年，蒋介石在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时，曾提到黄埔军校时期著名的"黄埔三杰"；多年后周恩来对记者也谈到了同样的话题。他们都提起"三杰"中陈赓曾经救过他们的性命。1933年陈赓被捕大难不死，蒋介石没有杀害他，显然不能简单地归为那一次救命之恩，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阻挡了蒋介石才更符合战争逻辑，但那救命之恩才显得陈赓的命运有回旋的余地，蒋介石许诺："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便让你指挥任何一个师。"但他依然不做第二次道路选择，把自己置于生与死的边界。

由于陈赓的位置，他的传奇必定联系着一段历史。理想可敬，历史无情，他的戎马一生中竟有大约10年时间是在与自己的同窗旧友做生死决战，当那段历史远去时候，当事双方也许终能一笑泯恩仇，但风云际会的历史现场上，那又是一种与庄重的道路选择相互考量的内心伦常秩序。并非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考量、都走到过生死边界，陈赓与历史中交战双方的命运纠缠以及他在战争中几次大难不死，是他的传奇中不可缺少的意志与能量的光彩。从这种不可毁灭光彩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坚硬的东西，它比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更牢固、更持久。

 

1961年，陈赓58岁时去世，他的传奇终止得又是那么早，这与他的传奇一生又形成某种对比。

专访导演叶大鹰：关于红色故事

 

 

从《红樱桃》开始拍这种故事，当时是想找一个大点的故事，有传奇的要求。当时拍成那个电影很重要的是做了30多次采访，前辈人的子女将战争故事听得非常感动。所以就想拍这些奇人，他们都有伟大的人性。这次拍陈赓与其说是红色故事，不如说是英雄传奇。作为导演，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制造什么，也不能说我们拍了真实的陈赓，他太高了，以我们的境界根本没能力再现他。只能拍关于陈赓的故事。

 

 

 

 

 

 

 

 

即使是拍他的故事也都有很多限于条件拍不成，比如淮海战役，陈赓按总攻命令的时间出击，但他后来不想执行这个时间了，他要将坑道一直挖到阵线前，当时的指挥邓小平不同意，他跟邓小平力争，之所以敢抗命，一方面当时大家为着一个主义是敢直言的，另一方面他监听敌人的同时也监听粟裕向刘伯承的汇报(他是从特科出来的人啊)，粟裕也是按这个想法在准备，最后是挖到了离黄维部队30米的地方，29分钟就结束战斗。多精彩！但拍不了。

 

作为叶挺的后代

 

以前我不太敢说，现在我对此很自豪。所以拍《陈赓大将》这种题材就有一种责任感，感觉跟他很近。他是我爷爷的哥儿们，也就是我的长辈。他们制片方开始做的时候，我就想"怎么没找我拍？"真找到我了，我是一边答应一边紧张，拍陈赓找艺术刺激，也不是完成简单的工作，主要是他们家人的嘱托特别沉重。我们看了很多档案，那时候他们真是不一般啊，就说王根英的刚烈，她听说陈赓被捕了，就做了最后的打算，因为没有前途了，不是死就是叛变，她先把孩子从窗户扔下楼，准备自己随即自杀，可是孩子一扔下去招了很多人，她就没死成。至今陈赓大儿子的头上还留着一个大伤疤。

 

遥想前辈

小时候老想，我要是生在那个打仗的年代多来劲啊，到拍陈赓的时候，我就老想陈赓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真是由衷地佩服。据说帅孟奇在大牢里所有大刑她都过了一遍，就是扛过来了，自她之后，国民党对共产党高官就不再用大刑了，没用。我们虽然做人做不到他们那样，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就觉得曾经有那样的人，是我们的财富。有英雄的存在才有那些历史。

陈赓在中央特科的秘密生涯

 

 

◎葛维缨

 

