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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走钢丝记录:慈禧曾“欲置之重典”

纵观袁世凯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重要阶段:驻军朝鲜,出任清廷驻朝全权代表,个人才华得到了一定的展示,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小站练兵,成为威震一方被维新派看重的新建陆军统帅;投靠慈禧太后,出卖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借此获取晋身之资,一跃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再授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罢官回籍后东山再起,先后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帝制自为、黄袍加身,自己将自己逼上众叛亲离的绝路。

袁世凯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有着一些呈螺旋状循环上升的类似经历与曲线轨迹:凭借勤奋努力,利用时势机缘,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当爬到一定的高度时,突然悬空一脚掉下;然后进入另一新的阶段,继续步步攀升;再次掉落,等待时机再次攀爬……他就这样不懈地坚持着,一直爬到不能再向上爬的巅峰。而不懂适可而止的他朝前又是一脚,结果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与深渊,背上无法洗清的千古罪名。

若论念书学习,袁世凯天资平平。他生就的性格,好动不好静,于舞枪玩棒、骑马驰骋、习拳弄武格外醉心,而一提读书,他就头疼不已。因此,他两次参加科考,两次落第,也就不足为怪了。袁世凯不喜念书,不等于他无视功名。其实,他的自尊心极强,一心想着出人头地。他早年的几首诗中,都透着一股建功立业、志向远大的非凡气度。比如《雨花台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落第后的袁世凯到上海谋事,也混得不甚如意。1881年5月的一天,袁世凯在其嗣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前往山东吴长庆帐下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迈出了跻身仕途的第一步。

事实证明,袁世凯虽不喜读书,但对实务却极具天赋,办事效率极高,常能于棼丝中抽出主线,抓住实质,使得不少难题迎刃而解。袁世凯这一优点与特长深得吴长庆的好感与信任,不久便委任他为庆军营务处帮办(相当于今日军训处作战参谋之职)。

个人的追求喜好、天赋才干一旦找到合适的土壤,也就意味着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袁世凯于正途之外脱颖而出,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爬。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士兵起义、贫民响应的"壬午兵变"。为帮助朝鲜平定内乱并防范日本,清廷令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淮军六营在七日之内赶赴朝鲜。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成立前敌营务处,袁世凯负责军需物资供应及勘定行军路线。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世凯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数人率先在朝鲜登陆,在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及营务料理等方面,办得有条不紊。吴长庆率部抵达朝鲜南洋港,令某营为先锋次日登陆,该营管带以士兵连日劳累、不习航海、多数晕船为由请求稍缓。吴长庆大怒,立撤其职,令袁世凯代理。袁世凯受命后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所有登陆准备,干练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

袁世凯虽然科举不中,但长期的应考诵读,也打下了一定的国学基础,这就使得他不同于过去的八旗、绿营旧式军人。他胆量极大,但又不是那种一昧蛮干的莽夫,称得上有勇有谋。无论是从戎治军,还是后来的从政治国,他一直惯用的手法,便是软硬兼施:一手拿刀子,一手拿票子。拿刀子就是杀人,袁世凯杀起人来从不心慈手软,朝鲜是其最初的"练刀"之地。清军刚入朝鲜时,军纪败坏,常入民宅骚扰,影响极坏。袁世凯对此予以严惩,当即斩首七人,撤办数人,一时名声大振,就连投身军中的吴长庆本家亲故,也无不畏服。此后,袁世凯更是以杀人不眨眼立威扬名于世。而一手拿票子,就是不惜重金收买有用之人。袁世凯记忆力极强,哪怕是一面之交,数十年后仍能准确地说出对方的姓名与籍贯,这也为他广泛结交、笼络他人带来了不少好处。更多时候,袁世凯则是两手齐出,恩威并施,控制他人,为其所用。

1882年8月28日凌晨,清军应朝鲜国王李熙之请,出兵镇压"壬午兵变"。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于是,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大大地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年仅23岁的袁世凯就这样以"平叛英雄"的姿态,先后进入了李鸿章及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视野。李鸿章以其"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荐以同知补用,赏戴花翎。清廷准奏,袁世凯一下子跃升为朝廷五品官员,后又吉星高照,接替回国的吴长庆,奉命总理营务处,兼会办朝鲜防务,统带庆字营。

袁世凯久居军营,用心揣摩,渐渐地就有了一些个人练兵、带兵的心得。他主动为朝鲜编练亲军,不到一年,就"成效大著","其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不仅博得朝鲜君臣赞赏,连西洋官员也颇为称道。

