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规矩，戏路停滞，被中日关系影响，一个日本演员在中国的12年

原标题：适应规矩，戏路停滞，被中日关系影响，一个日本演员在中国的12年

文|亚纪 编辑|冯翊

涩谷天马不笑的时候有点呆呆的，细长的眼睛埋在双眼皮下。十几年前，他刚到中国面试第一部戏，还没来得及试演，就落选了。介绍人猜测：“你太瘦了，不像鬼子。”

这个快五十岁的日本演员，在抗日剧里演了近50个“鬼子”。《雪豹》《借枪》《金陵十三钗》都有他的身影。这些“鬼子”，有的穷凶极恶，有的也招人可怜，有时候会“良心发现”，还可能是安插在日军营内通风报信的间谍。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脸谱化的反派。

和其他演员相比，涩谷在中国的演艺生涯受到中日关系和影视业因素的双重影响。影视业不景气，昔日熙熙攘攘的横店，不少剧组悄悄停工。今年，涩谷接洽的两部戏也陷入了停滞期，其中一部从六月拖到了冬天，索性没消息了。涩谷的一个朋友也中了招——准备到半途，被剧组临时解散，回老家等着复工日。

中日关系近期有回暖迹象，但涩谷上半年受了伤，一直休息到现在，他还没有感受到戏的邀约变多或变少。“这四年差不多，去年没有少，挺忙的。”

但在2012年，这种感觉很强烈。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问题坠入冰点，他察觉到，“有的剧组觉得正好可以多拍抗日剧，有的剧组不敢用日本演员。”那一年是他接戏最多的一段时间，由于参演的谍战剧《借枪》的成功，一年内有三十多个角色邀请他演，最终接了五六个，一度霸屏，“有一阵，七家电视台播的五部抗日剧里面，全都有我。”

被人称为“鬼子专业户”，涩谷本人没怎么顾虑过“日本人形象”的问题：“我是演员，你懂吗？”

涩谷不是没接到过“好人角色”。他演过一名从北海道来中国，专门观察鹤的科学家——那是为数不多的几次——跟着电影剧组在冬天零下三十度的齐齐哈尔拍了一个月，演动作戏的时候把颈椎摔伤了，后遗症折磨了他两年。等颈椎好了，电影还是没上映，他叹气：“太可惜了，我太无奈了。”

这些年来，抗日戏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他有时也摸不着头脑：“什么原因不好说，中国太大了。”

近期，演员涩谷参与了不少文化、影视、商业交流活动，“中国有市场，有资本，日本有题材，有故事，我可以成为中间的那个Bridge。”

说话间，他独自思忖片刻，突然笑开，眼尾和两颊延伸开的褶皱聚在一起，拉出几道圆弧，又回到了抗日剧里“太君”给小孩糖时候的样子。

（涩谷天马在电视剧《借枪》中扮演的日本宪兵队长加藤，鸡毛掸子是他的重要道具。图源网络）

以下是他的口述：

“不能乱演”

2006年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对“抗战片”没有概念。那时候没人告诉过我中国会拍这类题材的片子。接到第一个角色就是日本军官，剧组只给了我自己角色部分的剧本，我知道自己演的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还以为是历史片。

直到拍摄，发现这个角色是反派。当时沟通能力很弱，更别说跟导演谈角色设计了。在现场，副导演给我导戏：“涩谷，有个镜头是这样的。”我哪里听得懂，也没有翻译。于是我先假装听懂了，凭借之前在日本演戏的经验演一遍，副导演觉得不对：“停停停。”我这就知道得换一种演法，再换一种，试到对为止。

时间长了，逐渐有了概念。中国剧组来找我的角色，十部里有九点五部是“日本鬼子”。戏份重一些的拍两三个月，轻一些的可能就一两页A4纸。他们几乎全是配角、反派，甚至有一些角色是非常功能性的——剧情发展到这儿了，需要你出现，前后没有逻辑，人物的行为解释不通。

说实话，有的角色很烂，写得非常随便，我觉得无法成立。当然我也理解，拍戏不是以这些角色为主。但是戏太少，出场突然，一出来就做坏事，我很难为他辩护。

实在没法把这个角色设计得有真实感，唯一能想象的是，这个人可能过去在日本混黑社会，意外会一点中文，对自己的人生完全放弃。演的时候也只能简单粗暴地诠释，小细节没法考虑。