一个斜仰角镜头推上去:手枪指向角落里的叛徒，陈赓身穿黑西装，拉低帽檐，侧面表情冷酷。电视剧里的场景并不完全出于虚构。1929年11月11日晚上23点，陈赓亲自指挥中央特科红队击毙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而亡"。尽管没有资料显示陈赓是否亲手杀死了白鑫，但这场被上海各大报纸写成"霞飞路暗杀案"的行动，显

 

 

 

 

 

 

然是陈赓情报生涯中最震动人心的一幕。历史比戏剧还要精彩。1928年到1931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的名字"王庸"，从来没有出现在陈赓自己的文字中，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作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和他的同志们保守了秘密。

 

中央特科没有留下大量详实材料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能掌握全局的周恩来、陈赓、潘汉年、康生没有公开任何信息，而普通情报人员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直属于某位领导，执行某一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老记者穆欣作为这段历史的最初研究者，早年曾多次采访过陈赓和一些特科工作者，他提供的材料由此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基础。

 

早期特科

 

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中共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半年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专门技术。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直接归党中央领导，并借鉴苏联经验，规定"三项任务-;-;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一条原则-;-;侦查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

 

初创的中央特科并没有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二科)，它只有两部分:红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总务科，为党中央办理杂务，比如采买、布置会场、安置同志。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包探、巡捕都以为，红队只有4条枪，威力却很大。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美国记者罗伯特•帕克曾写道:"红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反共的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这为它争得了‘打狗队’的名称。"红队具体工作安排，顾顺章在叛变后，为国民党写的《特务工作制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有所描述:"如果C.P.(共产党)今天要在某处开重要会议，就要通知红队到开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不保险的地方。他们的保护是利用电气及武器等，万一发生危险，他们立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各要人出去，这是在房内。房外保护，有自行车队员的巡查，还有许多做小生意的，皆负有保护使命。如果有人来破坏而发生危险，就用规定的特别记号按门铃，通知戒备。如他们有时为保护党的安全而杀一个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敌人家里，因事制宜，没有一定。内部同志自首者，他们便要设法活捉回来审讯，看看有其他阴谋和其他小组织否，然后再杀。……此外，如果C.P.经费缺乏，就要用非常手段，或其他方法来供给党。但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他们的党。"

 

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散发传单之类的活动，几乎可以半公开化。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也是顾顺章的副手。

 

情报科长陈赓上任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能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进行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汽车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中央特科的几位领导人周恩来、顾顺章等都是化装高手。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陈赓穿什么像什么。国民党将领张克侠第一次见到陈赓，说他"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我问他腿伤如何，他一会儿纵情跳跃，一会儿又下蹲屈腿，……我们十分知己"。"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有位同志在公车上丢了文件，不到两天就被流氓寻回。秘密工作的关系网逐渐建立起来。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谁也说不清楚。在顾顺章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上海军械局"、"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但是他向国民党供出:"第二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陈赓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情报工作者，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也是在陈赓主持工作以后，中共发展了几个重要的情报关系。

 

间谍

 

陈赓手里的王牌是杨登瀛。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以反共为首要目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直属于陈立夫。他同时又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张道藩有私交。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杨登瀛。表明身份后，陈赓切断陈养山和杨的关系，自己单线和杨登瀛联系。杨登瀛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上海各种警察机构之间的矛盾复杂，杨却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独立的身份又有权参加陪审。在政治上，杨登瀛并不可靠，据当时给他做保镖的党员回忆，杨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1929年10月，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派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杨登瀛一带回情报，安娥就及时抄送陈赓。这里也是杨登瀛和国共两路人马会合的地方，侦探和奸细都会来这里和杨接头，中央特科常会送来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杨登瀛的工作。随着杨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杨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杨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国民党"投诚"的叛徒被杨登瀛"拦截"，再交由红队处理的，记录在案的就有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等人。陈赓主持特科情报工作的时间里，杨登瀛是陈赓最重要的联络人之一。

 