1884年,朝鲜开化党人在日本的指使下发动"甲申政变",挟持国王李熙,杀害大臣,组建新政府。袁世凯闻讯,不待清廷指示,当机立断,冒着生命危险率军攻打王宫。支持政变的日军开始反击,经过一番激战,袁世凯终于救出朝鲜国王,一举粉碎了甲申政变与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

甲申政变平定后,得势的袁世凯开始整日趾高气扬、居功自傲,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方方面面的谴责、反对与攻击。陷入窘境的他不得不托辞母病,请假回国。

不久,清廷欲将软禁在保定的朝鲜大院君李应释放归国,试图加以利用。经李鸿章保奏,清廷拟让袁世凯护送,委任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返回朝鲜,袁世凯阻止俄朝结盟,禁止朝鲜谋取独立活动,维护华商及清廷在朝利益,在巩固、强化中朝宗藩关系方面可谓尽心尽力。但是,他锋芒太露,一点都不讲究艺术策略,不仅没有吸取上次教训,反而更变本加厉,摆出一副监国大员、太上皇的架势,遇事直入王宫,态度傲慢,颐指气使,咄咄逼人,结果伤害了朝鲜君臣的自尊心,激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一方面要求清廷派员替换,一方面加速背离清廷。与此同时,袁世凯对朝鲜内政外交的过分控制,因阻碍了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染指,也招来他们的一致忌恨。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利用朝鲜君臣急欲脱离清朝的心理,趁机大举进攻。袁世凯多次恳请日本大使谈判的和平努力受挫,只有求助李鸿章派兵增援。李鸿章对敌强我弱的中日实力了如指掌,不想骤然开战,一心指望俄、英等国出面调停,也就未派援兵。日军布列朝鲜要津,以重兵包围袁世凯使署,并扬言要派兵将他押送出境。孤立无援的袁世凯在无奈之际只好给李鸿章连连拍发电报,托病请辞回国。

袁世凯落魄逃归,在天津散居了一段时间。当然,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利与失败,已尝到权力滋味与甜头的他,于表面上无所事事,实际上却以其特殊而敏锐的政治嗅觉,正紧张地观察分析着时局的发展与走向。

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很快就见成效,在袁世凯靠山的联合保奏与举荐下,光绪帝下旨,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奉旨前往距天津60余里、离北京300里许,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小站,接管定武军,督练新建陆军。

袁世凯的人生,也因此而进入了第二个重要阶段。

清军由八旗、绿营,经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就总体而言,清军之编练,并未达到真正近代化的程度,特别是中日两军对垒,清军简直可以称得上不堪一击、一触即溃、一溃千里。袁世凯投笔从戎置身庆字营,已深刻认识到淮军之不足,因此,他在编练朝鲜亲军时,除用淮军勇营的操练法之外,又采用了英美装备与德式操练法。而小站练兵,他更是全盘更新:聘请了十多名德国、日本、美国军事教官;武器装备由德国进口,清一色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此外包括电台、手表、帐篷、雨衣、雨帽、毯子等,全部都是洋货;他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等,订立各种章程,完善军队的组织制度;建制更是以德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军队为准,分为步、炮、马、工程、辎重等五个兵种。

新建陆军(简称新军)以过去的4750名定武军为基础,后又在河南、山东、皖北、苏北、奉天等地招募了2250人,共计7000人。新军不像湘军、淮军那样是由私自招募组成,但袁世凯从曾国藩、李鸿章身上吸取养料,决心将其打造成一支替他效忠的"袁家军"。为此,袁世凯任命军官,多用自己亲信;还有一部分则为陆军大臣荫昌与李鸿章推荐的军事骨干,他便通过拜把兄弟、收义子门生等方式,建立起紧密牢靠的宗法式关系,让他们成为他的心腹死党。为让官兵效忠,新军各营都供奉有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日上操、下操集合之时,将领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所有士兵异口同声地回答:"吃袁宫保(袁世凯曾被宫廷封为太子少保,简称‘宫保’)的饭!"再问:"咱们穿谁的衣?"再答:"穿袁宫保的衣!"又问:"咱们为谁出力?"又答:"替袁宫保出力!"

