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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大清银行行长贾继英民国浮沉

             

[图文]大清银行行长贾继英民国浮沉

 

 

贾继英(1875-1944),字俊臣,祖籍山西榆次郝家沟。从小受父亲教读,后入私塾。及长,进入“大德恒”票号学徒。精明干练,有胆有识,善于应对,被选为“跑街”(即跑外),常驻太原。随着社会交往日广,其在太原的知名度也日益上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仓皇出走。慈禧和光绪经徐沟到祁县时,行宫设在“大德恒”总号,受到票号的隆重迎接,慈禧甚为满意。从此,贾继英和随驾大臣桂月亭、董福祥等开始交往。慈禧太后也将漕运银两存入大德恒票号,使票号获利颇多。1904年,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慈禧特诏贾继英进京,任命贾继英筹办户部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贾继英任行长。贾继英管理银行事务期间,慈禧对他的成绩十分满意,曾面谕:在太原费心资助,甚感宽慰。给你银子还本付息,另外给你银子将来回山西也开办座银行,派你当任总理、赏赐二品顶戴,职称与巡抚级别相同,以后有事免用奏折。还恩准敕建雕龙照壁和赏赐了半副銮驾。

辛亥革命前夕,时局大变,一时物价飞涨,挤兑成风,大清银行总行及在各地的分行相继关闭,于1912年2月另组中国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大清银行停业后,贾继英返回家乡。1908年11月,贾继英担任了大清银行太原分行经理,总办为乐平(按大清银行的人事制度,分行经理是由太原分行的总办延订的)。大清银行太原分行是贾继英通过努力发起创办的。阎锡山执掌山西政权后,财政上仍然依靠大清银行山西分行经理贾继英,鉴于民国成立,他将大清银行山西分行改组为晋胜银行,1913年,贾继英应山西督军阎锡山的邀请,开始担任山西晋胜银行经理,并代办“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当时阎锡山要求在太原帽儿巷营建山西第一座有水暖设备的三层办公大楼(即今太原食品一条街路西唯一的一座硕果仅存之楼),贾继英身任银行总经理之职,又负责营建三层大楼,深感肩上担子沉重。于是大胆启用人才,决定聘张效良任晋胜银行经理,分解自己肩上的担子。张效良,榆次六堡村人,和贾继英是同乡。为了阻止其母改嫁,曾经“卧辙阻醮”,虽未能挽回母亲再嫁之心,却在当地传为美谈,并引起贾继英父亲贾镛的关注。贾镛听说张效良年仅14岁,便行“卧辙阻醮”之举,于是决定让张效良搬到自己家,一面照料他的生活,一面教张效良学习。两年下来,贾镛就让三子贾继英为张效良安排工作。贾继英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发现张效良确是可塑之材,于是将他举荐到太原鸡窝巷的万亿兴票号学生意。经过一番锻炼,张效良的能力被太原金融界人士所公认,于是贾继英来到鸡窝巷万亿兴票号,与老掌柜王子彭商谈张效良的去留问题。不料王子彭也觉得张效良是青年一代中少见的英贤之才,特别想留下他。于是两个“伯乐”争执起来。王子彭说:“万亿兴正拟委以重任。”贾继英道:“晋胜银行是国家银行,人才要为国家所用。”最后,贾继英的大局扣住了王子彭的小局,王子彭只好忍痛割爱。张效良遂被聘到晋胜银行担任经理之职。张效良担任经理后,精通业务,技能超人,加之性格开朗,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因此银行业务得到快速提升。他一方面精心管理银行;另一方面不断大胆开拓市场,得到贾继英赏识器重,于是担任晋胜银行经理仅一年,1913年,张效良即被贾继英委派为晋胜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年仅23岁,这在山西金融史上属于“前无古人”之举。

张效良为了报答贾继英对自己的信任和器重,在兢兢业业工作的同时,还建议贾继英大胆开拓外省业务,并利用在京之便,帮助贾继英拓展业务,使晋胜银行在短时间内便在上海等外省市开拓了许多分支机构,业务蒸蒸日上。在贾继英的发掘和培养下,张效良成了当时山西金融界最年轻的银行家。其后,张效良受山西督军阎锡山所聘,出任晋生纺织厂、太原电灯公司、晋恒造纸厂三家企业总经理;受孔祥熙所聘出任山西裕华银行经理以及中国实业银行四川分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川银行董事等职。其间,张效良与孔祥熙、孔夫人宋霭龄、孔夫人兄弟宋子文、宋子良等都非常交好。

