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妥善调处叶挺项英矛盾促进军部领导团结

原标题：周恩来妥善调处叶挺项英矛盾 促进军部领导团结

周恩来是直接参加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重要领导人，他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的统战实践和精辟论述，组成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科学理论体系。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驰骋华中敌后大江南北、与华北八路军齐名的中共抗日武装。本文侧重于从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节，对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统战实践作一考察，缅怀其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丰功伟绩。

提议由叶挺出长新四军，解决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的一个难题

西安事变后，从1937年2月到7月，国共两党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两党关系、陕北红军的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西路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等问题先后进行了6次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上述各次国共谈判。

在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力图将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对中共长征时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的态度是能不承认的尽量不予承认，能消灭者则尽量消灭之。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在同意国共合作的同时，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会后即调集重兵对南方各地红军进行大规模的秘密“清剿”，企图抢在国共谈判前拔除中共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这次秘密“清剿”使南方不少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直到1937年6月中旬，国共双方关于军事问题的谈判，还仍然局限于长征后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共在南方的武装力量，坚持要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编遣”。1937年6月18日，周恩来在庐山牯岭同蒋介石谈判未获结果，返回延安。6月23日，美国学者T.A.彼森在延安采访周恩来，周恩来在回答其提出的关于国共谈判问题时介绍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5次谈判……至于军事问题，我们仍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成了一个特殊问题。南京企图把他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但主要的军事问题大致谈定了。”①周恩来后来回顾说：“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②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全面抗战爆发，形势发生突变。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抽调百万大军分赴华北和淞沪抗敌，其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战场上的“清剿”陆续停止。此后国民党南方各省政府和驻军改而采取威胁利诱、封官许愿、散布谣言、利用叛徒等方法诱骗红军“下山改编、投降国军”。7月 16日，国民党第一五七师在福建漳浦县城体育场围缴被骗进城集中的800多名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枪支。“漳浦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警惕。

7月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再开谈判。次日，周恩来将所拟关于谈判的12条意见请宋美龄转交蒋介石，其中包括有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等内容。由于蒋介石固执己见，谈判又陷入僵局。中共中央采取“蒋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方针，周恩来于7月28日返抵延安。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蒋介石密邀飞抵南京共商国防大计。在南京，周恩来再次与何应钦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在谈判中，国民党坚持由他们派人改编和领导中共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遭到周恩来断然拒绝。最后何应钦答应中共可先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

接着，周恩来到上海。在新雅饭店，周恩来邂逅从澳门抵沪请缨抗战的北伐名将叶挺。自南昌起义后在香港分手至今，两人已暌违十载。此次不期而遇，分外高兴。叶挺广州起义后因受到共产国际不公正的待遇，愤而脱党，但始终心系故土，报国之心不减。由于日军侵华步步紧逼，周恩来深知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不宜久拖不决，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迅速使在南方各地的红军散部合法地集合成一支中共领导的主力部队。擅长处理谈判棘手问题的周恩来考虑到叶挺或许是国民党方面能够接受的解决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的合适人选，就恳切地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来“编游击队”的设想。叶挺回来本意就是为了抗日救国，何况又是领导中共的武装，因此，对周恩来的建议欣然答应。他向周恩来提出，改编后的部队沿用北伐军第四军的番号，称新四军，意在继承、光大北伐时期老四军的光荣传统。此后，叶挺便开始通过国民党高层领导中的一些朋友积极运动以促成此事。

淞沪抗战的爆发，大大地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进程。9月2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1月初，叶挺赴延安同毛泽东会谈，表示“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③中共中央决定由长征时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的项英担任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书记并兼新四军副军长。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军部由汉口迁南昌。在叶挺努力下，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很快核定新四军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诸问题，批准新四军编为4个游击支队，分别委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为游击支队司令。1938年4月5日，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歙县岩寺。在军部统一指挥下，所属4个支队迅速沿长江南北向东挺进，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的序幕。

在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上与国民党的艰难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决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两党谈判久而未决的一个历史难题。新四军番号的宣布和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使中共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能够合理、合法地迅速汇集成军，为尔后东进抗日、发展壮大、打开华中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贯彻落实关于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妥善调处叶挺、项英的矛盾，促进军部领导的团结

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和新四军的工作；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2月18日抵武汉。由于该代表团和长江局的领导成员大致相同，因此在12月23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决定上述两个机构合并，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南方各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周恩来在武汉分别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傅秋涛、高敬亭等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会谈，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部署新四军组织工作及部队集中东进事宜。

