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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1942-1945:“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重庆

原标题:史料|1942-1945:“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重庆

撰文:商昌宝

在通常的文学史叙事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统区”重庆,也得到大力传播和广泛接受,例如田仲济1962年撰文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重庆是很快的,而新华日报社一排印后,重庆文艺界便很快地都传诵了。” 胡乔木在晚年回忆录中不容置疑地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主席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发生很大影响。” 《新华日报》的记者廖永祥不无缅怀地说:“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文化界进步分子,都自觉根据积极学习。” 文艺理论家王朝闻晚年回忆仍然坚持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统区的影响也很大” ,《讲话》的研究专家刘忠也说国统区作家“积极响应” ,还有论者附和说:“‘讲话’在解放区广为传诵学习的同时,在国统区文艺界也引起了震动和反响” ,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等。但是考察实情,却发现《讲话》在重庆左翼文艺界的传播和接受情形,并不如人们预期和描述的那样。

史料|1942-1945:“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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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陪都重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消息最早见于《新华日报》1942年6月12日转载萧军《对于当前文艺问题的我见》一文,但这并不能说明重庆在有意识地传播《讲话》,而只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不过,研究者沈振煜却说这篇文章“复述介绍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中提出讨论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学习等重要内容,第一次在国统区披露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有关精神。” 如果阅读萧军的文章和日记即可知道,尽管他文章中出现了“立场”、“态度”、“给谁看”、“写什么”等与《讲话》相关的描述,但是行文指导思想与《讲话》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上,甚至与《讲话》精神多有龃龉。而且,不得不说的是,在笔者考察的诸多文献中,未发现哪位作家是因萧军的文章开始关注座谈会和《讲话》。或者说,尽管萧军在文章中将座谈会的“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但重庆左翼文化界未给予什么特别关注、反应和反响。

重庆左翼文化界没有特别关注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其实很可以理解,因为截至1942年,那里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抗战这一时代、国家的主题上,即便是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严重冲突,那些肩负着阶级翻身使命的左翼文化人士,也没有太明目张胆地挑起阶级仇恨。或者说,低调的配合和隐忍,是《新华日报》、《群众》的宣传基调,这一点只要翻看一下当年的《新华日报》即可知。只是这样的客观结果并不为后来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人们依然一厢情愿地、想当然地或者仿照延安境况,构想《讲话》传播到重庆后所引起的热切期盼、欢欣鼓舞的画面:

左翼元老阳翰笙在1982年撰文《<讲话>在重庆传播前后》。其中谈道:“1942年底,他(指周恩来——本文注)就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解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号召我们认真学习。”他还接着写道:“在得到正式文件,郭老、乃超和我商量,决定先党内后党外,逐步扩大学习范围。首先在文工会的同志和朋友中学习,然后再是文协、中苏文协、复旦,以及戏剧电影界的同志和朋友,大家在暗中掀起一个自我学习运动。”“朋友们对毛泽东同志、对《讲话》无不心悦诚服。他们说《讲话》内容丰富,很系统,有分量,解决的问题多,许多疑难问题俱可以从《讲话》中找到答案。”他还写道:“《讲话》在老舍、马宗融、洪深、史东山这些朋友中也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带着非常崇敬的心情,说《讲话》解决了文艺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讲话》在国民党中的威慑力是很强大的,张道藩、潘公展感到吃惊,“说毛泽东很可怕,什么都懂,《讲话》一来,把文艺界的人都拉去了”。

这样一番记述看上去很有现场感、很逼真,但认真分析和核对,便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1942年底,周恩来一直在重庆,没有回过延安,不太可能得到未曾发表的《讲话》文本,《周恩来年谱》中仅收录周恩来11月26日在“红岩嘴召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报告整风学习中的若干问题” ,而没有涉及《讲话》。刘白羽在《雷电颂——怀念郭沫若同志》中回忆郭沫若在听自己和何其芳传达《讲话》时的细节:“郭老对毛主席满怀虔的敬意,他仔细的认真的倾听着,脸上时时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郭老为‘讲话’中强烈的真理之光所吸引了,对于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改造这一精辟论述,击节称赏。谈罢之后,他豪情满怀、喜极若狂,他无条件的拥护毛主席的讲话。” 这样的细节描写同样证实,在这之前郭沫若没有阅读过《讲话》,否则何以要“流露出惊奇”呢。而老舍、马宗融、洪深、史东山等是否对《讲话》产生“强烈反响”,没有相关的文字证实,而阳翰笙撰文时,四个人都已经故去,属于死无对证。再有,张道藩、潘公展等国民党人处于主导和强势地位,不可能产生那种脸谱化的“害怕”心理。另一可信的证据是《阳翰笙日记》。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延安文艺是在1944年5月27日,其中记道:“文化界的友人们今日欢迎何、刘两兄于郭老家。何、刘对大家畅谈西北文运至久,大家也都听得很兴奋。”