除去和国民党的执法机关打交道，共产党的工作需要更高层的政治情报信息。上层的内线更隐蔽，情报工作维系全党安危。1975年，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才要秘书到《辞海》编辑部，说明袁世凯的谋士"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李大钊被捕后，他变卖居所，换得4500元营救，后来成为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多次用雪茄烟盒给中央特科送情报，晚年入党。周恩来要求:如果《辞海》编入杨度，应加入党员一条。上海律师界和新闻界也遍布中共眼线。周恩来和陈赓掌握了多个秘密上层联系人。斯诺的《西行漫记》里，第一次提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的故事。他主持的圣彼得教堂，是陈赓常常活动的地点。董健吾当过冯玉祥家人的英文教师，又对青帮了如指掌。1929年下半年参加特科工作，代号是"周二胖子"。他每星期去宋子文家里，陪宋氏的母亲倪桂珍做祷告。陈赓把这个关系交给了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刘鼎后来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个牧师，陈赓自己联系几个，把董交给了我，那段时间主要让他以牧师面目，和宋子文的母亲接近，了解蒋、宋情况。"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园"也是培育共产党子女和烈士遗孤的秘密场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都曾得到他的抚养。

 

营救与复仇

 

中央特科并不担负营救所有党员的任务。一般同志被捕由郭沫若、沈雁冰领导的"中国济难总会"营救，只有中央负责同志由特科负责。一般做法是买通国民党警宪机关，掩护被捕同志的身份，也会聘请律师。中央军委书记彭湃的被捕，却没有具备任何营救的因素。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后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做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1929年8月24日下午16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派遣警察驾红皮钢甲车来到白鑫家，一个一个按照姓名和照片拘捕了正在开会的5名中共党员，但对白鑫夫妇置之不问。周恩来因故未能出席会议。陈赓得知消息，立刻让杨登瀛调查，当天晚上查明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和范争波取得了联系，准备将中共军委一网打尽。8月25日，周恩来部署特科人员住在侦缉队附近，8月26日，陈赓指示杨登瀛参加对彭湃的审讯，并暗示彭湃，特科将全力营救他们。

 

彭湃等被捕后受到严刑折磨，将自己奋斗的历史一再向人宣传，对党的秘密却无半点透露。周恩来接到密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全部出动。8月28日凌晨，陈赓得到消息，彭湃等将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特科迅速买来各种器具，枪支则由"三民照相馆"的老板范梦菊运送。当范梦菊骑着脚踏车，将装有驳壳枪的小皮箱运到同孚路集合处，却发现所有枪支上都涂着一层保养用的黄油。特科人员用了约有一小时将黄油清洗干净，20人的救援小队这才来到囚车的必经之路枫林桥，在卡车上放了一个三脚架，摆上摄影器材，分别扮作导演等剧组人员。陈赓当时其实没有去现场，而是在附近的法国公园里接应，等了半天没有听到枪声，才知道耽误了时间，囚车早已经过去了。8月30日，彭湃等4位同志英勇就义。

 