新四军组成后，对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副军长项英而言，如何做到按中央要求打破关门主义倾向，尊重叶挺、团结叶挺，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从新四军集中开始，在部队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叶、项两人就产生了矛盾。叶挺认为部队应由岩寺经泾县出南陵，然后东进向苏皖边及苏南茅山地区从事游击，项英则企图向南发展，他在1938年6月23日给陈毅的信中认为，“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④项英还要求党中央取消叶挺的对外联络资格，实际上是想由他个人包揽新四军的一切事务。

在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上，项英的观点显然与中共中央1938年2月15日、5月4日、5月14日、5月22日、6月2日历次指示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毛泽东已经敏感到叶挺、项英之间存在的矛盾。在5月4日给项英的指示中，除了对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方略作出布置，鼓励项英尽快率部东进北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外，在最后特地叮嘱他“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⑤实际上是提醒项英要尊重叶挺，把他当“同志”，不能视作外人而处处猜忌、防范。

但是，项英自恃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压根儿就不把叶挺放在眼里，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叶挺深感自己像是两个轮子中间的一颗砂子，左右为难。他婉转地向长江局提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⑥。中共中央接受了长江局的提议，于1938年6月9日复电批准破例成立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叶为副之”，意在从组织上保证叶挺参与新四军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⑦然而该委员会成立后形同虚设，叶挺的处境仍无多少改变。

叶挺满腔热血出长新四军，是为了驰骋疆场，御侮报国。项英的态度使叶挺难以一展抱负。叶挺遂萌生去意。1938年8月下旬，叶挺致电周恩来等人，表示要辞去军长职务。8月28日，周恩来等复电挽留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正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⑧

然叶挺去志益坚。10月中旬，他去上饶当面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请假。10月21日，他又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辞职。蒋介石批示：“电复慰勉，并询病况，如无大恙，望即来渝一叙。”⑨

叶挺辞职后径赴香港。项英认为此事已无法挽救，建议周恩来直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表示了一种对叶挺辞职不以为然的态度。11月2日，周恩来复电项英，否定项英另换军长的意见，认为“为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希夷回部工作是有利的”。⑩

蒋介石则企图借此大做文章。他对中共明确表示，因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要另外派人去担任军长，并就此事向周恩来频频施加压力。

中共中央获悉蒋介石的意图后，对此事引起高度重视，迅速致电周恩来，坚决反对另派军长，要周恩来约叶挺到重庆面谈，“彻底解决其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周恩来敏锐地看出叶项矛盾的症结所在。1939年1月8日，他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屡称，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电文又说，蒋介石对新四军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这样对我更不利。周恩来同时向党中央提出了解决此难题的原则意见和具体建议：“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善，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11

周恩来的建议为党中央全盘接受。1月10日，中央书记处电复周恩来：“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复电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的提议，并指示：“同时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12周恩来接电后，一方面向蒋介石极力交涉，表示中共坚决不同意更换军长，另一方面电请叶挺赴渝面谈以消除隔阂。

叶挺辞职的原委，本系受项英排挤所致，其对中共并无芥蒂，对周恩来则始终尊敬如一。在重庆，周恩来、叶剑英与之开诚布公，促膝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了叶挺。叶挺深为感动，向蒋介石收回辞职要求。

延安对周恩来的斡旋非常满意，认为周有皖南一行之必要。一是陪叶挺回去，实践“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的承诺，以当面解决矛盾，确立有关制度；二是正确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敦促项英落实新四军东进北上，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偕同叶挺抵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在云岭，周恩来专门向军部领导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和工作的指示，指出了项英在处理与叶挺关系中的错误，使项英与叶挺的矛盾暂时有所缓解。周恩来在听取项英、陈毅和周子昆的汇报后，特地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议和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正确地论述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形式、原则、方法及发展前途，对新四军提出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和著名的新四军发展方向的3个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他深刻地指出，在江南条件很好，战略地位又非常重要，尽管敌人严密封锁，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创造大江南北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他号召新四军指战员“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绝不后退，绝不逃避。”13周恩来对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正确传达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周恩来关于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原则的精辟见解和谋略，使与会的陈毅、粟裕、谭震林、邓子恢、罗炳辉等新四军将领耳目一新。会后，他们按照周恩来传达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率部东进北上，大胆开展苏南、苏北和皖东敌后抗战，使部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而新四军军部则因项英坚持孤悬皖南不肯北移，最后在皖南事变中吃了大亏。

新四军成立以后，在军部主要领导人叶挺和项英之间产生矛盾时，周恩来敏锐地看出矛盾的症结所在，并作妥善调处。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理解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军部领导共同商定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和原则，是在新形势下对人民军队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补充和发展，是对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正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华中精神的创造性的阐发，也是对新四军建军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

在皖南事变前后殚思竭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配合中共中央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指使下，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一个电报，强令八路军及新四军之有关各部于电报到达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就是充满杀机的《皓电》，也是国民党顽固派策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皓电》发出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华中上空战云密布，战火一触即发。

