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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日军成立联合政府阴谋破产

日军侵占南京之后,第一件事是要成立一个政府,因为要是没有这个行政组织,那么对中国的老百姓,就没有一种统治力量;而且苏、浙、皖三省的治安,日军无暇顾及,所以酝酿着要组织一个政府,作为代替国民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虽然"维新政府"已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但日本方面最高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还不满意,因为他早就拟了一个计划,北方请吴佩孚出山,南方则以唐绍仪作为对象,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这样就可以统治一切了。他们在北方对吴佩孚的笼络工作,做得很明显,而在南方拉拢唐绍仪的计划,却进行得很秘密,一点也没有消息走漏出来。

 

唐绍仪:爱好古玩斧下丧命

唐绍仪在民国史上,身世显赫,他虽然不是国民党的开国元勋,但是做过南北议和的清廷代表,和国民党有密切联系。国民政府成立之时,对他也相当器重,因为当时分驻各国的大使政要,都是他的亲戚故旧,只是对他本人,反而无法安置。

唐绍仪是广东中山县人,后来国民政府就请他做中山县县长,而且把中山县政府的组织,改变为直属于中央的"模范县",县长是简任职。唐氏对这个职位未必满意,但因一时无事可为,只得勉强走马上任,他内心其实是很委屈的。

唐绍仪当了中山县模范县长之后,就引用中山石岐的许多同乡担任县府大小各职,又因为他是石岐唐家湾人,所以多数职员都是姓唐,他自己就住在唐家湾花园住宅中享清福,对政务极少过问。过了一个时期,这个模范县,不但没有什么模范的政绩做出来,反而当地人的控诉状如雪片一般递到中枢,大概有好几件事牵连甚多,胡汉民力主彻查,于是唐绍仪连小小的模范县长都做不成了。

此后,唐绍仪便移居上海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旧宅中,韬光养晦,颐养天年。

唐绍仪的日常生活是很奢侈的,单单每个月的雪茄烟费用,已堪惊人,就因为开支浩繁,积蓄越吃越短,所以日方和他几度秘密接触之后,他就有点半推半就的意思,并且搬到一座很大的洋房中,草拟改组联合政府的计划,消息秘密得很,当时上海极少人知道。

那时节静安寺路上有一幢华安合群保险公司的大厦,巍然矗立于跑马厅前面,这是上海一座极著名的建筑物,这大厦除了下面三层作为公司之用外,其余的都租给西人居住,作为公寓。

八一三战争开始之后,小部分西人离开上海,但是大部分英美人还未撤退,这座大厦,就有若干房间空出来。我有几个朋友,把它租了下来,租约是长期的,以一年为一期。租金相当昂贵,因此这几个朋友,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它作为十个人共有的集合场所,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一早都跑到那边去谈生意、进早餐,我则每天午餐之后,总到那里去午睡,而且因为有热水设备,各人的家眷常来洗澡,晚间大家约点朋友来聚晤倾谈,那里有连着的四间房,所以有时也在这些房间中设席宴客,其中一间房间,常有人打麻将和玩扑克,所以租金的维持,可以应付裕如,尤其是那时上海很少高楼大厦,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兴致很好。

一天,华安公司当局极诚恳地来和我们商量,要求我们退租迁出,并且允诺给我们一些补贴。我们因为有合约在前,当然严词拒绝,华安当局显得很尴尬,次日又继续派员来讲,说是:"这不是我们公司爽约,而是日本人指定要这层楼的房间作为他们办公之用。"我们听了这些话,便觉得这个租约无法坚持,于是就在第三天默默无言地退了租。

初退租时,我们十个人纷纷通知亲友,再也不要到华安大厦来,免得遭到麻烦,但是百密一疏,有一位朋友的岳父,不知道这件事,他仍然闯到这个房间去,见到房间里的人很多,且都不相识。那位老人家气派很好,所以坐在一旁,有人敬茶递烟,待以上宾之礼。他坐了好久,不见熟人来到,心中正在奇怪,突然有一个书记模样的人来说:"唐先生现在有空了,请你到里面去谈谈。"那位老人家一时想不起哪位唐先生,施施然地跟了那人进去,看见房中坐着一位正是他的旧友唐绍仪,两人已十多年未见面,当然双方寒暄一会儿,后来唐绍仪问他:"你想担些什么职位,我可以代你设法。"那老翁一听此言,心知不妙,就说出:"我原是这个房间的常客,我是来看我女婿的。"唐氏才明白,这是一场误会,依然很客气地送他出门。

我们迁出华安大厦之后,本以为是日人借用,后来经这位老人家的说明,才知道原来这个房间已被唐绍仪租用,其中有一位朋友心中很不服气,竟然走到华安去交涉,华安当局吞吞吐吐不敢说明真相,只把新租约拿出来给他看,签约的果然是日本人,语气中还隐隐约约表示唐绍仪已经"落水",那位朋友才无言而退。

