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门之战：明朝与葡萄牙历史上的首次军事合作

原标题：叁门之战：明朝与葡萄牙历史上的首次军事合作

在东西方早期交流史上，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冲突往往多于协作。但随着双方接触的频次增加，互相间了解的深入，合作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尽管这些早期合作的规模往往不大，也非常容易隐藏在史料中不易发现。但蛛丝马迹间，还是透露着双方各自的无奈。

1564年的叁门之战，就是明朝首次与葡萄牙船长的军事合作。双方不仅各求所需，也在现实困境面前选择开启了新的妥协时代。

鸡同鸭讲的早期交流

大航海时代在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1520年代，明朝当局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已经变天。过去足以自绝于外部的地理环境，正随着科技进步与时代发展而逐渐瓦解。频繁跑到朝堂上告状的藩属使者与尾随而至的葡萄牙人，就让僵化已久的涉外部门觉得无所适从。

此后的三十年里，明朝出于自卫本能而与代表当时西方对外开拓精神的葡萄牙，发生了一系列并不愉快的鸡同鸭讲。前者以世界至高权威自居，希望所有前来的交流者都识趣的自降一级。同时，又出于内心层面的自卑与不屑，希望所有交流都被限制在可能的最低范畴。后者的要求则灵活许多，但基本上寻求基于相互尊重的对等交涉。对于巨大市场的原始冲动，又让他们希望将交涉地域和程度都做稳步提升。这就注定了明朝与葡萄牙双方在早期的必然对立。

没有大航海时代 就不会有倭寇的大爆发

甚至于因为葡萄牙人带来的外部刺激，明帝国原有的内部分配格局也出现了紊乱。长期被故意压制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始有了打破贸易管制的希望。除了那些意图继续垄断口岸的势力，民间层面的骚动还是一发不可收拾。反过来，这又刺激了明朝朝廷的进一步闭关自守。大量的官吏和军队，开始一轮又一轮的贸易严打，直接破坏了大部分自然形成的沿海利益分配机制。

从屯门-西草湾战役到双屿岛的兴起和毁灭，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诞生的关键节点。嘉靖朝的倭寇大爆发与军队贪功冒赏出来的走马溪大捷，更是时代变局催生社会紊乱的标志性事件。

明朝与葡萄牙的早期交流 充满了冲突

募兵制在沿海的扩散

明初建立的众多卫所水寨 在很短时间内趋于没落

以上因素引申到军事层面，又进一步暴露和解构了虚弱的明朝沿海防务。过去以卫所兵制扎根沿海的众多水军军寨，在朝廷终于开始关心沿海前，就已经趋于瓦解。

由于明朝长期执行不容松动的海禁，沿海众多岛屿的居民被强制迁徙到内陆居住。一些岛屿成为了可以给海盗利用的无主之地，另一些则成为了水军的基地所在。但这些岛屿往往并不适合于种植作物，有的可能连淡水资源都比较匮乏。原本是异常依赖土地财政的卫所兵制，就这样失去了生存的必要土壤。容易困苦的条件，让兵士们大量逃亡。损坏的船只也根本得不到修补经费。

16世纪开始 明朝逐步在沿海也实行募兵制

类似的卫所体制衰退，在明朝各地都有发生，逼着朝廷从15世纪开始用募兵制作为补充手段。但因为明朝的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朝廷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大规模的募兵数量。在土地依然用于维系卫所制前提下，数额不多的粮饷是征募部队的唯一犒赏。但沿海的局势急剧恶化，这套并不完善的应急预案也就被直接复制到了当地。

大约在倭寇兴起的前后，明朝开始用大批募兵来执行沿海防务。而且为了断绝地方上的利益纽带，所招募的部队都必须到异乡服役。比如将相对内陆的山区壮丁，雇佣到沿海地区作战。又将广东沿海的海员，招募到福建去对付倭寇。在戚继光的戚家军成功的同时，各种类似维系模式的军队，成为了明朝控制沿海的中坚。其中的绝大部分，又根本无法获得戚家军才有的待遇。

1564年，这套用于临时救急的体制，直接引发了著名的拓林水兵兵变。不满于低下待遇的水师，在接到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北上调令后，决定发起哗变。由于不是潮州拓林本地人，他们决定集体返回自己的故乡东莞据守。这便将原本只活动于江浙与福建沿海的倭寇风波，又推向了南方的珠江三角州。

倭寇的大规模出现 让明朝在沿海的防御漏洞百出

岭南的世外桃源

倭寇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来自日本

16世纪的50-60年代，大量的倭寇在江浙与福建沿海频繁出没。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其中除少数日本浪人外，不乏大量的福建本地人、浙江人和数目不少的徽州人。这种组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广东沿海不是倭乱重灾区的原因。

在明朝的海禁制度开始后，岭南地区的珠三角就是少数留下的开放口岸。南洋各国都会到这里进行海上朝贡。当地的朝贡贸易收入，也远多于开放给琉球的福州、开放给日本的宁波和开放给朝鲜的蓬莱。从战国时代就形成的贸易传统，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容忍。岭南的特殊隔绝环境，又让朝廷的直接管辖力度不如靠近赋税重地的北方两省。

岭南地区是明朝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地方

所以，在漫长的海禁期内，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州一带的居民，都会保留最起码的出海能力。到了财政日益吃紧的15世纪后期，连地方官都加入进来。一方面打破了固定的朝贡期限，希望更多南洋船只光顾。另一方面又会庇护当地人出海贸易。哪怕有正德与嘉靖两位皇帝的三令五申，也没有压制住这个现象的继续发展。