如果说袁世凯发迹于朝鲜,那么他真正起家,便是由小站练兵。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谁握有军权,谁就能够左右政局,主宰全国。历经十多年摸爬滚打,早已深谙官场之道的袁世凯自然十分看重这支即将崛起的新军,几乎将所有心血付诸其中。他每天都要身穿军服,足蹬马靴,腰扎皮带,斜挂佩刀,白天观操,夜晚巡营。且军令如山,法纪严明,一旦发现违法乱纪者,严惩不贷。有一天晚上巡营时,他发现一名士兵偷偷吸食鸦片,当即抽出佩刀将其斩杀。另外,袁世凯深知淮军克扣士兵饷银的陋习,为防止新军出现类似舞弊现象,每每饷银发放之时,他总是亲自监督,保证让每一分饷银如实发放到普通士兵手中,这也博得了士兵们对他的特殊好感。为让官兵效忠于己,打起仗来勇往直前,袁世凯不仅经常训话,还像曾国藩那样编了一首《劝兵歌》,让新军士兵扯开嗓门唱个不休:"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练兵之法熔为一炉,袁世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将操兵、练军、治军之术简直发挥到了极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于是,他编练的这支新建陆军,仿佛横空出世,很快就成为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

袁世凯练军成功,同时也使得小站新军成为创练新军的模范样板,全国各地再度添练新军,必从小站抽调军事骨干担任教官。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34个督军。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功劳,也是他创造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迹。

小站新军是袁世凯的看家资本与起家基础,他能继续前行,一步步迈向权力的顶峰,自然得益于这支一手创建起来的新军。然而,新军在给他带来权力与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与危险。袁世凯的最后失败与覆灭,也源自这支新军。

早在练军之初,袁世凯就被监察御史胡景桂参了一本,说他"徒尚虚文、浪费国帑、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一般而言,只要被监察御史参奏,一旦查出什么纰漏,就会小命难保;哪怕没有什么问题,也会惹出一身臊,最轻也得撤职。幸而奉旨查办的荣禄在观看编练只有三个月的新军洋操表演之后,对其焕然一新的军纪军容大为赞赏,"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啸气象"。据有关资料记载,最令荣禄称奇的是,袁世凯居然能把军队练得像家养的鸽子一般,放收自如,一声呼哨,曲尽其妙。因此,他不仅以"查无实据,毋庸置疑"复奏,还将袁世凯着实褒扬了一番,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一桩坏事就此变成了好事,袁世凯"扭亏为赢",不降反升,虽仍专管练兵事宜,但已加官为直隶按察使。

小站练军初成,一时间令各方瞩目。

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因其手中拥有的资本与实力,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缺乏实力的维新派感到变法有异、即将遭到慈禧太后的残酷扼杀之时,他们的目光,不禁落在了身居小站、手拥兵权的袁世凯身上。加之袁世凯一度倾向维新,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捐过5000两银子,还提出过一套自己的改革变法方案,于是,康有为等人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他们想利用这支雄居海内首位的新建陆军进攻京城,保护光绪皇帝,以保证变法能持续长久地进行下去。在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建议下,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夸他兵练得好,将他提拔为候补侍郎,许以"专折具奏"之权,告诉他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稍具政治头脑的人都能看出光绪的这种频繁召见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含义,这自然引起了慈禧、荣禄的警觉。为防止袁世凯被维新派所用,狡猾的荣禄制造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趁机调动军队驻扎长辛店与天津陈家沟,切断新军由小站进入北京的必由之路。

一方倚重利用,一方早有防范,袁世凯就这样被置于"帝党"与"后党"两派势力并不对等的夹缝之中。

眼看光绪不保,戊戌变法即将失败,维新派领袖无计可施,只有将最后的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康有为道:"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于是,就有了见诸各种史书的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求他举兵诛杀荣禄、囚杀慈禧、发动军事政变的记载。

袁世凯在谭嗣同的一再追问下被迫表态,因慈禧与光绪有前往天津阅兵的计划,他流露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气概,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前提是"若皇上在仆营",并表示马上返回天津加紧部署。

袁世凯虽未进入权力中枢,但对宫廷之争多少也有所耳闻,凭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深知帝、后两党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且摊牌在即,他似乎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光绪虽为皇帝,可实权却握于慈禧之手,军权尽归荣禄。就荣禄当时掌控的军队而言,北洋其他各军四五万,淮、湘各军70多营,京城旗兵数万。而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虽为一支劲旅,但只有区区7000人,能出动的最多有6000人,怎么也不可能在后党警觉防范的情况下贸然攻入北京。因此,他答应维新派,趁慈禧与光绪阅兵之际,在自己的地盘上收拾荣禄与慈禧。这看似托词,实则切实可行,也说明了袁世凯能够审时度势,不好虚放空言。但问题的关键是,还未到阅兵那一天,慈禧就发动了宫廷政变,将光绪囚禁在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