白鑫被国民党迅速保护起来，陈赓要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得知白鑫身患疟疾。陈赓通知柯达文做好准备，果然，白鑫带着保镖找到了"达生诊所"，请多年的老相识柯达文为他看病。白鑫并不知道，他的广东老乡柯达文，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陈赓手下的特科人员，更不知道，"达生诊所"是党中央的会议场所，传染病房是高层领导的会议室。尽管白鑫更加警惕，更换了住所，直接住进了范争波在霞飞路和合坊的范公馆，并让范争波帮其筹备去意大利躲避，但并没有怀疑柯达文。陈赓将紧靠范公馆后面的房屋租下，派监视哨居高临下俯瞰。大约一个月时间，和合坊新开的门面房，范家女佣的洗衣妇朋友，弄堂口修自行车的小贩全部换成了中央特科的耳目。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轮船号，甚至范争波送去码头的细节全部被周恩来、陈赓掌握。11月11日，杨登瀛陪同张道藩前往范公馆，确定了白鑫晚上23点离开上海的计划。下午，陈赓亲自带领十来名红队队员陆续埋伏在弄堂里。到晚上22点多，范争波的汽车带了另一辆车来接白鑫，停在弄堂口，佣人们开始往车上搬行李。23点左右，白鑫走出范公馆，他身穿藏青色西裤，上身穿灰哔叽绒衫，旁边还有范争波兄弟和保镖共7人，走向汽车。离汽车还有几米远，特科人员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大喝:"不许动！"白鑫被掩护着向北逃走，保镖们和特科队员展开枪战，一名保镖被打死，白鑫一边逃跑，一边掏出手枪准备还击，但还没开枪，就被特科人员逼到了角落里，子弹射穿头部，当场毙命。据赶到现场的《时报》记者报道，白鑫的尸体"侧身蜷卧，背靠于门，食指犹伸入扳机上，做射人势"。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经巡捕房勘查，共射出90多发子弹，打死5人，打伤3人，而特科无一伤亡。

 

可能改变历史的叛变

 

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曾经被亲手抓捕他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说成是"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比陈赓大8岁的顾顺章，出身于上海贫民窟，他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多次领导罢工和工人武装，缔造了红队的雏形。后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向忠发共同领导特科工作。他自己能徒手无声杀人，作战勇敢，红队中有一些人是他的徒弟。罗伯特•帕克写道:"顾顺章渴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得到重视，身为杜月笙青帮的一员，顾顺章很快就能接触到上海各警察队的情报。他还经常出入夜总会，吸鸦片，以魔术家化广奇的名字在著名的大世界娱乐中心表演。大世界是一幢高高的、像结婚蛋糕一样的建筑，里面提供各种形式的娱乐，从跳舞、卖淫到射靶、轮盘赌。张国焘曾经说，‘顾顺章的外表和习性有点像花花公子’。"这些因素让周恩来感到不安，1931年4月，周恩来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武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当，何时转船，何时按照暗号乘坐黄包车，顾顺章对张说因为他曾用化广奇的名字多次在武汉游乐场表演，所以朋友很多。4月8日张国焘得到安全交接，顾顺章却不顾周恩来反对，留在了汉口，在德明饭店公开表演魔术，还到处张贴"化广奇"的海报。4月24日，一个叛徒认出了顾顺章，国民党武汉侦缉处的蔡孟坚逮捕并审讯了顾。蔡曾经写回忆文章说:"顾一进门就说:‘我不是普通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中央常委，和周恩来平起平坐；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机关由我安排。这次我护送张国焘任豫鄂皖边区的主席，你找到我，对国共两党都有好处，我不能多谈，留下重要的问题，请你安排我与蒋委员长商谈。"蔡孟坚于是决定"大方些"，尽快送他去南京面见蒋介石。

 

4月25日，顾顺章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各大办事处和联络点，造成十余人被捕。顾顺章要求，在他人到南京之前，绝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以免走漏风声。但是武汉方面已经向南京的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打了电报。

 

亮出底牌终结特科

 

就在这天晚上，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办公室接连收到6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每封都写着"徐恩曾亲译"。当晚是星期六，办公室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一人。他手里掌握了徐的密码本，迅速译出所有电报后大吃一惊。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被捕，并已自首，迅速押解至南京，则3天之内中共中央将全部肃清。第二封说将用兵舰运送，第三封则改由飞机送，因为黎明认为兵舰太慢，而且绝不能让徐左右的人知道这个消息……

 

钱壮飞记下电文，又封好电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出"京沪路行车时刻表"，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快到上海，将此事转告李克农，再报陈赓。

 