不久,报纸上隐约透露出新的联合政府正在组织中,并且显示某元老将出任"总统"。我们朋友间就推测到这位总统的人选,必然是唐绍仪了。

时隔不久,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九月三十日,报纸上又爆出一件唐绍仪在自己住宅中,被人用利斧砍死的新闻。新闻中说,唐氏爱好古玩,有不少相熟古董商人,常在早晨带了大小不等的瓷器玉器等向唐氏求售,其中有一个最熟的掮客姓谢,那天早晨手捧着一只四五尺高的大花瓶,坐着汽车,伴同一个姓林的人,手中拿着一个楠木小盒,去见唐绍仪。当时守门的人,因为姓谢的是常客,所以叫他把汽车开进住宅内,即刻再把园门锁上。

谢、林两人进入内室等候,唐氏起身之后,只有一个女佣端茶奉烟,姓林的人就把楠木盒中的八件玉器一一取出,唐氏细加把玩,爱不释手,待女佣退出之后,姓谢的就在大花瓶中,突然抽出一把利斧向唐绍仪后脑劈去,伤痕深达二三寸,唐氏未出一声已经瞑目而逝。之后,姓谢的从从容容地还是捧着花瓶出来,由姓林的人将内室的门锁上,同时还作鞠躬道谢状退出。

守门人问姓谢的人:"你的花瓶怎么没卖掉?"姓谢的就说:"老爷看不中,也没有办法。"说完这句话,守门的人就开了铁闸让他们登车扬长而去。

唐绍仪总统没有做成,老命反而因之送掉。

唐绍仪做不成联合政府的总统,竟死于非命,无数人对他的不保晚节深为惋惜。而最感失望的就是日军当局,因为他们认为唐绍仪是组织联合政府的理想人选,现在唐绍仪一死,他们又要伤脑筋了!

唐绍仪惨毙之后,日方着令租界警方全力出动调查侦缉,认为谢、林二人隐伏租界之内,非拘捕归案不可,何况当时惨案现场,还遗留着一盒用楠木盒子装的古玩。

原来盒中的古玩,共有八件,其中一件还紧紧地握在唐绍仪手中,大约姓林的人见到唐氏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不免有些心慌,就匆匆离开现场,这盒东西,也就留在唐氏陈尸的室中。

这些古玩装在一个很精致的楠木盒中,盒盖上刻着四个大字,下款刻的是"莫席氏珍藏"。警方得到这件东西,就召集几个古董商人来研究,问这盒东西的原主是谁。几个古董商人一看见这件东西,都面有难色,不发一言。后经警方再三追问,才有一人说出,莫即洞庭山的别称,席姓是洞庭山的大族。警方得到这线索,就传讯一位曾经做过银行买办的席某,这位席某年事已高,一点受不起惊吓,很痛快地说出来:"看来这是席裕昌的东西。"于是警方接着就传讯席裕昌。

席裕昌以律师为业,家中十分富有,喜欢收藏古玩,他家中的一切家私设备都是用楠木制成的,而且在苏州自建花园,规模不小。

席大律师在上海本也有相当声誉,可是八一三战争之后,一因年事已高,二因业务清淡,所以就靠出售历年珍藏的古玩来度日。在唐氏命案的前几天,姓谢的古玩商人对他说:"你的那盒‘翠玉八骏’,我已经有了买主,现在我想拿去给他看看。"席裕昌认为谢某向来很有信用,所以就把这盒八骏交给他,后来报纸上一透露这件命案,席氏看到了,不但惊骇,而且大跳其脚,认为姓谢的定会带了这盒古玩逃逸无踪了。

一天,席裕昌正在愁眉不展之时,忽然警方来了四个人,传他到四马路总巡捕房去问话;他本来对捕房中人都很熟稔,但是这一天他也提心吊胆起来,怕牵涉自己头上。到了捕房,他承认这盒东西的确是他的,是由一位姓谢的古董掮客取去代为经销的,当时许多警探都很原谅他,唯有一个日籍警探不以为然,说:"这是珍贵的东西,何以会轻易地落在别人手上?"席裕昌迫得没有办法,推说:"这件古玩,并非上品,乃玻璃做的,价值不高,所以随便给姓谢的拿去。"日籍警官也看不出是真是假,竟被席裕昌这句话混过去了。后来席氏便把姓谢的店铺以及日常行踪一一告诉了警方,方才脱身。