综上可见,阳翰笙的回忆文章多属无中生有,纰漏太多,不值一哂。至于《郭沫若传》的作者们说“正是由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逐步传达”,所以郭沫若“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 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郭沫若1943年发表《新文艺的使命》、《文艺的本质》 本是就抗战文艺来谈的,与《讲话》根本扯不上关系。

这样的想象性叙事并未就此终了,后续的衣钵者不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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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起便参与《新华日报》工作的廖永祥,在其撰著的史学大作《新华日报史新著》中写道:“1943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主席发表《讲话》的消息,并传达了这次这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 赵卫东也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1943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主办的《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消息。” 党史研究专家肖思科在《延安红色大本营纪实》中宣称:“到了1943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消息。” 军旅纪实作家丁晓平欣然写道:“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消息。”

这么多人——既有老新华人,又有博士、党史研究专家和作家,都在重复同样一件事,应该说事实确凿无疑了。但是,翻看这一天的《新华日报》,前后左右、边边角角,除了二版上有一则三五百字的通讯《安塞劳动英雄杨朝臣 向吴满有挑战 将展开全区生产竞赛热潮》外,不曾看到任何与延安座谈会、讲话相关的文字。

原因何在呢?谁是事情的始作俑者呢?廖永祥在《新华日报纪事》中大概揭示出了谜底。书中写道:“1943年3月15日,《新华日报》又在《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的消息中,报道了《讲话》的基本精神指出: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原则,是这次会议的指针,是整个文艺运动的总方向。’” 很明显,廖永祥在书中将《新华日报》1943年3月24日报道《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的日期误记为3月15日。如果没有更早的资料,大概这就是错误信息的源头了,而后,赵卫东、肖思科、丁晓平等人又在没有核对原始文献的前提下,误信误用,终至以讹传讹。

事实确凿,重庆正式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及《讲话》的消息是1943年3月24日。只不过,无论从报道所占的版面——非头版头条——还是版副——长10cm×宽6.8cm来说,都显得太不重视。不妨将报道全文引述如下:

短讯全文:延安电 三月十三日解放日报以首页大部分篇幅刊载中共中央文委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消息。凯丰、陈云、刘少奇同志之讲话,均提纲发表,题目用头号大字标出。凯丰同志讲话之标题为“反对自视特殊”,刘少奇同志讲话之标题为“从改造实践中长期学习”。此外,毛泽东同志去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文艺座谈会上之结语摘要,更在注目地位刊出。毛泽东同志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是此次会议的指针,也是文艺运动的总方向。

沈振煜针对这则短讯 做足了文章。他先是主观臆测说:“这些消息和报道摘要的刊出,给大后方文艺界以极大的鼓舞和启示、教育。”接着又说,在《讲话》“全文未整理发表之前,《新华日报》又有意识地先转载了一批边区文艺工作者学习”《讲话》的“心得、收获的文章”,是为了“解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饥渴”。他还说:这些文章“有利于帮助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者”对《讲话》的学习,扩大《讲话》在国统区文艺界的影响。

《新华日报》刊发这样短小的简讯,能否起到著者所说的给大后方文艺者以鼓舞、启示和教育作用?其形式本身就够成了反讽。因为长10cm宽6.8cm这样小的篇幅、少的可怜的206个字符数和第四版很不醒目的位置,读者稍不留神就会忽略过去,又何谈什么作用呢?至于转载了几篇延安文艺工作者学习《讲话》的文章 ,大概《新华日报》的编者确有这样的愿望,但至于是否“解”了“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饥渴”、帮了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者学习了《讲话》,现实的情形却恰恰相反,因为直到这时,《讲话》在重庆几乎没有收到任何预期中的效果。

