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

原标题：杨奎松：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

关于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相当于总书记），周恩来继续分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补入常委，做周的助手这一重要史实，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弄清楚了。但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没有马上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也没有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袖，是否就意味着传统党史所说的毛在遵义会议后成功指挥四渡赤水，使中央红军一度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这件事，也不成立了呢？同时，按今天多数研究者的说法，毛泽东遵义会议后虽然没有马上取得党的政治军事最高领导地位，但不久后，因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事实上已取代周成为党内军事最高领导人，并带领中央红军北上成功。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呢？事实上，围绕着这个新“三人团”具体成立于何时，至今仍旧众说纷纭。而它的成立时间又直接关系到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真正起作用于哪一战，关系到他具体何时真正进入到中共最高军事负责岗位，关系到他在党内军内的军事指挥权究竟确立于何时等一系列的问题，因而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和探讨的史实问题。许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考证文章及著述数量甚多，笔者亦愿在此贡献一孔之见。

一

首先，关于这个“三人团”究竟何时成立，目前至少存在着如下一些说法。

最早的，也曾经是最权威的，无疑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3年2月形成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这理当是官方研究部门就“三人团”成立时间问题做出的最早的考察研究结论。报告提出：综合分析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和周恩来的回忆可以认定，1935年3月10、11日两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附近苟坝村围绕着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后，考虑到“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因而在改变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后即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编：《遵义会议资料选编》，1985年内部发行，第189页。]此说随即成为了许多官方党史著述的标准说法。[ 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等等。]

但是，比较报告所引述的毛、张、陈、周四人的回忆资料可知，这些回忆资料之间本来就存在不准确且相互矛盾的地方。报告引述的毛泽东、周恩来1943年的说法和陈云1978年的说法，在地点和时间的表述上都不准确。毛说：“在打鼓新场，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织三人团（毛、周、王）领导。”周说：“在打鼓新场，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陈云也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

这里，毛、陈、周三人讲到的开会的地点都是错的。他们提到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像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述报告中所说，召开于1935年3月10、11日，地点在贵州遵义附近鸭溪镇苟坝村，这里距离位于金沙县的打鼓新场还有几十里路。毛说张提议他为“前敌总指挥”一事，确实发生过，但与这次会议无关，而是在这次会议前一周，即3月4日中共中央一度有过的任命；陈说的四渡赤水的时间，则发生在这次会议十天以后，是3月21、22日的事情了。

毛、周、陈都是当事人，之所以都会记错地名，是因为时隔多年，他们把会议地点和会议讨论内容记混了。周恩来说的会上毛坚决反对的“那个军事计划”，指的就是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这是会前林彪提议的一个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守军的计划。这次会议就是围绕着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这次会议显然不是在打鼓新场召开的。

同时，就“三人团”成立时间问题，毛的说法是打鼓新场那天开会后张闻天提议他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织三人团”。周的说法是，在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的会议结束后，中央批准“成立三人团”。陈的说法是，“三人团”是“四渡赤水时定的”。这三种说法时间都不同，特别是和报告所引张闻天同在1943年所说的时间差别较明显。张的说法是：“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所说的这个“抢渡乌江”，指的是3月21、22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在3月29日至4月1日之间采取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军事行动。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所指理当是3月22日之后到3月底前后这段时间。

大概是因为许多人都不赞同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一问题上的结论性意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组10年后采用了较为灵活的说法。1993年，该室编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一书，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不同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报告的表述。其具体表述修改为：在3月11日晨最终说服中央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指令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此一表述既吸收了毛、陈、周的说法，即认同苟坝会议后已有成立“三人团”的提议，同时也委婉地接受了张闻天关于“三人团”成立于“抢渡乌江以前”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三人团”究竟成立于1935年3月11日之后至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这20天中的哪一天，就不可避免地又进一步引发了许多新的考察和讨论的意见。

