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的避讳字 | 聚珍文化课

原标题：古籍中的避讳字 | 聚珍文化课

古籍中的避讳字避讳就是在文字上避免直书（也包括在口头上直呼）当朝历代君主和自己祖父辈名字的一套方法，前者称为公讳，后者称为私讳，是我国封建礼教的特殊产物。古籍中的避讳字，主要指前者，由于这种避讳是“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因此，“不啻为时代之标志”（陈垣《史讳举例序》），对鉴定古籍时代具有重要价值。

秦汉已有避讳，但不甚严格，正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说：“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讳辨》）自唐以后，避讳则趋于严格，唐代已将避讳作为法令写入了刑律之中，《唐律》“上书奏事犯讳”条规定：

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唐律疏议》卷一〇《职制律》）虽然，在这条律文中，最后还规定了“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但实际情况则远非如此。所谓嫌名，即与名字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按照规定，本不在避讳之列，但唐代著名诗人李贺的爸爸叫李晋肃，因而便有人提出李贺不能考进士，因为“进”与“晋”音同，犯了私讳，可见嫌名并非不在避讳之列。再如“二名偏犯”，即两个字的名字，只说其中一个字不算犯讳。如唐太宗叫李世民，按上述规定，只要“世民”二字不连称，只称“世”或“民”，不算犯讳，但实际上，唐人写文字，凡遇这两个字都避讳，亦足见在实际上连“二名”也不肯“偏犯”。宋代在避讳方面，完全承袭了唐代的做法，甚至还变本加厉，规定了大量同音字要求避讳，如宋高宗赵构的“构”字，就规定了“媾”、“购”、“够”等五十五个字，都要避讳（见《礼部韵略》），“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洪迈《容斋三笔》卷一一）因而在唐宋以后的刻本古籍中，避讳字随处可见，形成了真正的时代印迹。

在古籍中，常见的避讳方法有三种：一是改字，二是空字，三是缺笔。如上文已经提及的，为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改“彻”为“通”就是改字例，在清刻本中，由于康熙皇帝叫玄烨，故凡是“玄”字，大都改作了“元”，都是翻开书随处就可看到的。古籍为了避讳而空字，以宋刻为例，一般都注明“今上御名”或“×庙御名”之类的双行小字。而缺笔则主要是缺所讳字的最后一笔，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民”字，缺笔便写作

明末郭正域选《杜诗》，“校”字都写作“挍”

同治年间《理学宗传辨正》一书中，东汉学者郑玄被改作郑元。

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陶山集》、《学易集》中，“玄”、“絃”都作缺笔处理

嘉庆年间民间抄本，与“烨”相似的“晔”字，“华”字直接避讳不书

清后期刻本《永历实录》，堵胤锡，“胤”字用“允”字代替，加框

掌握古籍中的避讳并不困难，其关键的一环就是要熟悉历朝，特别是唐以后历朝皇帝的名字（元朝可以除外，一般说元刻书很少避讳），并注意由这些名字的同音字所衍生出来的嫌名。

在具体运用古籍中的避讳判断一书的刊刻年代时，要注意找出该书最晚一位皇帝的名讳。例如清内府所藏宋版《隋书》，“于宋讳皆缺笔，其避‘廓’字乃宁宗嫌名”（宁宗叫赵扩，扩与廓同音，故为嫌名），由于宁宗是此书所避的最晚一位皇帝的嫌名，说明它应该是刻于宁宗朝，即公元1195—1224之间。因为很明白，“前乎此”不可能有此讳，而“后乎此”又将有新的名讳。

— 图片源自豆瓣书友北庭小白杨的日记—

聚珍文化课

相关专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