阳翰笙在回忆文章中说:“我记得是在这之前(有同志回忆是在这之后),记不清是董老还是徐冰同志约我到办事处去,交给我《讲话》的小册子,嘉乐纸印的,32开本。” 这则回忆材料应该不确切,因为那时节《讲话》尚未公开发表,重庆不可能先有小册子。但是廖永祥却沿着这种思路继续升华道:“这种纸当时只有重庆才有,延安是难以得到的。可见,在重庆传播的《讲话》的最初版本,是《新华日报》印的;而这时《讲话》尚未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还据此写道:“这说明,《讲话》在何、刘二人来重庆之前就已有版本流行。” 明眼人一看便知,廖永祥的文章存在着自相矛盾,因为既然《讲话》都未曾在延安发表,《新华日报》又怎能在重庆刊印并流传开来呢?显然,这样的叙事是为了制造重庆文化界热烈学习和贯彻《讲话》的假象。廖永祥在《新华日报史新编》中继续写道,1943年11月11日 ,《新华日报》“根据《讲话》的基本内容,发表《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的社论”,“文章引述《讲话》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还说“这是《新华日报》为宣传、贯彻《讲话》精神而发表的首篇社论”。 事实如何呢?只要翻看报纸即可知,这篇社论并非是为配合《讲话》而发,社论的开篇已经说的很明白:“今天是陪都‘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的第一日,我们很高兴的想借这个机会,来抒述一下我们对于当前文化建设运动的意见。”而且,文中的引文并不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而是“我们的文化应该为哪些人而建设”,回答则是“为中国人民大众的文化”——“勤劳的人民大众和小有产者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这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窄化的口号也是不完全重合的。由此也可知,沈振煜教授说:“这篇社论正是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观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在国统区文艺工作者面前树立起共产党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文化建设观,使国统区抗战文艺有了明确的方向。” 这种说法,完全是后来者的一种刻意比附和升华,与事实相去甚远。

不仅于此,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在其名作《文人毛泽东》中信誓旦旦地说:《讲话》在延安发表后,“重庆的《新华日报》立刻作了转载。不光是中共南方局的党员们,恐怕整个重庆文化界也都知道了毛泽东还是个对文艺问题颇有见解的政治家。” 不知道这样的描述,是文人的异想天开、天马行空还是领袖崇拜者的一厢情愿、情有独钟?因为事实很清楚,重庆是在《讲话》正式发表两个半月后才予以转载,所谓“立刻”、“整个重庆文化界”等想象性描述,不知该作何解释?至于整个重庆文化界究竟是指哪些人,这些人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何见解?从目前公开的材料看,尚难得出那样乐观的描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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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从发表时间上,还是从报纸报道的重视程度上,以及具体重庆文化人的表现上,都可以看出,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延安驻重庆宣传机构,这一时期并没有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的“讲话”给予及时、高度重视。即便是中央宣传部在11月7日制定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其中还刻意写道:“各根据地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问题,看成是有普遍原则性的,而非适用于某一特殊地区或若干特殊个人的问题。无论是在前方后方,也无论已否参加实际工作,都应该找到适当和充分的时间,召集一定的会议,讨论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联系各地区各个人的实际,展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重庆文化界的反应不但比较冷淡,而且发生了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相抵牾的行为,那就是“才子集团” 的乔冠华发表了与胡风文艺观点相近的《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和《方生未死之间》、陈家康发表《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正是因为重庆文化界漠视和违背《讲话》,1943年11月22日,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收到了来自延安中宣部严厉批评的电报:“……党对反共高潮严厉反击,而《新华》却大捧林森、宋子文、苏州反省院长,一县一机与所谓两年实行宪政,这是失掉立场的。……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改造学习、整顿三风、文艺座谈会讲话等文件精神……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xx论民族形式,xxx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中共宣传部要求南方局作详细检查与具体改革计划。” 显然,直到这时,重庆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对于《讲话》内容和精神尚处于茫然不知或不得要领阶段,竟然默许或纵容胡风、陈家康、乔冠华、姚雪垠等人发表与《讲话》精神相悖的文章。