如有研究者认为，“三人团”的成立时间只能在17日中午红军三渡赤水之后和20日决定四渡赤水之前这几天。他们的理由是，聂荣臻回忆，他曾听陈毅说过，“毛主席说四次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页。]但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总共有过四次渡赤水的经历，一渡遭遇了土城作战失利，二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的决定，又因鲁班场作战失利而被迫三渡，都“没有值得毛泽东有所‘得意’的地方”。因此，他们认为，毛视为“得意之笔”的，只能是第四渡。鉴于红军三渡赤水的时间是3月16、17日，四渡赤水的时间是3月21、22日，叶剑英有回忆称中央开会宣布成立“三人团”当天曾有敌机袭扰。有研究者查到，当时在军委三局工作的伍云甫日记中曾有17日中央军委在赤水边的陈福村停留时受到过敌机袭扰的记载。[ 《伍云甫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因此他们推断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应该在三渡赤水后马上于3月17日在陈福村紧急召开了扩大会议，批准成立了“三人团”。[ 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235-246页；孙果达：《“四渡赤水”还是“第四次渡赤水”——正确理解毛泽东的“得意之笔”》，《百年潮》2008年第1期，第67-68页；马洪武：《再谈遵义会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9-13页。]

上述说法最大的问题是除此推测外，找不到任何可信的文献史料能够佐证，甚至没有任何一位中共政治、军事领导人在自己的回忆中提到政治局曾在这个叫陈福村的地方开过会。同样，简单地把叶剑英关于中央开会时受到敌机袭扰和伍云甫日记所记某一天军委驻地受敌机袭扰的记载联系在一起，也太过牵强。查阅保存下来的好几种长征日记，包括伍云甫的日记，就会发现，这类受敌机袭扰的情况在当时多有发生。即使叶剑英真的参加过中央宣布组成“三人团”的决定的那个会，当天也确实发生过敌机袭扰的情况，也不能肯定此次会议召开与伍云甫3月17日日记所记的那次袭扰在同一天。

由于多数研究者并不认同上面的说法，故相对而言，另一种说法或许更接近史实。这种说法既考虑到毛泽东那个“得意之笔”的说法，又参考了前述张闻天的回忆，认为“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时间，应该在3月21日至3月31日之间”。之所以要往前推至3月21日，纯粹是因为红军四渡赤水的时间是3月21、22日。他们认为，如果从毛泽东对四渡赤水起了决策性作用的角度考虑，“三人团”也未必不可能成立于四渡赤水行动发生的前夕或当日。但是，毛在军事上对四渡赤水的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并不一定和“三人团”的成立直接相关。比如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时进行的土城之战，包括二渡赤水后进行的鲁班场之战，也都是毛的意见起了决定作用，当时也并没有成立“三人团”。更何况，四渡赤水的决策，实际上和南下抢渡乌江的决策是同一个决策，毛说的那个作为“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未必不是指从3月21日一直到4月初抢渡乌江的整个决策。因此，这种说法应该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即更应该强调的是“三人团”实际成立于抢渡乌江之际，也就是3月31日当天或前后的可能性。[ 贾启玉主编，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编著：《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二

由上可知，关于“三人团”成立时间，因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当事人也几乎都没有系统的或较确切的回忆，这就成为多年来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说法各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考察研究中，显然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成立“三人团”？多数与“三人团”成立相关的历史叙述从不讨论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认为这个问题无须讨论和考证。

因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份报告对此问题的概括直截了当，即“那时，红军处在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189页。]但这样的说法是否合乎史实呢？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反证就是，据杨尚昆回忆称：“三人团”成立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矛头直指的就是毛泽东。这一波对毛左右军事决策权的强烈质疑的风波，整整延续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到张闻天主持召开会理会议，上纲上线严厉批评，始告停歇。[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仅此即说明，简单地认为成立“三人团”是众望所归，甚至直接就是为保证毛顺畅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的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

关于遵义会议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和军内并未形成必须要让毛泽东来指挥军事的共识的情况，在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史料中都可以看到。除上述杨尚昆的回忆外，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对此也讲得很明白。她说：“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这是因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经参与了中共中央的军事决策，马上就遭遇了土城之战失利的情况。3月4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前敌政治委员，代表中央直接指挥前线军事，他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接下来指挥鲁班场之战，仍遭受挫折。再加上部队马不停蹄三渡赤水，使早已疲惫不堪的部队跑得非常辛苦，因此从前线军事将领彭德怀、林彪到政治工作干部杨尚昆等，许多主要军政领导人都接受不了，以至怨声连连。即使毛后来认为四渡赤水扭转了红军的命运，但党内、军内不少领导人并不这么看。毛参加“三人团”参与全权指挥军事前后，林彪甚至直接上书中央，要求撤换毛泽东。中央高层领导人中王稼祥也一直对毛泽东的指挥有意见，也是经常“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杨尚昆回忆录》，第132-137页。]