过去的一致看法,都是认为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志士。但据近年来史学家的研究考证,事情似乎有了一定的变化与转机,那就是慈禧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

以袁世凯的老奸巨滑,在没有最后角逐之前,他决不会轻举妄动,不论是帝党、后党,哪一方他都得罪不起。荣禄是袁世凯晋升得势的恩人,这对追求实利不以道德为准绳的袁世凯来说,越过这层障碍并不困难,但只要他稍有异动,或者说稍有不慎,那将不是他"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而是荣禄杀他"如诛一狗耳"。光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也不敢得罪,尽管光绪无权,可要整治袁世凯这样的臣下,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袁世凯被逼到了一根细细的钢丝上,并且不走还不行。可只要一迈脚,身子就会失去平衡,直至摔得粉身碎骨。

事实真相是,袁世凯将维新党人的"杀禄围园"计划藏在了肚里,当时并未告密,而是从北京匆匆返回天津。在天津的袁世凯得知慈禧发动了宫廷政变,心头真是又惊又惧。结局已见分晓,现在不是他袁世凯杀荣禄与慈禧,而是荣禄与慈禧决定他的命运与生死了。袁世凯心里十分清楚,"戊戌政变"的起因在于权力之争,并非是他与谭嗣同的密谋泄露,不然的话,他就不可能全身回到天津了。但是,密谋暂时没有泄露并不等于永远不被泄露。怎么办?是将维新党人的计划继续深埋心中,还是向荣禄和盘托出?一时间,袁世凯彷徨无主,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说吧,又担心维新党人有所招供;说了吧,对自己也很是不利。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皇权的国度,出卖百姓崇奉的皇帝,毫无疑问将被置于全体国人鞭挞拷问的境地。况且慈禧已是风烛残年,年轻的光绪一旦重新执政,那时的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甚至会招致诛灭九族之祸。并且就是说了,因有参与之嫌,且未及时告密,还有"马后炮"的投机嫌疑,不仅难以博得慈禧、荣禄的欢颜,而且很有可能会加速他的灭亡。那两天的袁世凯,可真是绞尽脑汁,左右为难。

两相权衡,袁世凯最终还是选择了说。

于是,袁世凯先告密于荣禄,荣禄再呈于慈禧。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根本就没有引起慈禧的注意与重视,这便是直到政变发生四天之后才有捉拿他的通缉令发布的缘故。袁世凯的告密并未直接造成维新变法的失败,但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大批维新党人被捕被杀、被革被逐,使所有维新变法的成果前功尽弃。

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慈禧仍将他归于维新一党,且参与"围园密谋"证据确凿,居心叵测,加之并未主动自首,所以"欲置之重典"。这重典会有多重?在一个人治社会里,不论轻重与否,只要慈禧一句话,袁世凯的脑袋就得搬家。所幸荣禄出面,力保相救,总算将功折过,就此逃过一劫。而最要命的是历史评说,长期以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都扮演了一个鼻梁涂白的不光彩角色,背上了卖主求荣的骂名。

就本质而言,袁世凯不仅同情维新,还真属维新一派,此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就维新变法这一事件本身而言,1914年,身为民国正式大总统的他,不仅追认"戊戌六君子"为先烈,还在北京建立祠宇,将事实宣付清史馆立传。当然,他这样做,也不排除对当年的出卖之举有着一定的忏悔与掩盖之意。

袁世凯简直像个魔术大师,眼看就要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他竟然摇摇晃晃地走过了那根细细的钢丝绳而安然无恙。

将功折过,袁世凯的性命保住了,地位也保住了。走过一段人生的低潮期,他又开始往上升迁,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重要阶段。1899年6月16日,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年底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14日实授山东巡抚,正式成为实权在握的一方诸侯,这也是他由军权向政权迈出的关键一步。这一年,以山东、直隶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高涨。如何对待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如火如荼的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袁世凯来说,这又是一场新的考验。

