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魏晋时期靠抄书也可以逆袭！

原标题：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魏晋时期靠抄书也可以逆袭！

佣书虽出身卑微，却是好学上进之士。他们中间优秀的人才数不胜数。

“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开拓西域的英雄班超，就曾从事着艰苦的佣书工作。“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东吴谋士阚泽也是靠着做佣书的薪酬，读书进取最终改变自身命运。

魏晋南北朝时期，佣书界优秀人才辈出，甚至出现了靠抄写为生的大家族。

僧肇，也曾从事过佣书工作。在为人抄书的过程中，僧肇得以熟读各种经典，并对老庄思想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段佣书工作对知识的学习与吸收，为后来僧肇研究佛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图1：僧肇

这样，我们才能有机缘知晓这位佛教理论家、鸠摩罗什的弟子，而避免了让这样优秀的人才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北魏时期，敦煌令狐家族便是以专业抄写为业的底层知识分子集团，可谓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氏族略》：“汉有令狐迈，避王莽乱，居敦煌”。从西汉末年迁居敦煌的令狐家族是当地有名的大族。

图2：《氏族略》

公元426年到公元537年，令狐家族成员因从事佛教活动，被记录进佛经卷子和石塔铭文的有十一人。这十一个人中，有十人是以抄写人、书写人的身份出现。

他们有经生、官经生、典经帅，令狐家族从事抄写工作的人，称呼并不一致。代表着这十人在工作角色、发挥作用、职业地位上的差异。

这个庞大的抄写家族集团，职业地位居首的人叫“典经帅”，又称为“经生帅”。令狐祟哲便在公元512年到公元514年这三年时间里，担任着这个职务。

作为管理者，令狐祟哲很少亲自抄写佛经，他主要的工作是搭建好抄经的经生与寺院之间的桥梁。他的名字居于“经生”与“校经道人”的中间位置。

如果用程序示意，可以展现出一条完整的抄经业务链条：寺院将抄写经书的业务交予典经帅负责；典经帅将手中接手的抄写业务分发给手下经生；经生负责承担具体的抄写工作。

清晰的业务链条，一层一层地承接工作，也一层一层地通过典经帅，传递寺院发放的抄写佛经的工钱。

经生，分为官经生和职业经生。通常经生工作较自由，但需要自己去寻找抄写工作，相较于官经生，难有稳定的生活保障。官经生一般受雇于寺院，由典经帅来组织管理，生活较有保障。以此推算，能成为庞大的经生集团，将抄经作为职业，令狐家族应是得到官方许可，具有世袭性质的职业。他们在抄写活动中，还有文化人和书法家的角色。

翻阅正史，曾以“佣书”为业卖字为生的人，比比皆是。北魏有蒋少游、崔亮、崔光、房景伯、刘芳，北齐有赵彦深等。

图3：房景伯及友人

这些有名的人物，出现在“佣书”群体里，可从侧面说明，在当时佣书还算是一份不错的职业。虽然，他们并不是一直担任佣书，但他们从事佣书的工作经历，也说明了从事佣书工作能让人得到学习与发展，至少能改变家庭境遇。

史载“佣书者”刘芳：“刘芳……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

这位幸运的刘芳，尽管曾过着“易衣并日之敝”的动荡生活。却能最终靠着自己精湛的抄写本领，得到较高的报酬。

以抄写经书的官经生来看，他们的收入与用纸成本相联系。除经生集团抄写经书外，有的僧人和信徒，也参与着抄写佛经工作。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苏子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