尽管重庆左翼文化界贯彻《讲话》精神不力而遭到延安的批判,但是他们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点可以通过1943年12月16日“董必武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中可以看得出。全文尽管立意在检讨,但是并未认真剖析原因,只是轻描淡写的两句:“一,政治觉悟不高。二,整风运动未能深入,未深刻研究毛主席文件和思想”, 只字未提《讲话》,足见重庆左翼文化界领导者们仍旧漫不经心、未明就里。这也就难怪何其芳1977年在《毛泽东之歌》中对等行径评判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召开过的一九四三年,而且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在重庆出版的一九四四年,乔冠华还狂热地鼓吹资产阶级那一套,不能不说是令人吃惊的。”

直到1944年元旦,也就是董必武发出检讨电文的两周后,《新华日报》才用一个整版(第六版副刊)以《毛泽东对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分为“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三个小标题摘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同时配发了“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曾发表过两次讲话,有系统地说明了目前文艺和文艺运动上的根本问题。原文不可能全部发表,只好提要介绍一下。在这三篇文章中,关于普及与提高问题的一篇,全部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文;另外两篇中加着引号的部分也都是他的原文。原文全部共二万余字,此地所节录出来的自然只能传达出其中若干基本的论点。”这是《讲话》正式在重庆发表,但已经是延安公开发表《讲话》两个多月的事了。

针对《新华日报》发表《讲话》以及“编者按”,廖永祥在《新华日报史新著》中说:“为了打破新闻检查当局的阻挠,编者将讲话两万余字分而化之,变成三篇独立的论文,各安上不同的作者名字,然后,选几篇文辞激烈的其他论文一起送审,检察官扣下这几篇火气较大的文章之后,害怕再检扣,报纸开‘天窗’过多,只好允许这几篇文艺问题的专稿通过。于是,编者就用毛泽东的名字发表出来。” 尽管没有旁证,但仅凭常识判断,这其中的漏洞就已经很明显了。例如,每天都要与新闻检察官打交道的《新华日报》编者真是如此费尽心机、机智勇敢?报纸送审者竟然不是拿着出版前的校样去送审?一直被叙述为扼杀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国民政府的新闻检察官,还真富有同情心,竟然还“怕”报纸开天窗?!在报纸更换文章作者后不追究责任?这样的文学叙事,显然不是史家所为,而是一种政治宣传手法。

然而,这样违背学术客观性的行为还不仅于此。《讲话》研究专家孙国林阐释说:“这个按语,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扼杀言论自由的罪恶。” 沈振煜不但继续沿用了这种说法,还煞有介事地说:1943年10月19日,“当《讲话》全文在延安发表后,《新华日报》机智地闯过国民党设置的层层检查机关,用《新华副刊》的显著位置和整版篇幅”发表了《讲话》的详细摘要。

这种评述尽管在中国大陆学界一直以来都很流行,但今天来看来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标题本身并不比《毛泽东对于文艺问题的意见》更敏感,更刺激国民党宣传部门的神经。况且,按语中这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发表过两次讲话”,已经再鲜明不过地昭示了《毛泽东对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主题;而按语中的后半句“原文共两万余字”,也已间接说明节录的原因主要是考虑报纸的版幅问题。再者,如果国民党真是很敏感“毛泽东”三个字,那么连《毛泽东对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也不应该让发表出来,或者一经发表即查封报纸才是,一幅流氓嘴脸才是,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更为矛盾的是,论者一边评说:“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化人的残酷迫害,《讲话》的出版十分困难”;一边又说“《新华日报》还想尽种种办法,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 其实,这种描述完全经不住推敲。考察历史可知,1943、1944年尽管国民政府与延安之间摩擦不断,但与中共南方局、延安驻重庆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人们想象般的糟糕透顶,用不着“机智地闯过国民党设置的层层检查机关”,也无法检验“国民党反动派扼杀言论自由的罪恶”。何况《毛泽东对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仅仅是针对无足轻重的文艺而言,并没有直接的批判国民政府或破坏统一战线的不良言论,所以对《新华日报》的“编者按”以及摘要发表《讲话》,不应断章取义和过度解读。