将近30年后，徐恩曾在其回忆录里讲到钱壮飞的时候，还惊骇不已地说:"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顺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3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4月26日凌晨，李克农在上海接到情报，立刻告诉陈赓，陈赓上报周恩来。一天之内，一切顾顺章可能侦查的人员全部转移，废止一切顾顺章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上海中央特科人员全部调换。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先去徐恩曾中山东路的办公室，一见到门牌，顾顺章就说，"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安插的核心间谍……"随即供出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等所有领导人的地址和办公网络。尽管一网打尽共产党的计划未能得逞，和盘托出的顾顺章还是让中共受到了损失。当时被杀的领导人包括恽代英、向忠发、邓演达、蔡和森等。周恩来前往广州，上海党中央基本撤离，陈赓隐藏在天津。中央特科由陈云、潘汉年和康生接管，以后几年的工作以处理顾顺章叛变的遗留问题为主。继续留在特科的陈养山曾经著文说:"负责干部大都撤离，党的组织均遭破坏，到1935年，上海的保卫组织已不存在。"

军人陈赓：被各种传奇所笼罩

 

记者◎李菁

 

陈赓与傅涯的三个儿子如今都算是子承父业，其中陈知建离休前是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陈知庶曾任驻港部队副司令员，现任甘肃军区司令员；陈知涯则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

 

 

 

 

 

 

 

 

在陈知建看来，长年来，父亲一直被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所笼罩，诸如陈赓救蒋、陈赓蒙难、上海特科的红队传奇等等，"以至于人们忽略了一个军事家真实的军旅生涯和漫长的将星之路"。在陈知建看来，"最本质的一点，父亲首先是位优秀的军人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在陈知建看来，陈家的"尚武"传统应追溯至曾祖父那里。"我的曾祖父是位传奇式人物，他青年时从了军，由一名伙夫开始，屡立战功，转战十几个省，官拜花翎副将，是湘军中最有战斗力的曾国荃部的一员战将。"

 

原配妻子去世后，曾祖父又续娶了一位，这便是陈赓的继祖母。"我的曾祖母是位女侠式的人物，精武艺、善骑射，十几岁时便成为替天行道的女侠，后投奔湘军，在曾祖父帐下当了一名骑士。直到五六十岁时，曾祖母蹿房越脊仍如履平地。"

 

陈知建说，"就像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大英雄一样，曾祖父在父亲心目中，也是位大英雄"。曾祖父后来解甲归田，置地盖房，繁荣陈氏家族，也许觉得自己年轻时候厮杀过多，曾祖父不让自己的儿子当兵、做官，但到了陈赓这一代，尚武从军的传统已流淌进他的血液里。加之自古湖南民风剽悍，"无湘不成军"，受家庭和地域的双重影响，13岁那年，因为不愿意与一位比自己大两岁的富家小姐成婚，父亲离开了正在就读的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偷偷跑到湘军当了兵。又怕家人追查，于是将学名陈庶康改成"陈赓"。老一代共产党人林伯渠当年在旧军队里视察湘军时见到陈赓，当时就感慨一句:这么小的孩子也在这里当兵呀！

 

陈赓的经历与许多将领有所不同。他念过师范、英文，受过正规的初级军事教育。在黄埔军校一边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一边参加战争实践，这都使他受益匪浅，"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他的经历和素质是令人羡慕的完美"。陈知建对陈赓的评价，不止是出于儿子对父亲的尊敬，更是一个军人对另一位军人由衷的敬佩与赞赏。

 

活跃幽默，善于交际的陈赓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有密切接触。他看到恽代英忙于工作睡眠不足，就趁他睡着时用墨把他的眼镜片染黑了，让习惯戴眼镜睡觉的恽代英总以为天还没有亮。"父亲身上有很特殊的一点，国共两党领导人都很喜欢他。他和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没有经历过战争那种生死洗礼的人，是不会理解的。父亲跟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开的玩笑，可能在别人眼里都有点过火。"陈知建说，有几个人的玩笑，父亲是很少开的，比如彭德怀和邓小平。但参加朝鲜战争时，每当彭老总的火爆脾气又发作，有些事情僵在那不好办时，也只有陈赓能出面协调一下。

 