对当时党内军内这一段复杂情况，毛泽东1943年曾概括性地称之为是自己在长征期间遭遇的“急风暴雨”时期。周恩来也描述过当时的严重情况。按他的说法，再度打下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后，毛泽东已被任命为前敌政治委员，实际上是在代表中央指挥军事了。但由于从中央内部到军政领导人，许多人对毛的指挥有意见，结果又接连开会讨论军事问题，导致毛泽东一气之下又辞去了这一职务。后来张闻天决定成立“三人团”，林彪等人还是不服，坚持上书要求撤换毛。这才发生了1935年5月12日张闻天不得不在会理召开政治扩大会议，上纲上线，强力压迫前方军政领导人改变对毛泽东及对中央决定的看法的情况。[中共中央于1935年3月4日宣布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德任司令员。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由此可知，“三人团”成立的时间问题，明显与当时成立“三人团”的原因问题密切相关。所谓当时军情紧急，其他人担不起这样重大的责任，“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的说法既不准确，论据也很不充分。

一方面，自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前，能够说明中共中央决策内幕的会议记录基本缺失；另一方面，能够较系统地反映中央高层人事决策过程的重要历史当事人的日记、回忆资料亦不易见到，这是否就意味着“三人团”成立的原因完全不可知呢？也未必。比如，前述周恩来关于成立“三人团”就是要“少开会议”的说法，可能就更接近事情的真相。问题在于，为什么遵义会议后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都没有着急于要“少开会议”，到了3月底抢渡乌江前中央多数人就意识到“少开会议”的必要了呢？

深入研读并分析周恩来、杨尚昆、刘英，特别是张闻天等人的回忆资料，结合已有的遵义会议决议及其传达资料，同时注意考察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作战行军的各种电报资料等，应该是可以发现中共中央设置“三人团”决定生成发展的逻辑脉络和实际原因的。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参与军事决策的经历简单地概括为如下几个阶段，来稍做分析说明：

第一阶段，从遵义会议至1935年3月初。遵义会议确定“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见《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自此，毛泽东开始参与到中共中央军事决策的工作中来了。遵义会议后不久举行的土城之战，就与毛在这一作战决策问题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有关。也正因此，此一作战的失利，无论毛本人，还是其他领导人，都认为毛要负相当责任。[ 《杨尚昆回忆录》，第123-124、134页。]不过，这一阶段因受遵义会议决议的影响，反对一切“个人包办”军事指挥的作法，不仅强调军委要“集体领导”，而且强调政治局、书记处所有同志要多负战争指挥的责任，不得“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因而也就造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当时经常“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来讨论决定作战问题的情况。也因此，毛泽东这时在军事上能够发挥的指挥作用，客观上也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第二阶段，1935年2月底至3月10、11日苟坝会议。2月底3月初，红军二进遵义城后，张闻天注意到在前方的周恩来“领导军事无把握”，军事决策每每要提到中央来讨论，而留在中央原本只是周恩来“助手”的毛泽东，反倒总是在帮助中央下军事指挥的决心。鉴于周、毛位置颠倒，应将周调回中央来，在军事上“自认外行”的张闻天于是提议毛泽东“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前敌总指挥”固然并非遵义会议决定的周恩来的角色，但把朱、周换成朱、毛，以毛的性格，自会以政治委员的身份直接在前线做决策，很多具体指挥问题就不会提到中央来了。碰到重大作战问题，再由中央讨论，一方面应当可以少开很多会，另一方面周恩来在中央主持军事并下最后决心，也符合遵义会议的决定。这一权力位置的调整，也即1943年周恩来所说的，二进遵义后实际上“已由毛指挥军事”了。不过，这一举措并没有改变重大作战问题仍要由中央讨论决定这一遵义会议决议规定的原则。把毛派去前线做“前敌总指挥”，时任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明确认为不妥，他怀疑这有违遵义会议决议，因而坚持要求集体决定军事行动。对此，张闻天亦无话可说。为了不犯过去博古中央的错误，他不得不重新频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研究前方军事指挥的问题。这也就导致了前述3月10、11日苟坝会议一二十人激烈争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的局面的产生。身为“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因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毛的意见，毛当场发火，不惜以前敌政治委员职务的去就来力争。然而，正如杨尚昆、刘英等所言，毛这时并无后来的权威，故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也认为这一民主原则理当遵守。于是，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议不仅决定要进攻打鼓新场，而且还“取消了毛的新职”。[ 参见《张闻天年谱（1900-1941）》上，第245页；《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第70页。]当夜毛泽东再度成功劝说周恩来，负有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责任的周恩来次日一早又召集政治局开会，改变了头一天做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但是，已经辞职的毛泽东自然也无法再恢复原职了。不难想象，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说毛泽东马上就向中央提出要成立由极少数人做决定的“三人团”，主张撇开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策的过程，直接由自己和周、王两人来决定军事问题，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逻辑上，苟坝会议上刚刚强硬地执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当场免了毛泽东的军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包括张闻天本人，这时又怎么可能再批准一个让毛泽东更容易独立发挥个人作用的“三人团”的方案呢？