元月二日,《新华日报》在“读者与编者”栏中,以极微小的版副和字幅介绍说:“跨进了一九四四年第一页的《新副》(昨日)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在文艺运动上所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是在文艺运动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针,《新副》在今后也将以这个方针作为它的基本原则。同时,本报现又在征集读者的批评,大多数读者意见也是新副在以后的前进道路上的准绳。”《新华日报》的这份不足百字的消息,无论从刊发的被重视程度还是结合副刊后来的实际情形看,显然都不过一般性的报道,甚至说是在应付延安也未尝不可。对此,茅盾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所做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中就指出:“一九四三年公布的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本来也该是国统区的文艺理论思想上的指导原则。……但是国统区的文艺界中,一般说来,对‘文艺讲话’的深入研究是不够的,尤其缺乏根据‘文艺讲话’中的精神进行具体的反省与检讨。” 晚年的回忆中他继续说:“在延安的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林默涵来到重庆之前,重庆的文艺理论界是相当冷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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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讲话》在重庆正式传播后,情形和效果仍无好转,于是,延安相继派出何其芳、刘白羽、林默涵、周而复、袁水拍等作为“钦差大臣”抵达重庆,开始督导重庆左翼文化界学习《讲话》。

1944年3月中旬,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冯乃超召集, 在重庆乡下召开了小型座谈会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上,何、刘二人报告了延安整风的情况,并按照《讲话》精神强调了作家的阶级性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文协”的常务理事兼研究部主任胡风在发言中先是强调国统区“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不能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去看”,“应该从‘环境与任务的区别’去体会并运用《讲话》的精神”,后又提出国统区“当时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培养工农作家”, 导致“关于‘讲话’的讨论未能如期进行下去” 。据刘白羽讲,宋之的也发表了不同意见 ,只是细节不得而知。阳翰笙在3月18日的日记中记道:“乃超约谈文艺问题,参加的人有胡(风)、杜(国痒)、蔡(仪)、梁(文若)、何诸公。胡说得很多。惜我因事去了,未听全。” 对于重庆左翼作家们的这种异议,刘白羽晚年在回忆中这样解释说:“由于周副主席的嘱咐,我们理解国统区与解放区处境不同、际遇不同,绝不能把对解放区人们的要求,强加在国统区人们的身上,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认真地听取意见。” 何其芳在1949年撰文回忆说:“还是我第一次到重庆去的时候,我对一位做文艺工作的同志叙述我们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那一段错误的工作经历,如我在《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里面所叙述的那样。我热心地讲完了以后,他说:‘你们怎么搞的呵,那些问题不是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的吗?’”

胡风的抵触情绪是明显而严重的。在1944年5月25给舒芜的信中他说:“有两位从远路来的穿马褂的作家要谈谈云”。 7月12日给舒芜的信中又说:“因两位马褂在此,豪绅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还有,他们说是要和我细谈,其实已谈过了两次,但还是要细谈。好像要谈出我的‘私房话’,但又不指明,我又怎样猜得着。这一回,我预备谈时请他们出题,我做答案。这是他们特选的机会”。 对于这种情形,茅盾后来评说:“当时胡风是理论权威,而在他背后支持其态度观点的,还有另一位理论权威冯雪峰。因此,在延安的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林默涵来到重庆之前,重庆的文艺理论界是相当冷清的。”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何其芳同志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的。由于何其芳同志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会后印象很不好。何其芳同志过去的情况还留在大家印象里,但他的口气却使人只感到他是证明他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会后就有人 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刘白羽晚年在回忆中也证实:“在重庆文艺界受到大多数人拥护,但也并不都是同意的,有的在会上直率提出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得不引起一些辩论。至于胡风则当面冷眼旁观,暗中诬蔑《讲话》是‘图腾’,他还勾结党内早已抛出‘方生未死之间’那样的人,形成一种势力,阻挠破坏贯彻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

关于胡风以文协的名义召开的座谈会,阳翰笙在日记中记道:“由何、刘先后报告他们那儿文化活动状况后,大家提了许多问题来问他们,彼此都谈得很热烈。” 所谓“热烈”不知该作何解释,或者阳翰笙大概还没有看出会中的不和谐问题,因为会后,何其芳、刘白羽将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写进给延安的报告。不过,这报告何其芳没有直接写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沙汀几次拒绝他盛情邀请赴重庆参与整风和学习《讲话》 ,否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直到1944年8月26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9月30日,同为中共领导的《群众》在第九卷第十八期 ,才以“文艺问题特辑”专栏做出呼应,其中余约伯(夏衍)的《如何做大众的牛——读<文艺问题>札记之一》、何其芳的《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刘白羽的《新的艺术,新的群众》等三篇文章或者直接提及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或者贯穿《讲话》精神于文中,算是重庆左翼文化界比较集中、认真地重视了《讲话》。不过,颇为戏剧的是,该栏目的头篇文章是郭沫若的《谢陈代新》,既没有只字触及座谈会,更谈不上贯彻《讲话》精神,与其他文章很不协调。但是廖永祥却坚持说,郭沫若根据《讲话》精神发表了文章。