慈禧欲利用义和团剿灭洋人为己报仇,竟然丧失理智地向西方11国列强同时宣战,袁世凯却对其管辖内洋人洋教施以有效的保护措施;清廷多次令他派兵驰援勤王,他就是抗旨不遵;部下主动请缨,他也不准允;后又积极参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发起的"东南互保"运动……袁世凯这样做,无疑是保存了自己的实力,避免了像其他几支武卫军在八国联军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的下场。"庚子之乱"(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后,清廷五支武卫军,只剩下袁世凯这支保存得相当完整的武卫右军,袁世凯也成为清末唯一拥兵自重的大臣。但他违抗朝廷圣旨,如若惹恼生性多疑、手段残忍的慈禧,决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此,袁世凯走的又是一步险棋,但他又不能不这样做。他不能听凭拳民驱洋教杀洋人造成混乱无法收拾;他更清楚地知道,以其编练的虽是国内一流劲旅的新军去对付强大的八国联军,无异于以卵击石,除了像其他四支勤王的武卫军那样遭致覆亡的命运外,不会有更好的下场。事情既然做了,他只有尽快想法弥补,继续走荣禄的门子,向慈禧表达忠心。

北京陷落后,慈禧让袁世凯接济经费,他半点儿也不敢怠慢,先后派人送去白银21万两、绸缎200匹及大量食物。仓促逃亡的慈禧得了袁世凯接济,心里的感激自不待言。慈禧到达西安,袁世凯运送大批军火以供保卫之用。和约将成之际,他又作好了迎接慈禧回銮的充分准备。袁世凯摸准了老佛爷的脾性与心思,一年多的逃亡生涯,她是受足了气吃够了苦;如今再次回京,她需要的就是金钱、体面、豪华与排场。所以,袁世凯首先献给慈禧两座豪华的彩棚,一座扎在保定车站,一座设在北京城门,犹如"凯旋门"一样,让败逃而回的慈禧在灿烂的鲜花、亮丽的彩灯照耀下,产生一种虚幻的凯旋感觉;其次,袁世凯献上的是以巧取豪夺手段搜刮弄来的100万两银子,在当时国库空空如也的情况下,10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乐得慈禧笑眯了双眼;最后,袁世凯别出心裁地准备了两只供太后赏玩的鹦鹉,当李莲英将鸟笼捧到离慈禧两三尺远的地方时,两只鹦鹉突然亮开嗓门清脆地叫道:"老佛爷吉祥如意!""老佛爷平安!"慈禧见状,简直笑开了怀,一年来所有的窝囊委屈随着鸟儿殷切的叫声顿时烟消云散。直到这时,袁世凯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地。

于是,"众望所归"的袁世凯被清廷正式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后又一身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八个大臣之职,权势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与李鸿章。

于是,清朝末期一个新的时代-;-;袁世凯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这是一个被史家与大众忽略了的多少算得上充满生机、焕然一新的时代,其中最亮丽的出彩之处,便是被称为"清末新政"的社会变革。清末新政无论是改革的广度,还是其力度与深度,都超过了戊戌维新变法。慈禧为清除镇压"百日维新"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这场新的改革,赦免了除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三人之外的其他所有维新派、革命派党人。就实质及影响而言,清末新政的有力推动者、实际执行者便是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在增练新军、创建巡警、改革司法制度、推行地方自治、发展实业、广兴教育这些新政改革方面,袁世凯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只因他后来称帝自为,一生中的诸多功绩被有意无意抹杀殆尽了。

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于此,他想继续前进,将这场改革运动推向极致-;-;由器物而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他逢人便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并自告奋勇地提出将直隶作为立宪的试点省份,面奏慈禧太后,说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按袁世凯的改革方案,立宪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资政院为疏泄舆论的清议机构,责任内阁实质上就是架空皇帝,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袁世凯的这一涉及制度的深层改革方案,虽能推动大清帝国的封建专制向西方民主政体转型,但也不乏其个人私心。他想在拥有京津军警力量的同时,进京与庆亲王奕同时组阁,奕为国务总理大臣,他做副总理大臣-;-;在控制朝政的同时,也为自己预留后路-;-;慈禧已是日薄西山,说不定哪天腿一蹬眼一闭,光绪就会从瀛台走上前台,成为名副其实的皇上。袁世凯心里比谁都清楚,光绪对他的出卖定会不依不饶。而与奕同时组阁架空皇位执掌朝政大权,哪怕慈禧故去,他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袁世凯的做法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皇室宗族得知袁世凯不让他们参与政事后,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抵住他的胸膛厉声叫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亏奕及时赶来排解,载沣才没有扣动扳机;守旧派认为这种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会引起社会动荡,难以施行;立宪派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只是"大臣专制政体",而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体制;就连那些太监,听说袁世凯的改革方案中有一项是裁撤他们,于是,百余名太监趁他下朝之际将其拦住,百般谩骂围攻,又是奕出面劝解,才给袁世凯解了一围。要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最关键的是此举引起了慈禧的疑忌与不满,她担心责任内阁制成立后君权旁落。因此,袁世凯的立宪改革不但没有成功,反被慈禧的另外两名宠臣-;-;瞿鸿几与岑春煊借机参了一本(史称"丁未大参案")。袁世凯几乎动用了所有看家本领,通过花钱打点、疏通关系、伪造假证等手段,好不容易才没有"翻船"。但仍被慈禧以明升暗降之法让他离开北洋新军,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正心惊肉跳地夜夜做着噩梦呢,光绪死了;第二天(1908年11月15日),慈禧也死了。袁世凯大大地吁了一口长气。不过他的长气还未吁完,报应就从天而降了。宣统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监国,为摄政王。早想一枪结果袁世凯性命的载沣大权在握,加之要为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光绪帝报仇,所以他刚一上任就准备拿袁世凯开刀。