第三阶段，1935年3月11日至3月底4月初。苟坝会议后重回中央的毛泽东，和担任前敌政治委员之前一样，仍旧在中央会议的讨论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如3月15日鲁班场之战就是中央政治局采纳毛的建议打的。14日夜22时军委下达命令，次日从中午战至晚上8时，因无法解决战斗且伤亡过大，红军被迫撤出战场并连夜转移。由于赤水东已难立足，军委下达了西渡赤水的命令。撤出战场仅一天后，主力就又渡过了赤水，不想河东河西的国民党军此时蜂拥而至，前堵后追，河西更无法立足。不得已，中共中央军委20日紧急再做决定，用小部队伪装诱敌向西，要求主力各部21日夜全部回渡赤水，然后火速南下，务必要在26日以前抢渡乌江成功，以便跳出黔北各路敌军的合围。[ 肖锋长征日记1935年3月18日条，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58页。]鉴于情势万分危急，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为此专电各部队领导人，首度提出形势已经到了“严重紧急关头”，“此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的指示》（1935年3月20日），转见《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1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97页。]

三渡，特别是四渡和抢渡乌江的决策，理当都与毛的提议和坚持有关。而值得注意的是，与遵义会议后到一渡赤水间隔约10天，一渡到二渡间隔约20天，二渡到三渡间隔近30天相比，三渡到四渡间隔仅3天。四渡后原准备用四五天时间长驱南下，突破黔北国民党军队层层防线，然而这时集中到黔北及周边的国民党军已达百余团之多，并已初步构筑起大批碉堡及公路网线[ 元江：《关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若干问题的探讨》，《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4期，第83-89页。]，致使中央红军左突右奔，整整花了九天时间，才得以从赤水河太平渡、二郎滩一带南下，转经茅台、仁怀、鸭溪，南进至金沙，于29、30日抢占江口、大塘、梯子岩等渡口，大部队至4月1日才完成南渡。即便如此，九军团也仍因担任诱敌任务，被堵在了江北，后辗转两个多月，才重又回归主力。

上述情况说明，三渡、四渡赤水，直至抢渡乌江这一过程，中央红军所处形势十分危急，这期间几乎完全没有可能依照老办法就每一重要军事行动及作战指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讨论决定。特别是在鲁班场作战后，迫于形势，三渡至四渡期间，完全没有改设新的军事指挥中心的机会与可能。所有决策都是由中央的少数几个主要领导人讨论决定的。就当时的情况看，原本还打算坚持遵义会议决议规定原则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事实上也都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现实。多半也正是由于这几天的实践，使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成功后，想出了成立“三人团”这个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军事决策问题的新提议。

张闻天回忆称，仗打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经常开会，对军事指挥不利”了。照他的观察，此前坚持要实行民主原则，开会决策的主要是王稼祥；对用这种方式决定军事行动十分不满的主要是毛泽东。杨尚昆也说过：“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毛有意见，他又不跟毛直接讲，就跟洛甫讲，洛甫就跟毛讲，毛就发脾气。”张闻天夹在两人中间，很难调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即“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立即表示“很赞成”。因为当时条件下这既能满足王稼祥想要参与军事决策的愿望，又能避免因开一二十人的民主会而延误军机。在征求了中央常委们的同意之后，张马上就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宣布了这一决定。惟照遵义会议决议，这一“军事指挥小组”仍得“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负责指挥军事”。[ 参见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第95-99页；《张闻天年谱（1900-1941）》上，第246页；《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第71页；《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等等。]