1945年初,《新华日报》以《文艺问题》为书名,发行了《讲话》小册子。田仲济1962年撰文说自己“亲自到《新华日报》门市部买了一本‘讲话’,土纸32开本,没有印上印刷和发售的书店或地点” 。徐迟在《重庆回忆》中说:“一九四四年里,……一本小册子开始传出那是一本三十二开、三十页左右、用黄色土纸印刷的薄本子。一张白矾纸作封面,上写《文艺问题》四个毛笔字。那就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大后方的《新华日报》社印行的出版本。” 徐迟对《讲话》小册子的回忆与田仲济相仿,但时间上有误。而阳翰笙、廖永祥的记述应该也是在这时,不可能是《讲话》未发表前。同时,《新华日报》发行《讲话》的小册子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应该也不是很大,否则阳翰笙在很详实的日记中也不会漏掉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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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讲话》在重庆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刘白羽晚年在自传中描述了他向郭沫若传达《讲话》时的细节:“郭沫若仔细倾听,频频点头。郭沫若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大发展,一大贡献。……他对毛主席的精辟的立论,击节赞赏、赞叹不已。” 另有研究者据此这样绘声绘色地写道:“郭沫若在他幽静的书斋里细心倾听了何其芳和刘白羽的介绍,特别是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时,脸上不时流露出静气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并最后击节称赞说:“对!知识分子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加以改造”。 如果二人所说是实情,那么就可以证明,《新华日报》发表《讲话》三个月之久,郭沫若竟然还没有读过这个重要文本,否则现场就不会表现得如叙述者那般新奇。当然,无论是刘白羽事后多年的追忆,还是研究者的大胆想象,目的是为了强调《讲话》的重要,并给文化界领袖“镀金”,但是忽略了《讲话》在1944年元旦已经《新华日报》发表的事实,也无法解释胡乔木晚年所说的郭沫若对《讲话》的真实态度是“有经有权”了。

或者不如再来看看亲历者的一些说法。

据彭燕郊在《荃麟——共产主义的圣徒》中介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报纸传到重庆,荃麟读了让我读,问我有什么印象,他自己先说了一句‘这里面所讲的文艺好像和我们讲的不大一样。’我心里想:岂止不大一样,简直很不一样。我只是说:‘为工农兵服务,当然很好,只怕在国统区实践起来不容易,我们是不是必须丢掉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基本读者群:青年知识分子?’当然我还有一些想法,自己觉得很不成熟,就没有说出来。比如说,像荃麟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也比手上有牛屎的农民肮脏?在上海住亭子间的左翼作家,生活非常艰苦,冒着生命危险到工厂里去和工人结合,好像也不应该一口抹煞。” 这则材料表明,无论是邵荃麟还是彭燕郊,当时对《讲话》都不是那么认可,甚至怀有抵触情绪,只是碍于情势没有公开表达罢了。

史料|1942-1945:“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重庆

不仅如此。1962年,茅盾在《讲话》出台二十周年的纪念文中说:“第一次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得是在重庆;那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在这样的时候,读到了‘讲话’。大概那时印数不多,一本书传阅多人,传到我的手里,这本土纸印的小册子已经半烂,有些字句必须反复猜详,方能得其大意。但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还是在一天内把它读完。……真像是在又疲倦又热又渴的时候喝了甘冽的泉水一样,读完这本书后全身感到愉快,心情舒畅,精神陡然振发起来。” 茅盾这番话很值得回味。第一,他陈述了一个事实,他是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时才“第一次”读到《讲话》,也就是1944年元旦《新华日报》发表《讲话》时也并未阅读,延安文化钦差赴渝宣讲、督导《讲话》落实时也没有引起注意;第二,他是否“一天内”读完,是否读后如“喝了甘冽的泉水一样”、“全身感到愉快,心情舒畅,精神陡然振发起来”?恐怕这种文学夸张的描写只有历经1950年代持续不断的思想改造和1960年代特定的政治氛围的人才能够体会。茅盾还接着解释说:“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就一般作家而言,对于写工农兵,就有点口是心非,他们以为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情况不同,条件不同。在国民党统治区写工农兵是‘无的放矢’、‘不合时宜’。至于一个作家如果当真愿为工农兵服务,首先得改造自己的思想,这在那时的一般作家也是认识不足,或者全无认识的。至于理论家和批评家,对于此书一些根本问题的论断,真能透彻理解的,恐怕也不多,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还是照老一套的简便方法,摘取‘讲话’的词句以装饰自己的内容单薄的文章,或者把‘讲话’的一些词句作为批评作品的法宝,而不大愿意动脑先把“讲话”消化……” 这样的评述尽管另有立意,但与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相映照,更可以从侧面看出《讲话》当年在重庆等国统区的实情。