袁世凯又一次被推到了鬼门关口。

好在张之洞极力劝谏,加之载沣担心处决袁世凯会引发新军闹事,也就手下留情饶了他一命。但是,摄政王载沣仍给袁世凯以严厉的惩处-;-;以"足疾"为由,罢免他的一切军政大权,将其开缺回籍。

袁世凯的性命是保住了,但他又从顶端跌落在地,从京城来到河南彰德(今安阳)洹上村,成为一介无官无职的平民,仿佛又回到了人生的最初起点。

刚到彰德的日子,他垂钓、下棋、看戏、吟诗,过得十分悠闲。历经险恶风浪大起大落的他,也真想就此隐居算了。读者见得最多的袁世凯"名照",可能就是那张身穿蓑衣、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的"闲云野鹤"照。这是他曾寄往上海某报纸发表过的一张照片,以示自己淡泊名利,再也无意于政事。这其中虽不乏作秀成分,但多少也反映了袁世凯当时的心境。他还为此照题诗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有人认为这是袁世凯一生中写得最好的诗,无论是意境,还是气韵,都属上乘之作,绝非一介武夫所能吟出,其诗才、文采远在此后的其他民国领导人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之上。

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袁世凯终归不是一介草民,他一手训练起来的新军、用心培植的党羽仍忠心于他。他们时不时地前来洹上村问计"请安",他也就跟着关注外面时局的发展。为此,洹上村专门设立了一个电报处,那看不见的频频电波又慢慢唤起了袁世凯心中沉睡已久的欲望。自信随着欲望也在不断地增长,他认为自己不会久处困境,总有一天将会龙腾虎跃,再度出山。

机会说来就来。武昌首义一声枪响,袁世凯又被送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他的人生,也因此而进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时期。

这是一段人们十分熟悉的历史。革命党人占领武汉三镇,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前往镇压,可袁世凯的这些旧部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就是不听荫昌指挥。怎么办?唯有请出袁世凯,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就如李鸿章让他护送大院君返回朝鲜时所说的那样:"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而袁世凯也不是那么好请的,他以"足疾"未愈为由推辞不出。这既是对载沣当初的开缺予以报复,也是他继续要挟,以增加出山的筹码。直到被清廷由湖广总督改任为内阁总理大臣,其提出的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等六项条件被全部接受之后,他的"足疾"也就霍然"痊愈"了。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刚刚走马上任,北洋军队就一口气攻下了汉口,接着又拿下了汉阳。如果再稍微鼓鼓气,就可攻下武昌,收复武汉三镇。然而,袁世凯在占领汉阳后却主动叫停,并延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中间人,开始与革命党人谈判。他审时度势,觑准了这一谈判的有利机会:武昌岌岌可危,留而不攻,算是给了南方革命党人一个大大的"人情",在对他袁世凯产生好感的同时,必将生出新的希望-;-;让同是汉人的他反戈一击,取代清廷,达到恢复中华的目的。是的,袁世凯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可不愿继续充当清廷鹰犬,像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永远让清廷玩弄着当枪使。他早就受够了,他不能再忍了,他要做主人,要取而代之。他留下武昌不攻,也可就此威胁、要挟清廷,以达一箭双雕之效。

事情一步一步地往袁世凯设计、预想的方向发展。南北双方派出代表,经过多次正式的及私下的谈判,双方条件渐趋一致,最后归结为两点:一是国家采用何种体制,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二是袁世凯在新体制中的位置。若行君主立宪,肯定还得保留皇帝。这,不仅袁世凯不愿,革命党人更不会答应,"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其首要任务,连最起码的一点都做不到,那还叫什么革命?因此,南北议和最后达成的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只能是实行民主共和制。