三

由上一段的考析可以看出，关于“三人团”成立的具体时间固然不能严格确定，但大体可以了解的是，“三人团”成立是政治局内部成员间围绕应否贯彻遵义会议决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实行集体负责制的争执无法解决，最后由毛泽东临时想出来的一种解决办法。这个“临时”，张闻天1943年回忆明确讲是在1935年3月底红军南渡乌江前。鉴于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前后只有三四天，尤其三渡后即被追兵咬上，毛泽东临机想出以少部诱敌西进，主力回渡赤水并向南反向突围之策，此一方案为张、周、朱接受，没有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即付实施了。[ 《朱德关于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1935年3月20日）；《朱德关于我军渡赤水河后应迅速南移致各军团电》（1935年3月21日），见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632-635页。]正是这一经验使毛泽东想到了成立一党内“三人团”的想法，即由自己和身为军委副主席、一直以来坚持中央对军事指挥要民主决策的王稼祥，以及遵义会议决定党内委托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者周恩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在保持一定民主决策形式的同时，以求最快速度决定部队行动及作战事宜。从张闻天回忆中曾谈到二渡赤水的情况可知，他之所以没有说毛的这一建议是在三渡赤水前，也没有说是在四渡赤水前提出，而明确讲是在抢渡乌江前提出的，不是他不清楚有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这回事，而是因为在他的记忆中，毛泽东是在四渡赤水后、抢渡乌江前提出这一建议。他是在抢渡乌江前与周恩来等紧急交换意见后，临时决定并在政治局内部宣布的。

在这里之所以要特别重视并强调遵义会议决议关于新的中央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得重犯博古中央只靠个别人就擅自决定全党军事行动的错误的规定，是因为新中央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的。而新的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实行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集体领导制度。以张闻天的性格，他亦习惯于大家共同讨论解决一切问题，有不同意见，就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做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遵义会议后刚刚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岗位的毛泽东，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央集体领导的一员。只不过由于本应在中央主持军事工作并下最后决心的党内军事指挥上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一直与朱德在前方充当着前敌政治委员的角色，所有军事指挥方案都报请中央讨论，因而也就出现了只是周恩来“助手”的毛泽东，常常替代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帮助中央下最后决心的情形。这也是为什么，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里，一方面中共中央始终坚持集体讨论军事行动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并无周恩来那样的最后决定权，但从中央领导人到下面军事领导人都还是会把诸如土城之战等军事指挥失利的决策错误看成是毛泽东的错误。

亦如张闻天回忆史料中所说，遵义会议后，一直到二渡赤水及苟坝会议召开时，他对毛泽东还不够了解和信任。他的办法就是严格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的原则和规定办事。因此，也才会出现他提议让毛泽东去前线，将周恩来换回中央，对王稼祥言听计从，并且在会上更加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直至当场接受毛泽东负气辞职等一连串事件。毕竟，遵义会议规定了“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助手”。故对毛不够了解、对周却较多了解和信任的张闻天，想要理顺这一权力关系，更多地依靠周恩来，也在情理之中。由此亦不难看出，简单地说1935年3月4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前敌政治委员，“表明他取得了红军的公开的战役指挥权”，“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提升”和“加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赵福超：《试述遵义后毛泽东军事权的逐步确立》，《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1期，第50-53页；赵宝云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及其后的五次职务变动》，《长白学刊》2011年第5期，第120-122页；冯林平：《张闻天与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党史文汇》2006年第8期，第42-44页，等等。]，恐怕都未必准确。毛泽东从3月5日就任前敌政治委员到3月10日负气辞去新职，并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前后仅四五天时间。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这个时候的毛并没有得到党内军内领导人足够的信任和支持。

这也意味着，遵义会议后，无论在前文所述的哪个阶段里，毛泽东都没有能取代遵义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周恩来的最高负责者的地位。毛被任命为前敌政治委员也好，亦或是成为“三人团”一员也好，也都不宜简单地归结为人们当时已经充分意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长才，意识到“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换言之，由于受到中共的决议、制度及其权位关系制约等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取代周恩来成为党内最高军事负责人，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辅到正、由虚到实，并且有曲折、有反复的较为复杂的渐变过程。

有关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军事领导地位、权力和职务有一个逐渐发展变动的情况，已有不少文章有过较为客观详实的交待和说明。[ 参见王朝晖：《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和毛泽东“领导地位”更替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16年第1期，第50-55页；李曙新：《不宜将“三人军事小组”作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论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第63-64页。]本文在这里仅约略再补充说明两点：