"幽默"，在一些特殊环境下，更是一种智慧的体现。1959年，话剧《蔡文姬》公演，郭沫若想为曹操"翻案"却翻过了头。演出结束后郭沫若请大家提意见，老帅们都在，陈赓见没人说话，就开口道:我来说两句，曹操该填表了(指填入党志愿书)，老郭可以当介绍人了。大家哈哈一笑。

 

虽然身为残酷战争中的一个军人，但陈赓被公认为是一位有"人情味"的军人。陈家的孩子都知道父亲看重身边的"五大员":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司号员和饲养员。尤其对司号员格外看重，"他经常说，司号员的工作最危险，人家蹲着他站着，人家趴着他蹲着，也是部队的精神领袖"。也正是陈家子女的提醒，电视剧也特地安排了陈赓请五大员吃饭的镜头。

 

陈赓是一个念旧情的人。对曾与自己出生入死的伙伴，他一直念念不忘,想方设法寻找。这一次，正参加重走长征路的陈知建在四川遇到了父亲当年的一位马夫，兴奋不已，因为他知道父亲已经找了他很多年。

 

即便对"你死我活"的敌人，陈赓也表现出其有"情"的一面。"有一次战役打完后，父亲和部下视察战场，他身边的一个战士踢了一脚死亡的国民党士兵，父亲特别愤怒，说他已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了，你怎么还侮辱他？"

 

1949年，当父亲率领十几万大军进军两广之时，其属下的第15军有一个战士要离开部队，去香港继承一笔遗产。这在部队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说他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代表，众口一词主张要枪毙这名战士。父亲正好骑马经过这里，他命令立即将这位战士释放，让他回家继承遗产。面对不解的战士，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让他去吧，将来海外又多了一个帮我们说话的人。"这个战士后来果然成为旧金山的一位爱国侨领。创办哈军工时，陈赓把教授都让进了条件好的小楼，而他和一些老干部们住进了仅8平方米的平房，对此，很多老革命颇有意见。陈赓只是微笑着说:"你们有你们的二万五，别忘了，他们有他们的十年寒窗苦。"在那个年代，能有如此胸怀的人确实不多。

 

作为一名军人，陈知建最大的遗憾，就是16岁那年失去了父亲，再也得不到他的口授亲传。若干年后，陈知建得到了父亲当年的"作战经验总结"，以后，"我多次梦见在交趾城见到父亲双手扶杖坐在一个草棚下休息。我向他请教40师的战斗评价，他笑嘻嘻地说:‘打得不错！就是伤亡大了一点……’"醒来时，已泪湿枕巾。交趾城，是云南省文山州麻粟坡县老山脚下的一个边境小村。1950年7月18日，陈赓受胡志明主席的邀请和党中央派遣赴越南参加越北战役，此地是陈赓赴越前在中国境内休息的最后一站。

1960年冬天，陈赓带着孩子们去了上海。此前，他曾对夫人傅涯说过，之所以不愿意去广州是因为他是病号，会给正在那里开会的中央领导增加麻烦；二来上海是他出生入死战斗多年的地方，有着深厚感情。所以当上海方面邀请他去养病时，陈赓欣然同意。在火车从浦口过长江的轮渡上，陈赓给孩子们讲他东征时救蒋介石的那一段，以及后来蒋介石在南昌劝降他的故事，"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给我们讲的最长的一次故事"，陈知进说。

 

那一次，陈赓与傅涯还带着孩子们参观了敌伪时期的一个监狱，回来后，陈赓对傅涯说，他做的这一切，只是想告诉孩子们他们曾经经历的一切，"我不知道若干年后，孩子们还能否理解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陈赓去世时，傅涯坚持要为他伤痕累累的两腿拍照，说这是陈赓的遗愿，要让后代记住他革命历程的艰辛。陈知进深深体会父亲的一番苦心，"他怕我们忘了他们经历的岁月，但我想告诉父亲，我们从来没有忘，也永远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