正在这时,孙中山由海外回国,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便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并支持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反应迅速,马上致电袁世凯,只要逼清帝退位,便让位于他。袁世凯不信,一面制造舆论"收拾大局非袁莫属",一面加紧备战。孙中山也毫不示弱,自任总指挥,出兵六路北伐。然而,孙中山此举很快就遭致列强的威吓及内部反动派的掣肘,汪精卫就公开指责孙中山贪恋总统之位,破坏和议。于是,孙中山不得不停止北伐,在致伍廷芳电中要他转达北方代表,第三次强调:"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总统之位有了保证,袁世凯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开始回过头来对付清廷,加紧逼宫。一批宗室亲贵成立宗社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共和。关键时刻,又是革命党人帮了袁世凯一忙,彭家珍冒死刺杀宗社党首领良弼成功,清廷贵族闻风丧胆,纷纷逃离京城。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奄奄一息的清廷再下一剂"猛药",在他的鼓动下,原先反对共和的北洋新军突然转向,46名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反对立宪,赞成共和。清廷四面楚歌,走投无路,隆裕太后无奈之际,只好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发诏书,宣布退位。清廷的退位,标志着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来南北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民国成立后实行美国的总统负责制,因革命党人不信任他袁世凯,结果弄出一个内阁总理制,以限制总统之权,其实就是限制他袁世凯的权力。革命党人又提出不少要他接受的苛刻条件,比如建都南京,实际上就是让他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其架空,成为一个傀儡。这些,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仅一眼洞悉,而且施展计谋一一化解于无形。不过也有让他难受的紧箍咒,那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就在南京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一部由革命党人单方面制定,并未经过袁世凯参与同意,而又一厢情愿地非要他接受执行不可的宪法。孙中山此后发动的护法运动,护的就是这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总理内阁制下开始行使总统职权。作为一个在清廷专制制度中执掌国家大权、实权的旧官僚,他几乎每办一件事,都要经过内阁审议,议员副署。而内阁与议员们之所以设立,为的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力,所以他每动一议,每办一事,都深感掣肘。在专制政体下做惯了官的袁世凯,自然无法适应这种民主政体,于是,他与内阁的矛盾冲突势不可免。对待内阁与议员,他使出的撒手锏,先是收买;收买利诱不成,继之以血腥镇压。

袁世凯的性格中有着一个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那就是一旦得势,便沾沾自喜,飘飘然不知东西南北,不谙节制之道,不懂韬光养晦,继续一个劲地向前向前再向前,非将事情做绝不可,直至事与愿违地走向反面。

随着议员被收买或迫害,控制了内阁的袁世凯仍不知足,先是下令解散社会党和一切"煽乱"的政党,不久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来干脆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他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又成立专门机构修改约法,出台《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废除责任内阁制,改行总统制,还弄出一些规定,使自己由任期总统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并可传嗣子孙。名有了,利有了,权有了,一时间,袁世凯可谓高高在上,万民景仰,名义上是共和制的大总统,实则比封建时代的某些皇帝更加集权。可他仍不知足,一意孤行,要改共和体制为封建政体,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要做名实双至的皇帝称孤道寡。

当袁世凯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时,就已经站在了山峰之巅。他忘了自己曾经认识到的每前进一步必将伴随着的危险,他忘了仅能立足的峰巅四周全是悬崖峭壁,无论往哪个方向,只要稍微向前跨出一步,就会跌入万丈深渊。

由众望所归到众叛亲离,只有一步之遥;由胜利到失败,也只有一步之遥;由真理到谬误,仍然只有一步之遥……世上许多事物,从左到右,由上到下,从正到反,看似遥不可及,实则仅仅一步之遥。

袁世凯称帝自为,固然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与其性格、心理等方面密不可分,但主要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传统的文化土壤所致。

袁世凯逼退清帝后,对相命、风水、堪舆之类的东西更加迷信,在确定总统府居时,他请来了一位所谓的"青鸟大师"相度吉凶。这位风水大师卜了一卦,认为中南海居震、离两方,而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乃帝王之所,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乎,袁世凯就这样在"青鸟大师"的指点下搬进了中南海居住。

袁世凯住在中南海这个到处都是帝王遗迹的园子里,不做皇帝梦倒反而有点不正常了。这里的每栋楼宇、每棵树木、每块石头、每处墨迹,都是王者的符号与象征,似乎都在向他述说着皇家的霸气与帝王的梦想。袁世凯无时无刻不浸淫在这种浓浓的帝王氛围之中,他的身与心,也在这极度的诱惑中日渐膨胀。他学古代盛世君王,想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强盛壮大,所以他勤勉有加,每天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劳形于案牍之余,还让人呈进摘抄历代帝王政治言行的《居仁日览》,必恭必敬地捧读不已,用以借鉴。