1919年,山西省银行成立,贾继英又出任董事,其间,贾继英极力帮助总经理徐一清等人“废两改元”(即废除按白银以“两”为单位,改为以“元”为单位),统一山西货币,将清末民初时混乱不堪的各种货币一律改为晋钞,而且币值坚挺,一元纸币兑换一元银圆,既为工商各界和普通民众日常交易提供了方便,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又为阎锡山积累了大量的硬币财富。同时,这一措施比蒋介石把持的国民政府统一全国货币早15年之久,从而也使山西经济出现了相对发展的新气象,被誉为全国的模范省份之一。这时,贾继英还认识到实业救国的重要性,他和榆次的马继桢、阎哲成等人一同兴修了跨村、跨县的水利工程“天一渠”,解决了榆次、太原10个村两万亩耕地的浇水问题;他联合当时山西省银行行长徐一清和山西省财政厅厅长崔文征等人集股(150万元)在榆次北门外创办晋华纺织股份公司,并亲任监察;1924年,晋华纺织厂开工生产,他又与人联手在源涡村建晋华发电厂,装机1150千瓦,500马力蒸汽机1部,供晋华纺织厂内用电;在榆次宋氏(宋启英、宋启秀)兄弟创办魏榆面粉厂和魏榆电灯公司时,贾继英也入股支持。1926年,阎锡山为独霸山西,开始大力发展地方的民族工业。他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实现军阀割据,一边将所有地方工业全部囊入西北实业公司,一边将斌汇五金行改为“斌记”五金行,任用晋胜银行原班人马,并任命贾继英为总经理,专事经营管理,供、销一条龙业务,为阎锡山官僚买办集团的形成壮大,起到了促进作用。“斌记”五金行设立后,在贾继英的经营下,开始从德国、美国等先进国家进口钢铁、机械、建材等原料,为山西兵工厂、钢铁厂、水泥厂、纺织厂、卷烟厂、造纸厂、面粉厂以及铁路、煤炭、矿山等新型工业的迅猛发展壮大提供了保障。以至由此还促使阎锡山滋生了打倒蒋介石、统一全中国的野心。1930年,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开展的“倒蒋运动”,实际上也是山西经济实力急剧上升的一种表现。“斌记”在贾继英的经营管理下不断开拓业务,它通过驻天津办事处,与更多的外商直接做生意,其业务不仅限于供应各种原料、设备,而且还搞外汇买卖,兼做日用百货的进口转销,获利颇丰。阎锡山推行“十年造产运动”时,又授权“斌记”以更大的经营范围,使“斌记”规模日渐扩大,生意更加兴隆。如西北实业公司各厂所需设备、原料、军需和防空器材,建筑同蒲铁路所需钢轨、枕木、车辆、机械等,绝大部分都是由该行与外商签订合同,一手经办。1933年4月1日,根据阎锡山的指令,“斌记”五金行改组为“斌记”商行,贾继英仍任总经理。1936年9月1日,“斌记”划归公营事业董事会领导,只增聘徐一清为监察,其他领导不变。在阎锡山的直接操纵下,“斌记”商行的经营范围又有所扩大,从钢铁、煤炭、军火、机械到日用产品无不包括在内,几乎垄断了山西的经济。名为商行,实际成了阎锡山官僚资本中的一个重要体系。

正当贾继英为增强山西经济实力努力工作的时候,阎锡山对贾继英的态度却开始悄悄转变,由于贾继英做事一丝不苟,不徇私情。首先,阎锡山想安插些亲朋好友总被贾继英拒绝。其次,阎锡山一些劳民伤财的开支也总被贾继英阻挠,所以,对贾继英很是不满。怎奈贾继英又非常能干,刚直不阿,不为钱财所动。阎锡山是又气又无可奈何,只能找机会暗中安插自己的亲属和亲信。对于阎锡山对自己的控制,贾继英也是早有察觉,心里很是苦闷。因为,贾继英总希望通过金融和实业能救助国家,可看到中国现在这种局面也是万般无奈。在阎锡山的排挤下,贾继英一度赋闲回家。他赋闲之后,用早年积攒的薪俸购买了太原精营东边街与东华门交接处地皮一块,并于次年在此辟建了“退思斋庭园”。

阎锡山早已预料中国和日本的战争迟早要爆发,因而他为了备足战争物资,又开始创建了山西省实物十足准备库。他将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行、绥西垦业银行、晋北盐业银行共同设置“山西实物十足准备库”,自己亲自兼督理。但没能人很难立竿见影取得效果。这时为了自身利益,阎锡山觉得只有重新重用贾继英才行,心里虽然不情愿,可又实在没办法。于是他假惺惺地特邀贾继英座谈,央求贾继英担任准备库经理,而贾继英考虑到毕竟私交多年,而且国难在即,应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所以勉强接受任务。当时山西省实物十足准备库采取统购政策,将省内外的钢铁、机械、油气、橡胶、布匹、棉花、酒精、粮食、油料以及黄金、白银等战备物资统一收购和销售,甚至在榆次、寿阳等地都建立了分库,到“七七事变”前,财产已达一千多万元,为阎锡山的“守土抗战”做了充分准备。看到大功告成了,阎锡山又故伎重演,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择机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将贾继英架空。而且阎锡山还经常随意指示,使得贾继英无所适从。再加上阎锡山的“家长”作风,觉得山西就是他自己家的,就该他说了算,因此贾继英的处境十分被动。1936年,考虑到为国已经尽到心力了,且时局岌岌可危,贾继英就适时而退,辞掉重要职务,回到榆次六堡家乡。贾继英在阎锡山手下任职期间,大胆使用人才,任人唯贤,拒收红包,抵制裙带关系,为山西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努力下,为山西的守土抗战积累了大量物资,使得山西在抗战初期,敢于和日伪殊死抵抗,一度闻名全国。自从阎锡山上台后在金融市场上明吞暗抢,能在阎锡山手里活下来的山西的票号“到1921年倒闭改组殆尽,唯有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三家票号仍继续存在”,其中就有贾继英老东家的两家(大德通、大德恒),不能不让人认为是阎锡山还是有感于贾继英为自己作出了巨大贡献,给了贾继英“面子”,手下留了情。但大德通、大德恒后来也离开山西转到北平发展。