1944年11月中下旬,备受整风煎熬的周恩来回到重庆,并召集徐冰、乔冠华、陈家康和夏衍开会,传达了《讲话》精神和文艺整风后延安边区文艺工作的动向,并展开重庆左翼文化界的整风运动。 不过,此整风不比延安整风那般秋风扫落叶,不过是走走形式和过场而已。因为周恩来认为,学习《讲话》应该在文委和新华日报社两部门展开,“如欲扩大到党外文化人,似非其时”,“即便对文委及《新华日报》社同志的整风,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然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

6

1945年2月18日,为庆祝《新华日报》成立七周年等活动,延安派出了体现《讲话》精神的秧歌剧团,算是给重庆文化界再一次的精神洗礼。阳翰笙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应《新华》诸友之邀,午后去红岩看《兄妹开荒》《一朵红花》《刘永贵受伤》三秧歌剧。观后我与芝岗、家宝都觉得非常新鲜有力,因此在途中我们对于民间艺术形式的改造及发展的前途谈论至久。” 与阳翰笙的平实记述不同,散文家刘白羽则在多年后仍然“激动了”“心灵”,他记述说:重庆文化界人士纷纷前来围观,“把一个广场挤得满满的。不但报社里边的广场,就连报社外面几面山坡上,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观众”。 关于,重庆左翼文化界漠视《讲话》,邵荃麟早在1948年避居香港时就曾在检讨中透露过:“……这个座谈会的成果,在后方没有得到应有的普遍和热烈的讨论,倒毋宁说是一般地被冷淡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春,我们才提出了‘面向农村’的口号,指出了人民文艺的方向,但是也仅是作为一种理论的宣传,没有把它和实践结合起来。”

这中间,作为左翼文艺理论权威的胡风,不但不虚心接受和学习《讲话》精神,反而在1944年10月撰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予以辩驳。文中写道:“如果说,不是自由解放了的人民大众,那所要争得的自由解放的民族不过是拜物教的幻想里面的对象”,“作家应该去深入或结合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他们“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作”,“承认以至承受了这自我斗争,那么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 不仅如此,胡风还鼓动舒芜撰写《论主观》。这一点可以通过1945年1月28日给舒芜的信中可见一斑。信中他写道:“抬头的市侩首先向《主观》开炮,说作者是卖野人头,抬脚的作家接上,胡说几句,蔡某想接上,但语难成声而止。也有辩解的人,但也不过用心是好的,但论点甚危险之类。最后我还了几闷棍,但抬头的已走,只由抬脚的独受而已。但问题正在开展,他们在动员人,已晓得是古典社会史的那个政客哲学家……你(指舒芜——引者注)现在,一要预备杂文,二要加紧对这个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可惜你不能看一看第五位圣人的材料。要再接再厉。”

史料|1942-1945:“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重庆

胡风

正是因为胡风、冯雪峰等人的拒不配合,1945年1月,何其芳回到延安后将重庆文化界的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建议重庆文艺界也进行整风。1945年1月、2月,由冯乃超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批判座谈会。周恩来甚至单独告诫过胡风,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要改变对党的态度 ;周恩来在胡风离渝赴沪前直接挑明说,延安在反对主观主义时,你却在重庆反对客观主义。 “可惜胡风听懂之后却不能照此办理,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对党的态度有问题,也根本不承认自己理论与毛泽东理论相左”。