那些与袁世凯同样居住中南海的家人仆人,也不断地为本已浓烈的帝王氛围"增光添彩"。袁世凯睡觉醒来必喝香茶一杯,一位茶童在送茶时,发现他还在鼾睡,下意识地朝床上望了一眼,一不小心竟将朝鲜国王送给袁世凯的一只上等碧玉雕刻的茶杯给打碎了。于是,茶童就说刚才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全身闪闪发光、正欲腾飞的大金龙。此言说得袁世凯疑疑惑惑、恍恍惚惚,以为自己真是一条神龙下凡尘。结果撒谎的茶童不仅没有受罚,反而得到了一份袁大总统的赏赐。

茶童这样说,其他仆人也捕风捉影,总说深宅大院深夜常有游龙掠过,还有意制造出多起令袁世凯深信不疑的假象与征兆。儿子袁克定为了自己日后能够继承皇位,更是推波助澜,极力怂恿父亲推行帝制。他私自刻了一枚"皇太子印"的金印,那些溜须拍马的人称他"皇子殿下",他也安然受之。他走得最远做得最为过分的事情,是对袁世凯封锁消息,每天伪造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送给袁世凯阅览。本是一份反对称帝的日人报纸,结果让袁克定弄得面目全非,尽是一些支持、同意袁世凯改行帝制的文字。

如果说仆人、家人、亲属要袁世凯当皇帝尚怀一份个人私心,而外人众口一词,使袁世凯不由得将信将疑了。在袁世凯深居内宫做着帝王美梦之时,他的部下纷纷呈文,要求改行君主制,希望他早日登基称皇。"筹安会"六君子中,除严复确有勉强拉扯之嫌外,其他五人对复辟帝制全都不遗余力。特别是杨度,认为中国不适宜共和,"非君主不足以定乱,非立宪不足以求治"。在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的发动下,各省成立了人民请愿团,在北京还成立了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最让人大开眼界的千古奇观,是这些人居然别出心裁地拉出了两个相当特殊的团体-;-;乞丐请愿团与妓女请愿团。这团那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恢复中国自古就有的封建君主制!为首的梁士诒之所以如此卖力,就因为他在"五路借款"时拿了回扣,其手下又挪款贪污,他害怕被人揭发,便以拥戴袁世凯称帝、建立"殊世功勋"来赎罪。

一股鼓噪、拥戴、劝进、支持、怂恿的民意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使得袁世凯对恢复帝制深以为然。似乎他袁世凯不称帝,国家就要动乱不堪了。

就在这时,又传来消息,远在河南项城的袁世凯亲生父亲袁保中墓旁,长出了一条长达一丈多、形似龙状的紫藤。袁世凯速派袁克定回乡查看真伪,袁克定到达项城,很快写了一封回信:"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天命所归的远不止于此,各地呈送的关于袁世凯乃真龙天子的祥瑞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连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给袁世凯,说他夜观天象,发现一颗帝星高照某纬度,经勘测研究,帝星高照之地正是河南项城,今帝星正向北移,不久将抵达北京上空,照临袁大总统的皇帝宝座……

民意难违,天意更是难违!

事情到了这种份上,袁世凯就是不称帝,也不行了!

殊不知,恢复帝制转瞬间又成为一场闹剧,由众口一词潮水般涌来的劝进,突然转为夜以继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弥留之际的袁世凯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哀与凄怆,什么奋斗、名誉、金钱和权力等等之类的东西,此时此刻,已变得全然没有意义。

当了83天皇帝,袁世凯身败名裂,英雄顿时成为奸雄与狗熊。于是,他生前的业绩被淹没,缺点被放大,成为千夫指,成为应"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败类,成为近代历史上坏得不能再坏的人物。在挨骂这一点上,他也超过了挨骂挨得最厉害的慈禧:被他逼退的清室要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要骂,孙中山及他身后的国民党要骂,普通老百姓在他人的宣传鼓动下也跟着骂,就连那些他一手栽培起来的曾经跟着他风光不已、获利多多的亲信部下、北洋将领在表白自己的时候也会跳脚大骂……

袁世凯就这样被人骂着,一直骂到今天,估计一时难有出头翻身之日,往后还得继续被骂下去,遗臭万年。这可真是应了老祖宗留下的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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