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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林:中国电影要把叙事权夺回来

原标题:汪海林:中国电影要把叙事权夺回来

笔者的朋友,电影《战狼》的编剧刘毅去非洲,牵骆驼的导游一直跟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叫“IPman”,前后看了16遍,刘毅想了很久突然意识到:导游说的电影是《叶问》吧?根据粤语音译,《叶问》的英文名叫“IPman”。那时笔者就想,《叶问》这部电影的意义何在,好看的电影很多,非洲小哥为什么如此疯狂地迷恋“IPman”?继而,世界上公认影响最大的中国电影人为什么是李小龙?

因为,叶问也好,李小龙也好,都表现了弱小民族不畏惧强权奋起反抗的精神,传递出强不能凌弱,弱可以胜强的东方理念。

好莱坞电影确实好看,在叙事技巧、情感表达、电影技术上都有独到之处,但是看着好莱坞影星老是在电影里开着飞机、坦克满世界打,吓唬第三世界人民。比如《速度与激情》这种,在其他主权国家大打出手,好看是好看,但谁愿意老被人吓唬呢?

因此,我们要有一种有别于好莱坞电影的表达,有别于西方的表达。亚洲的历史,东方的历史,不能成为他者的风景,我们要把叙事权夺回来。

一些中国导演去好莱坞学习类型片的叙事技巧,本以为类型片叙事与电脑技术、或者汽车制造技术一样,本质上也是一种技术,与意识形态无关。但实际上深入研究会发现,叙事不仅仅关乎技巧,它是有公式的,而公式往往蕴含意识形态。

比如描写英雄,好莱坞电影往往需要为英雄找到某个具体的情感载体,比如拯救家人、朋友等等,从不不强调英雄为了某种理念献身。而在东方叙事中,比如忠、义等都是相对抽象的概念,很多东方英雄是为捍卫理念而献身,而这个在好莱坞电影的叙事逻辑中不成立。比较典型的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程婴出于“忠”,献出自己的儿子,替主公的儿子去死。那么,按照好莱坞电影的叙事逻辑,这个人物难以成立,更谈不上是英雄,因为好莱坞电影中的英雄大多是为自己的孩子去做某件事。所以,这种差别不仅仅关乎叙事技巧,更关乎意识形态了。《赵氏孤儿》中有个人物叫韩厥,他身为将军要追查赵氏孤儿的下落,却知道赵氏是忠良,发现孤儿后,韩厥把他放了,出于良知韩厥必须这么做,出于职责他又不能这么做,韩厥选择了自杀,忠义两全、舍生取义,这就是典型的东方价值。日本、韩国以及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的文化当中都有类似的叙事,也知道忠义的含义,因而能够理解《赵氏孤儿》的故事,要把这样的故事拍好,用西方的视角以及叙事技巧,是难以实现的。

日本学者杉原熏说,种植水稻的民族是这个星球上最勤奋最能吃苦的民族,水稻一年几熟,必须兴修水利进行灌溉,需要集体主义,需要团结合作。整个东亚地区的崛起,杉原熏将之命名为“勤劳革命”。勒紧裤腰带的忍耐意识,原本薄弱的资本,资源在勤劳意识的作用下快速积累,分配过程中不是按西方的生产要素进行分配,而是东方的 “公正”原则进行分配,寻求家族的共同富裕。这是属于我们共同的文化特质。我们的文化内容,应该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进行表达,而不是在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展开思考,造成内容和文化的割裂,内容和思想的对立。2019年上映的中国电影《流浪地球》至今获得了46.86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这部影片在电影工业方面的进步当然可圈可点,但最重要的是影片传达的价值观是东方式的。围绕世界末日这个主题,西方有过很多叙事,但核心基本来自《圣经》中的方舟方案,就是挑选极少一部分人,信仰最虔诚的、最优秀的或是最有财富的可以活,其他人都活不了。而《流浪地球》中“带着家园去流浪”的情节,体现出的是愚公移山的价值观,是《三国演义》中刘备带着新野老百姓撤退,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带着老百姓一起转移的传统,我们的社会文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价值之上的,是有别于方舟方案的中国方案。我们在力求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将来自自身文化的叙事,落到中国的作品上,除了应该具备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之外,还要有中国立场、中国表达。

我们所理解的走向世界,不应简单等同于走向西方,而应放眼广阔的第三世界,放眼全世界。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我们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需要朝向跟我们有着近似处境和相似记忆的发展中国家,既要从自身传统出发寻找自己的叙事方式,也要创造性地开发出新的东方叙事,以适应今天日新月异的世界,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作者是编剧、监制、制片人,本文是作者在第16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上的演讲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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