我演过的很多角色并不是原来剧本写的样子。剧本角色台词往往比较简单，表演起来，对具体的行动、细节有很多可以设计的空间。一个情节我可能会想好几个方案，去跟导演沟通，可能十个方案里能用上一个，就已经很幸福啦——这是一个小小演员的成就感。

拍姜伟导演的《借枪》时，我饰演日本宪兵队队长。这个人聪明且狡猾，为了突出他有点神经质、变态的一面，我提了两个细节，一是在司令部里放植物，叶子很大的那种，这个队长每天都要把叶子擦得很干净，二是他养三条小鱼，当成自己的孩子，每天对它们自言自语。

这种神经质是有缘由的，当他诱拐男主角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怜的一面——他有着悲惨的童年，会把小鱼放在敌人的小孩身边陪伴，就像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这样一塑造，人物更有真实感。

导演明白我的意思。角色的厚度随着我们之间的沟通逐渐在增加，从一变成二，最终可能会到四或五的效果。一般专门找我这类日本演员参与的导演，都会尊重真实感，尊重我的提议。

对我来说这么少的露出机会，是不能乱演的。

但这番苦心能收到怎样的反馈？你永远无法预料。有些脸谱化的反派角色来不及设计，简单粗暴地演完却特别受欢迎，我真是没想到。有点讽刺吧？

近几年我也在刻意避开日本兵的角色，尝试接一些不一样的。想象一下，“日本鬼子”反串老太太是不是很有意思？我演过日本魔术师，日本警察，还有日本科学家，这些人有好有坏，这也是我观察到内地戏剧的一个特色——正反派区分得很清楚。

在台湾和魏德圣导演合作时，我拿着自认为是“反派”的角色去跟导演聊，导演有些奇怪：“他是这样的人，但他没有这么坏。”

那时候才觉得，自己习惯了内地影视剧的模式后，想法真是不一样。

（在片场的涩谷天马。）

中国的规矩

演了这么多日本兵的角色之后，来找我的始终是抗战戏最多。我试着每次尽量跟之前演的角色有区别——用新的方式表演，或者故意避开类似的人物，但越来越难。于是我开始考虑给自己开拓一些新的机会，比如写剧本，做制片人，做文化交流，道路拓宽一些。

2012年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公司，沟通中日之间的影视版权业务。没想到当年9月就出了钓鱼岛事件，两国的交流突然停顿了。自那以后，四年没有任何日本电影引进中国，特别可怕。我们谈购买拍摄权和翻拍权也很难，往返中日，非常努力去沟通协调，依旧无果。投资方担心没有确定的规则，万一买了不让上映怎么办？

政策变动很大很快，这点和日本不一样。日本是政策出台之后，慢慢试行一两年，让大家都有个准备，磨合期过了，再正式定下来。中国则是，突然通知唉明天我们有新政策要发布，很快，可能下个月就开始实行了。还有一些潜在的规则，我们联系过一个想要引进的日本电影，里面有一个美女反派，由于衣着比较性感，投资方担心因此上不了大银幕。

这一点和剧组很像。有时明明定好下个月的档期，今天会突然打电话问：“明天能进组吗？”变动原因各种各样，比如剧本没有写出来，其他演员的安排有变动，拍摄场景没有协调好等等。

刚来中国的时候，剧组早早定下一个剧的反二号之后，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当时中文不好，又正值搬家间隙，我每天去公园背台词，听朋友帮忙录的中文台词，跟着念纠正发音，四行中文台词我花了三天才背下来。

进组当天开完会，副导演临时找我：“涩谷，换个角色吧，导演想让你演反一号。”反一号中文特别流利，有大量的中文台词。过两天就要开机，完全来不及准备，我非常惊讶地拒绝了，但他们没同意。那天晚上，导演和制片人一帮人，在房间围着我劝了四个小时，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妥协的。