一是关于“三人团”工作情况，亦即毛泽东在周恩来任团长、王稼祥又似乎对毛有颇多批评的“三人团”里，究竟如何起作用的问题。迄今为止，谈论和强调“三人团”作用、意义的文章甚多，但几乎没有任何著述引述过任何资料，包括档案史料或回忆史料，来具体印证并说明“三人团”内部具体是如何工作的。那么，“三人团”是否起过作用呢？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三人间是否仍有争执或存在过妨碍到决策的意见分歧呢？或者“三人团”是否就等于是毛一个人说了算呢？在这方面，似乎应该重视两位当事人并不很直接，但多少可以反映一些内情的说法。如张闻天曾回忆称，“三人团”成立后，王的态度突然完全改变了，开始对自己有意见，什么事情都拿到“三人团”去讲。而毛泽东后来在回忆中却一反原来对王的看法，认为“三人团一段，稼祥的工作比较好”。在中共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还专门为落选中委的王稼祥讲过话。他固然也同意说王党内关系上存在着一些缺点错误，但更突出肯定其自遵义会议起一直到1938年从共产国际回来后所做的贡献，认为这些贡献还是主要的，值得肯定的。[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6页；《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4页，等等。]张、毛两人回忆的点滴信息说明，“三人团”不仅切实存在过，且具体起过作用。张说王什么事都拿到“三人团”上去讲，毛说王在“三人团”讨论问题时工作比较好，恰恰反映出“三人团”存续期间，确是一直经常开会讨论和决定问题。而从毛说“三人团”成立后，王稼祥的工作比较好，也反映出王应该再没有与毛发生过冲突，因而毛自认为在“三人团”里基本上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这说明“三人团”工作期间再未发生过因意见分歧干扰而难于决策的情况。 二是毛泽东的军事权职何时统一的问题。由上述毛对“三人团”工作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在当中的作用是比较满意的，这也就意味着他通过“三人团”这一组织形式，事实上取得了中央红军作战指挥的相当权力了。但是，这并不就等于他已经取代周成为党内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众所周知，毛泽东实际取代周开始在中央负责军事工作，是1935年8月上旬。而事实上，一、四方面军6月中旬会师后，中共中央已于7月18日开会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并通告了全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任命周恩来为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事实上离开了中央军事负责岗位。[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92页。]惟因周接此任命后很快即病倒，无法工作。同时，又因中共中央当时与张国焘之间围绕南下北上方针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必须有人接手周的职位。不得已，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没有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参加的情况下，于19日以政治局常委会的形式，决定以毛代周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责任。这意味着，一直以来始终妨碍着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军事指挥主要负责人的遵义会议的相关规定被打破了。

不过，在一、四方面军分裂前，党内既已通过决定以张国焘取代周恩来，故无论从哪一方面，毛这时的军事领导权职都还只是部分的，并且是不稳固的。这种情况直到9月10日中共中央单独率领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北上之后，才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惟当时情况下中共中央内部还是另外成立了一个“军事五人团”，即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外，又补充了彭德怀、林彪来“负责领导军事”。毛虽然在事实上已经接替周恩来成为党内主要军事决策之人，但“五人团”仍带有集体领导性质。他在军事领导身份上最重要的一项改变，是在9月12日的会议上被任命为新改组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政治委员。

经查，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给部队的指示或指令，通常都是用集体的名义发布，如“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党中央”、“中央”等名义。中央军委或中革军委的指示或命令相对灵活一些，或是“军委”，或直接以正副主席，如“朱德”、“朱、周”，或“朱、周、王”等名义下达。即使是总政治部，亦常以主任或代主任，如王稼祥、李富春的名义给部队下达指令。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直至成为“三人团”成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都不曾出现在这类指示或指令里。[ 唯一的例外是在1935年3月5-10日毛泽东出任前敌政治委员的几天时间，他曾与前敌司令员朱德联名发布过军事行动指令。参见《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1分册），第921-922页。]在毛成为“三人团”成员之一以后，我们也至多只能在中央内部的军事往来电报中，比如在中共中央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往来电报中，才能见到毛的署名。[ 较早如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及6月18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电，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14页。]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自1932年在中央苏区被取消军职后，几乎再也没正式地被任命过任何军事实职。[ 1935年3月5-10日毛泽东担任过几天前敌政治委员一事或可忽略不计。]

这种情况的重要改变，发生在9月12日毛出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委之后。但更重要的改变，亦即真正能够显示毛已经成为中共当然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标志性事件，应该说是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的一纸命令。该命令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宣告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明令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自此，毛泽东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都已经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了。[ 一年后，即1936年12月7日，由于三个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遂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第一号通电，宣告改组中革军委，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连同朱德、周恩来等七人组成的主席团。此后，毛泽东不再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改用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了。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26、673页。]

来源：苏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