但这些人，却在16世纪成为了朝廷可以征用的人力资源。由于大量的沿海人口加入倭寇或是被认定为倭寇的同情者，明军开始招募珠三角地区的海员作为水师主力。拓林兵变中的1000名东莞水师，就是因此来到潮州驻防的。只是在当时，很多人并不愿意连人带船的被官军征调。以至于故意将船造的更小，希望躲过筛选。

当拓林的东莞水师回到珠江，也重新与过去的同僚们建立了联系。一些沿海地区的私人盐商与其他走私船，纷纷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就让叛军的规模，迅速增加到数千人，并拥有了30艘大船和40艘小型船舶。他们计划从珠江直接杀入，占领首府广州城。

原本要戍守海疆的水兵 转眼成为了叛军

有惊无险的防御战

拓林兵变的水兵们直接顺风返回了珠江口

1564年，当叛军的船队开始进入珠江口后便有如无人之境。由于巡抚吴桂芳正在镇压广东北部的山地叛乱，所以将大部分还有战斗力的卫所军都抽调去北方。已经调任广东总兵的俞大猷，面临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明朝的广州城，原本只是举例水岸有相当距离的一座小城。这种筑城选址，显然不是为了方便贸易，而是为了预防从水面方向来的威胁。但随着贸易恢复和人口的发展，原先的城区已经无法容纳人口。城区自动向城墙外延伸，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社区。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外城尤其是靠近江岸的地方，就被自动放弃。好在叛军本身也没有任何攻城的准备，对于依然有城墙保护的内城，暂时没有办法。在劫掠一番后便选择了暂时后撤。

明朝前期的广州城面积较小

因而，俞大猷抓住时机玩起了声东击西战术。他首先调派部分官军的水师从珠江口逆流而上，将叛军的吸引力转移到他们的背后。接着又派官军四处出击，将附件地区的船只全部搜罗过来，拼凑成第二支船队。

一个月后，叛军加入了更多珠江口的走私船只，重新折返广州。这次，他们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万人以上，有了攻打广州城的资本。

俞大猷布置是连环船战法被轻易击破

俞大猷就将搜罗来的船只用铁索相连，组成一道横跨珠江两岸的水上屏障。但早已熟悉当地水况的叛军，很快就在退潮时释放了准备好的火船。这场南粤版的火烧赤壁，就以官军的惨败而告终。但部署在下游的官军，还是成功实施了一次突袭。本身也是临时组合的叛军，在慌乱中被击败。600多人没有进行激烈抵抗，便选择向俞大猷投降。

无奈之下，俞大猷只能开始采用分化瓦解战术。他向加入叛军的广东私人盐商许诺，只要愿意接受诏安，就可以既往不咎。同时还能获得官府给予的许可证，可以进行合法的食盐买卖。在这种看似不错的许诺下，有21艘船只离开了叛军队伍，加入到了官军一边。

随后，官军有利用叛军船只靠岸补充淡水之际，发动了突袭。随着300多叛军与几位主要首领被俘，拓林兵变在表面上看似已经被彻底平息。

主要由东莞人组成的叛军 船只也大都是自备的

首次中葡军事合作

明朝当时在广东同时面临三场叛乱

但在广州陷入危机的同时，原本叛军原本所驻扎的潮州地区也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叛乱。大量被官府称为倭寇的叛军，在当地形成了巨大势力。明朝在广东的控制力，瞬间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俞大猷在解除了广州的危机后，离开又向东赶去对付潮州的叛乱。

原本加入拓林水兵一边的私人海商，还是有不少人从珠江的乱战中逃出。他们出海后向西逃跑，一路跑到了珠江口以西的上川岛附近据守。已经被各地叛乱弄得焦头烂额的明军，自知在外海没有绝对的把握来获得优势。于是，他们开始破天荒的寻求葡萄牙人协助。

葡萄牙人在远东使用的中国式帆船

当时的葡萄牙人，已经在实际上获得了澳门的留居权。虽然人口不多，也没有完善的军事力量，还是接到了求助要求。毕竟，在明朝的官府看来，葡萄牙人在海战中一贯犀利。现在已经落脚澳门，按朝贡的法理就属于皇帝治下的子民，像地方上的土司或边境部落那样有出兵帮助官军的义务。

结果，一艘来自马六甲的中国式帆船被派来搜寻叛军踪迹。船长梅洛虽然指挥的不是一艘战舰，海员大部分都是南洋的马来当地人，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样对于交好广东地方官有好处，能够帮助自己进一步扩大在远东的贸易权力。

叛军的大小船只更为传统 不是西洋化的葡萄牙船对手

最终，这艘装备了弗朗机炮的葡萄牙舢板，领着明军水师的小船出发。如同之前在双屿岛那样，明军选择偷偷登陆，从背后突袭刚刚撤退到当地不久的叛军。葡萄牙商船上的火炮，发挥了很大作用，成功压制了叛军的还击火力。在数艘叛军船只起火被毁后，剩余的人也开始登船逃离。这支规模很小的明葡联军，便在叁门海上又进行了一轮追逐。直到目送几艘船逐渐远离。

这场被明朝称为叁门之役的战斗，无疑是当年众多平叛战争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但这也是明朝与葡萄牙人在历史上的首次军事合作。

少量的叛军残余 后来逃亡到了暹罗

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合作，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将出现多次。这不能不说是双方基于现实需求的必然妥协。仅从这点来看，叁门之战可谓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