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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任考试院院长:半推半就从政“跑龙套”

原标题:张伯苓任考试院院长:半推半就从政“跑龙套”

张伯苓任考试院院长:半推半就从政“跑龙套”

(▲1939年1月1日,蒋介石与陈诚视察南开,中为张伯苓。图片来源:中央社记者摄)

摘要:张伯苓叹了口气说:“唉!蒋先生叫我去跑龙套嘛,我就去跑一跑吧!”

国民党和蒋介石反复磨劝张伯苓入党从政、离开大陆。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至少三次邀请张伯苓加入国民党。第一次是孔祥熙让行政参事、南开校友张平群游说,被张以“不参加比参加更好”为由谢绝;第二次是贵州省政府秘书、南开校友郑道儒游说,张又以同样理由谢绝;第三次是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来访,再次请他入党,他还是谢绝。

吴铁城临走时,将一张国民党党证放在桌上,党证的“介绍人”一栏赫然写着“蒋中正”。65岁的张伯苓碍于情面,难以退回党证让蒋难堪,只好半推半就加入国民党。张伯苓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办教育是为国,我入党也是为国。为怎样的国家呢?是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国家。”

蒋介石力挺南开办学,张伯苓对蒋投桃报李,积极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1939年9月1日,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张被蒋选派为监委;1941年任三青团中央团部指导员;张也时常出现在中央训练团党团训练班的讲坛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要求南开认印《总理遗教暨总裁言论》,张立即答应个人认印100部,南开中学认印200部。

1945年5月,张伯苓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7年11月,他以13万余张选票当选为天津籍国大代表,据说个人得票数居全国之冠。原因大致有三:一、本人威望极高;二、蒋介石授意,南开校友组建“公能学会”助选;三、执政的国民党站台。

“南开系”教育质量奇佳,人才辈出。学而优则仕,国民政府很多部长、省主席、市长都是南开学生。有人说,以前是天津的南开,今天是南开的天津。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南开大学在天津复校。70岁的张伯苓德高望重,天津媒体报道地方新闻时常常如此排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市长杜建时……”。这不仅表明南开校友杜建时尊重老校长,更凸显张伯苓在国内的政治身份和地位。

1948年4月,国民党导演“行宪国大”,蒋介石出任总统后,需要“民主”门面。此前他曾考虑提名傅斯年为考试院院长,傅坚决不从政,所以婉拒很干脆。

一年前,蒋曾考虑提名胡适为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胡适感动于蒋介石的诚意和亲笔信,曾有动摇,好在有弟子傅斯年这位高参,及时为他泼冷水、踩刹车,最终也婉拒。

考试院院长只是虚以高位,在五院之中最无实权,但在知识分子打堆的教育文化界,寻找一位泰斗级人物也不容易。蒋介石想到了张伯苓,多次致电和委托说客劝进。

6月15日,蒋介石致电杜建时转张伯苓:“兹谨请先生担任考试院院长,藉宣清望识,试政为国人所崇,士流遂瞻,依之愿中,亦将常承教诲。思维再四,非公莫属。”

蒋深知张伯苓不愿从政,干脆来电“先斩后奏”,称“时间迫促,不及先征同意,并祈原谅。”(周利成、刘轶男选辑《天津市档案馆藏有关1946-1948年张伯苓参政活动函电一组》,以下简称《张伯苓参政活动函电》)蒋是半请半逼,张只好半推半就。

6月16日,张伯苓读了杜送来的电报后,婉陈恳辞:“(一)年老体衰,难任繁巨;(二)素乏行政经验,恐误试政。”(《张伯苓参政活动函电》)杜回到市政府,立即起草电文,当晚19时复电蒋,转告张的上述意愿和两条理由。

6月17日,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致电杜建时:“伯苓先生出长考院,业经中常会通过定案,如不允,就将使总统万分为艰。望就近尽力敦劝,请其打消辞意。”这封电报交出底牌,张任考试院院长已经民国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如不就职,将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权威的挑战。

杜建时无奈,自己摆不平,只好发动老校长好友和南开校友劝进。6月18日,杜致电吴鼎昌并转蒋介石,“谨当发动张先生契友及素为张先生重视之南开校友,分头向张先生进言,期上符钧座推进试政之至意。”

果然,6月23日,东北合江省政府主席、南开校友吴瀚涛提前向张伯苓发来贺电:“顷闻大命将长考院,仰慕德辉,情殷立雪,谨电预贺。”(《张伯苓参政活动函电》)“文胆”陈布雷也奉命做说客,来电恳请:“我公不出,将置介公于万难之地。”

6月1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伯苓劝进。针对张此前的推辞理由一一解释,礼贤下士的诚意十足:一、年老不是问题。考试院设两部,“只须先生总擎其成,决不致事务太繁”;二、健康不是问题。“如先生以体力一时不便南来,则暂由副院长代理,以待尊体完全康复再理院务,亦无不可”;三、行政经验缺乏更不是问题。相反,院长任命众望所归,呼声很高,“此间群情响慕,一致推崇”,“请勿再辞,不胜公私交感之至”。(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70200-00024-0l7,台北“国史馆”藏)

杜建时在该电文上批示:“请秘书长子青兄持原电谒张先生。”梁子青送达电文后,张伯苓继续推辞,在原电旁亲笔写下歪歪扭扭的四行钢笔字:“一、身体□□(字迹不清,无法辨识,应为‘不好’之意);二、无作行政事经验;三、行宪初期,恐误重任;四、另简贤能。”(周利成《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真相》)

6月19日,蒋介石再电张伯苓,对其“当此国家艰难之际”允任考试院长一职,“盖感风雨同舟之切”。(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400-00010-120,台北“国史馆”藏)

盛情难却,张伯苓几经犹豫之后,终于表态答应:“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

黄钰生、阎子亨等南开骨干都曾劝阻。黄说:“先生还能以您一个人的力量,去挽回颓局吗?”张叹了口气说:“唉!蒋先生叫我去跑龙套嘛,我就去跑一跑吧!”(黄钰生《关于张伯苓先生遗嘱的真象》)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34】。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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