那七八天，我每天拖着生病的身体，从早到晚拍动作戏。跑步，趴地，背着受伤的人跑，拿刀“砍人”，我体力快到极限了，硬撑着。不只是体力，整个过程也特别辛苦，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如果做演员这么辛苦的话，我可以改行。”在日本拍戏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中国有一些制片方不太尊重演员和工作人员。

拍完这部戏，回程路上，我晕倒在北京的机场。从这时开始，内心做好了随时可以回日本的准备，但又总觉得有一点不甘心，我不断问自己：“唉涩谷，你真的竭尽所能了吗？”

你看，我还是一直留到了现在。

我常常遇到收到剧本，最终没有开拍的项目。这些剧本现在还在我家放着，目前没拍的大概有十部，差不多半人高了，加上以前的可能有三十部。

日本剧组拍戏的习惯是，所有事情全都提前安排得周到。所以我说再好的同声传译也很难沟通中日影视方面合作，比如中方说，一个项目今年年底开机，很可能年底开不了机，要是如实翻译，日方可能会觉得被骗了。

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现在也慢慢在适应。来中国这些年，我的分析能力越来越强。像是在玩推理和侦探游戏，一个一个元素拼接过来，一件事情一方这么说，另一方这么说，然后自己去看资料，对比研究种种迹象，你才知道它是否有可能实现。

也学会了一点，叫“不能提前准备”。类似的经验多了之后，很多演员会开始做一些自己一个人能掌控的事情，比如做陶瓷啊，画画啊，我觉得一个原因是，拍戏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一个人的活动就百分百随意的。

【在《叶问1》中，涩谷天马扮演的日本军官佐藤（左一）】

“我是演员，你懂吗？”

我拍了那么多片子，其中《叶问》在日本电视台反复播出过，日本年轻人喜欢看功夫片。社交网站上，我看到一些日本网友骂我演的那个很坏的角色。作为日本人，看到这样的角色就像德国人看到纳粹分子的片子一样，会不舒服。

中国有极少数网友会在贴吧里说，他们日本人本身是这样的，不需要演，看过这样的发言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作为演员只能去演。也有年轻人会给我发消息说，我爸喜欢你，老看你的戏，我妈讨厌你。

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这些角色会不会丑化日本人形象的问题。我是演员，你懂吗？演员优先考虑演员的业务，把角色丰富一点，才是专业演员做的事情。

我平时没戏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待着，画画啊，作曲写歌，弹吉他，偶尔走上十分钟去团结湖公园，看看绿色。一般很少出去逛，平时需要社交的部分已经太多了，见人就是“我是涩谷，请多关照，以后请保持联系”“合作愉快，我们下次一定再合作”等等，我也想保留一点自己的空间。

演员有一种“职业病”，喜欢观察人的行为和想法。我看社会新闻里的跟踪狂，看纪录片里的站在篮球上顶着面团的刀削面师傅，看日本的女子偶像，看孤独的老人，一点一点，把他们攒在我的故事里。我也在试着找投资人，看看有没有搬上银幕的可能性。也许一辈子拍不了呢，谁知道呢？

今年中日关系回暖，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比以往多了许多。我去表演过日本舞，有时候也被人问到娱乐圈八卦——张嘉译是不是人特别好啊，刘烨是不是真的很逗啊。

（2012年涩谷天马出演电视剧《大戏法》中的歌舞伎扮相。图源：“涩谷天马”工作室新浪博客）

现在身边的日本朋友，好多刚来中国的时候认识的回日本了，有的是因为生意不好做，有的是空气原因。一直留在中国算是命运的选择吗？在日本的时候我没有出名，那段日子非常痛苦，每天打工支撑一些学习的费用，参加各种试镜。你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名，也许一辈子都等不到。很多朋友到了30岁，选择转行，我压力挺大的。虽然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也不少，但生活就像在躲雨，我还能勉力支撑。毕竟一半的事业都在中国，这里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十二年时间过得好快，可我还能清晰记得刚来这儿拍戏的场景。

有一次，夜戏一直拍到早上七点，天亮了，剧组收工撤走了。他们带走了我的道具刀和道具枪，还有我的护照书包和钱包，唯独忘记带走我。我不会中文，穿着日军军服，站在北京郊外，什么也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