警方得到了席氏的资料,便大事搜索,但是四处搜寻,都不得要领,大约隔了十五天光景,席裕昌收到一封由香港发出的谢姓来信,笔迹很工整,词句很婉转,向席氏道歉。席裕昌得到这封信,即向警方报案,同时向警方申请发还这件古玩,其中有一个华籍捕头对他说:"你申请发还,夜长梦多,不如另外仿制一盒,偷天换日,省事得多。"

事前,席裕昌为了销售这件古玩,早已摄成许多相片,于是连夜请人依照相片雕刻同样的八骏,以假换真,才收回他所失去的原物,只是一只楠木盒子还留在捕房。

后来,捕房得到席裕昌报案的一封信,与在谢姓人家中搜到的许多文件,核对笔迹完全相符,因此也在毫无办法之下销案了事。

那时节,租界捕房贪污成风,连日籍警官也同流合污,可是日籍警官,不知真的古玩已经换去,他提议将这盒古玩大家瓜分,他拿了四件和一只楠木盒子,其余四件由华籍捕头拿去。

这件案子,表面上好像已结束,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姓谢的人在最初一个月,始终匿居白克路(今凤阳路)一位老中医马寿民家的一间斗室之中,未离上海一步。马寿民即已故名医丁济万的舅父,他原本不认识姓谢的,这个小房间是由当时在上海办小型报的毛子佩承租,姓谢的来居住,也是由毛氏领去。毛对马寿民说:"这人是写文章的,他预备在这里写一部书,你们每天只要供给一些茶水,吃的东西有人会按时送来。"马寿民年高龙钟,不以为意,就让他住下去。有一家包饭作(即定做递送客饭的。-;-;编注)天天将饭菜送到,他闭门独食,马氏家人始终不曾同他谈过话。

住了一个多月之后,此人才一去无踪。隔了很久很久,连毛子佩也失踪了。直到抗战胜利后,毛子佩为了表示他的功绩,才把暗杀唐绍仪的经过透露出来,连香港发的那封信,也是预先布置好,由香港工作人员代为付邮的。

至于席裕昌掉换回的那八件古玩,原来是价值连城的翠玉雕刻的八骏,这种翡翠,叫做"玻璃翠"。雕刻之精不必说,单就翡翠而论,其价值已经无法估计。现在时势转移,翡翠涨得比一切都贵,如今这盒翠玉八骏,又不知落在谁家了。

吴佩孚:顾左右而言他

唐绍仪死了之后,日本人大为失望,因为这块老招牌的号召力,在华中地区真是不作第二人想,但唐绍仪在死之前,何以拖延着迟迟不到南京去取"维新政府"而代之呢?因为唐绍仪提出的名目,要把新的政府称做"联合政府",他不愿当主席,要做总统,华北方面已经成立的一切组织,都要归联合政府管辖。这一点就受到华北方面的反对,因为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在先,认为新来的媳妇,何以竟要做起阿婆来?而且反对用总统名义,认为总统一定要人民投票选举才行。为了这点争执,时间便延宕下来,结果弄出这件惨案。

北方笼络吴佩孚的工作,因南方唐绍仪一死,做得更积极。本来吴佩孚住在北平东城什锦花园,门庭冷落,车马稀疏,但是吴氏的声望,名震全国,所以日本军人要演成这台戏,一定要利用这种大角色的名望来号召。可是,吴佩孚主意甚坚,尽管日本人百般诱惑,仍不为所动。

吴佩孚在那时对时局绝口不提,许多人去访问他,他总是作"王顾左右而言他"之状,满口儒学理教,一会儿说孔子,一会儿讲老子,有时候谈扶乩,有时候论鬼神,使去的人无法谈得入港。这时吴佩孚幕下还设立有八大处,这八大处就是参谋处、军事处、执法处、军械处、政务处、教育处、交际处、副官处,个个处长都穷得要命。追随吴的许多老部下,只有大锅饭可吃,有办法的人早已各奔前程。有关方面屡次拜访后,消息传出,不但若干穷苦的僚属心中跃跃欲试,而且许多多年不相来往的军人和政客,纷纷来拜谒和送礼,吴佩孚仍是高谈阔论,不着边际。吴的太太夫人则不问什么人什么事,凡是送礼送钱来的,一律照单全收,而吴佩孚对时局的意见却一无表示。这样过了好多时间,始终不得要领,后来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二月四日,吴佩孚患了牙疾,请日本医生诊治,得了败血症不治身亡,使得日本军方更为失望。

在"维新政府"成立之前,"华北临时政府"早已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成立,华北的首脑是王克敏,维新的首脑是梁鸿志,他们的顶头上司,同为日酋寺内寿一。至于华北政府,何以要冠上"临时"二字,据说就是要等唐绍仪主政、吴佩孚主军的联合政府上场,现在唐、吴相继死去,华北临时政府这"临时"二字,也就随之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