何其芳1945年8月再次抵达重庆后,组织了多次文化批评活动,主要展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和研讨。但是,《讲话》在重庆的传播与接受,并未收到预期中的效果。为此,毛泽东从重庆回延安时,留下胡乔木进一步了解重庆等大后方文艺思想,并试图解决革命文艺界内部的思想纠葛,以及继续整顿《新华日报》。

1945年10月21日,周恩来在“文协”易名联欢会上介绍了延安的文艺活动情况,尤其是对作家们“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 ,给予肯定。同期,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重庆左翼文艺界以新文艺运动的过去和现在的检查及今后的工作为主题,进行了几次漫谈会。冯雪峰应邀参加并做了报告《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但是从内容看仍旧与《讲话》精神相背离。据舒芜讲,1945年冯雪峰与他和胡风的谈话中对周扬等在延安的举措讥讽道:“通俗化、大众化,叫他们用秧歌体翻译《资本论》,看他们能不能翻译得出来。” 对此,黎之在《文坛风云录》中曾阐释说:“毛泽东的《讲话》的伟大意义和巨大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也是深入人心的。但是,在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尤其是在大后方)对《讲话》的理解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1945年11月,周恩来先后在郭沫若的住处天官府街和中央代表团住处曾家岩召开整风文艺座谈会。周恩来在自我批评后强调文艺界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检查和改进文艺界的工作。

1945年底到1946年初,为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重庆左翼文艺界组织了关于《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的“现实主义”座谈会。这其中,滞留重庆的胡乔木作为延安最高权力的监督者,始终与会并不时发言,私下里也与胡风多次接触、沟通。即便是这样,正如刘白羽后来所说,“由于胡风态度顽固,会也开得毫无结果。”

不仅胡风,还有王戎和冯雪峰。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的“序言”中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不久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而这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必然要破坏各种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从此以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反对了。这种反对的公开化是从一九四五年年底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的王戎的两篇文章开始的。王戎是这种理论反对的信奉者之一。……我为这个讨论写的《关于现实主义》……在看了我这篇文章以后,王戎还在上海的一个刊物上发表过一篇回答我的论文,他在那里面仍然坚持他的意见。” 在这场关于《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的论争中,王戎写作了《从〈清明前后〉说起》,批评了作品的“唯政治化倾向”。

冯雪峰在1945到1946年发表了《论艺术力及其它》、《论民主革命的文艺活动》、《题外的话》,系统地批判了正甚嚣尘上的文艺机械论和公式主义,反对将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分割开来。冯雪峰不客气地指出:“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也说是甚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这种看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 。据舒芜讲,1945年冯雪峰与他和胡风的谈话中对周扬等在延安的举措讥讽道:“通俗化、大众化,叫他们用秧歌体翻译《资本论》,看他们能不能翻译得出来。”

胡风、冯雪峰、舒芜、王戎等左翼人士并未将《讲话》视为“图腾”,其实可以理解,毕竟与党内文人不同,他们虽然受着党的领导,但这种接受领导主要是靠着一种文学追求、思想信念而非组织形式,所以乔冠华被批判后可以“立地成佛” ,而胡风不但“在解放以前的文字里面没有正面地表示过拥护《讲话》” ,还在印行《讲话》的宣传册《论文艺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中大肆批注、纠正、删改毛泽东的相关表述;王戎则在1946年继续发表《一个文艺上的问题》 与何其芳论战。

显然,《讲话》在重庆的传播经历了一个初期冷冷清清,后期稍有振作、渐次普及的过程,而转折点是1944年春,这与座谈会的召开已经相距近两年,与《讲话》的正式发表也相隔大半年之久,这显示出重庆文化界并未如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以及一些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及时、积极地学些和贯彻落实《讲话》。另一个事实是,重庆文化界后来虽然逐渐接受《讲话》,但也远不如延安以及其它边区那样顺利、效果显著,更未能达成延安文艺界那样的高度一致的共识。这其中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探索,但现象本身就已经显示问题的严重。

稍向后延伸历史即可知,正是因为胡风等“国统区”左翼文艺家们这一时期抗拒《讲话》和思想改造,直接导致了1948年香港左翼文化界集中展开批判,翻看《大众文艺丛刊》、《华商报》上登载的文章,那种战火硝烟味迄今仍能够得到。至于1949年后胡风、冯雪峰等人遭受政治冷遇和清剿,乃至于身陷囹圄几十年,也就可想而知了。

(作者授权刊发,注释和小标题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