 

“七七事变”爆发,贾继英决定西行兰州避难。他到达兰州后,许多山西商家,尤其是“太原府十县”的同乡纷纷登门拜访,官场中的一些朋友也前来看望,从这些人中他很快熟悉了当地情况。当年冬天,适逢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行长病故,贾继英闻讯后,即以个人名义致函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凭借同乡及往日的老关系,推荐兰州国库主任张步青继任行长职务。同时,告知孙氏自己已旅居兰州,顺致问候。因为贾继英早年与孔祥熙曾在一起共事,孔对贾继英的才干和能力非常赏识,所以当孔祥熙知道贾继英在兰州后,十分高兴,当即复函约贾继英赴渝会晤。贾继英按约到达重庆后,受到孔氏热情接待,两人畅叙了乡情和友情。接着,孔祥熙专门为贾继英安排了一次有国民党政要和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大型宴会。当贾继英步入会场时,孔祥熙面带笑容,主动迎上前去,以迎接贵宾的规格欢迎他。随后,二人挽手入席,孔祥熙主动向大家介绍贾继英,并在介绍中对贾继英大大夸赞了一番。席间,孔祥熙有意和贾继英称兄道弟,谈笑风生,使得贾继英在重庆各界中声名倍增。贾继英返回兰州不久,孔祥熙就大力支持和保举贾继英出任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贾继英几经推脱,见孔祥熙盛情难却,便接受了委任。当时,他除任职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外,还兼任大西北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主任,以及兼任了“甘肃省银行”督办。一时间,贾继英成了大西北地区的金融首要。在兰州任职期间,贾继英虽然要职在身,但生活十分俭朴。当时,日军的飞机经常空袭,他就让子女迁居郊外,自己独自一个人住在城内寓所,不雇任何用人,生活自己料理。每日坐个破旧的黄包车上下班,上班时只和黄包车夫一起吃顿便饭,或买几个馒头、饼子等充饥。平日还是只吸旱烟丝,有客人时才吸些中档烟。朋友们觉得他身居高位还这样,一定是小气,于是讥笑他“惜钱如命”,但他却笑着回答说:“俭可养廉啊!”1939年,中央信托局发给他一笔奖金,他用一部分购买了一批皮毛筒子,分给职工人手一件,其余都留作职工早餐补贴,本人分文未取。还有一次,下属一个部门通过私放贷款,得了些好处,便也塞给贾继英一个红包。贾继英问明情况后,对属下说:“正当国难之际,国家钱财都是百姓血脉,应该为国家仔细打理,岂能乱用?”说着就退回红包,告诉属下以后再不要这样做。随后,贾继英还把自己当月工资分给这个部门的职工,并说:“跟着自己干,让弟兄们受苦了,时局艰难,拿这些钱去买些家用吧。”当时,那个部门的员工,对贾继英既惭愧又敬畏,以后再也没发生私自放贷的情况。太原沦陷后,原来山西同蒲铁路、太原西北炼钢厂等处科技人员和山西实业界人才,相继逃难来到甘肃。他们纷纷登门向贾继英求助,贾继英都竭力帮助,量才使用,将他们分别介绍到宁夏、青海和甘肃等地的银行及税务部门工作,共计安排了200多人。这一时期,好多逃难来的山西同乡也来到兰州,他们知道贾继英在这里名望很高,也都登门求助。其中不乏送礼塞钱的。对于送礼塞钱的,贾继英往往要痛斥一番,给来人当头一棒,并将礼物钱财通通退回,即便没送礼塞钱来求助的同乡,他也会冷若冰霜地刻薄一番。然后,贾继英再私下悄悄了解来人的情况。对真有困难的就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才干和能力,或给钱资助或为其安排工作。原来,贾继英对同乡的严峻,一方面是看看来人的反应;另一方面是怕同乡日后凭借自己的声望,做出辱没乡人脸面的事,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考虑周全。在西北时期,贾继英除为国家鞠躬尽瘁地打理金融外,还一如既往继续大力支持民族实业。1940年,阎锡珍、王庆祚等筹建甘肃矿业公司,缺乏资金,贾继英知道后大力支持,给予贷款,并将山西避难的技术人员介绍给他们,使他们解决了资金和技术的难题。后来,静宁“罐子峡煤矿”的开发和徽县“炼铁厂”的投产,他也积极帮助扶持。1941年,贾继英又支持新建了“窑街水泥厂”,并为宝天铁路的修建提供了大量原材料。

简朴的生活,奔忙的工作,殚精竭虑的打理,使贾继英患上严重的肾脏炎疾病,而且久治不愈。1944年,贾继英因病医治无效,病故于兰州,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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