面对国民党一心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严重形势，11月1日，周恩来建议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公开通电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要求解决悬案，在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可同意先将江南新四军北移，争取延缓一至两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对此建议极为重视，立即开会进行研究。11月2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今日会议讨论你1日来电，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14 11月 6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说明复何、白电稿已拟就，并将要点告周，要周提出意见，“以便修改于日内拍发”。15

11月9日，中共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佳电》，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佳电》驳斥了《皓电》的荒谬“命令”，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以尽量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及有关各方疾声呼吁，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重庆四处奔走，遍访重要的民主人士、中间人士和国民党人士，向他们阐明中共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呼吁他们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内战和投降。另一方面，周恩来多次致电叶挺、项英，要他们率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从速转移，以免陷入顾祝同的包围。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决心已定。12月8日，它再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出《齐电》，重申《皓电》无理要求，同时在皖南调兵遣将，设置罗网和陷阱，企图在新四军北移途中围歼之。蒋介石在完成围剿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部署后，于12月25日约见周恩来，以叙旧为由施放烟幕，大灌迷魂汤。周恩来对此引起高度警觉，立即将谈话情况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这次谈话“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认为蒋介石的信誓旦旦是“靠不住”的，“其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16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在这次谈话后仅仅10来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1941年1月 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兵力的围歼。新四军将士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1000多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和牺牲。接着蒋介石亲自出马，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至顶点。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周恩来在闻讯的当天就连夜驱车找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并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一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面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部队撤退让路。1月 17日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无理扣发《新华日报》刊登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反动命令。周恩来坚决抵制，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于《新华日报》1月 18日补印在被扣稿件的空白版面上。1月19日，经周恩来审定，由南方局军事组撰写的题为《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重要文章，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传播出去，向国内外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还指示南方局秘密散发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的文件，在国统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还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新四军被捕将士，解散上饶集中营。

为了向国际舆论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周恩来在重庆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通过德国朋友王安娜女士把皖南事变真相转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将周恩来请到家中了解事变详情以转报本国政府。周恩来通过美国朋友卡尔逊和斯特朗女士在美国公布皖南事变有关材料。英、美政府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内战，美国政府还宣布暂停财政援助，使国民党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只得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详名词”17

在协助党中央制订如何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决策过程中，周恩来凭借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向党中央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意见。当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并攻击时，党内曾有部分同志认为新的四一二政变到来了，要准备国共两党的决裂。当皖南部队突围无望，即将全军覆灭时，中共中央于1月14日发出指示，“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181月19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给毛泽东发去一份长电，认为蒋介石是“抗战下的剿共，我是抗战下的反攻”19，在此之前，刘少奇在苏北也向中央坦陈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的建议。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修正原来的计划，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最终制定“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全面反攻”的决策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提供了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杰出活动和思辨，反映出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把握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中国抗日战争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候，周恩来起到了独特的别人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亲赴宣化店揭露内战真相，使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部队赢得了宝贵的突围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蒋介石蓄谋发动新的内战，新四军成为他在华中发动内战的主要障碍。中原解放区地处全国腹地，跨越鄂豫皖湘赣5省边界广阔地区，因其战略地位重要，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主要矛头所向。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当时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率部撤离桐柏山区，在行进到湖北大梧县宣化店为中心的地区时，因停战令发布而停止待命，而国民党当局违反停战协定，先后调集11个正规军26个师30万大军将第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包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深刻地指出中原内战的爆发必将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并对中原部队主动作战略转移的方向、时机、终点等作出英明的决策。3月22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等，告知中央决定第五师应争取全部合法转移，如交涉不成而遭大规模袭击，只有突围。

5月1日晚，周恩来获悉国民党当局密令围攻李先念部的消息后，同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会谈，并致电美方代表马歇尔，严正指出：据极可靠情报，国民党当局已秘密下令“围歼”中原军区部队，周恩来警告说：“中原军区新四军八路军计有6万人之众，如国民党反动派敢于进攻，破坏停战协定，以致全国糜烂，其全部责任当由国民党负之。”20同时表示为制止进攻，澄清真相，愿与徐永昌及美方代表同往第五师地区视察。5月3日，周恩来等一行由重庆飞抵南京入住梅园新村。周恩来一下飞机立即发表讲话，希望“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当晚又在梅园新村举行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再次驳斥国民党当局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5月2日，蒋介石由西安飞抵武汉，当即召见程潜、郭忏等人，密令程潜、刘峙向中原解放军进攻，计划在5月5日至5月9日期间“一举殊灭中原共军”。这一情报很快即为周恩来获悉，5月4日，周恩来与美方代表马歇尔会谈，向其通报政府军将于5月5日至9日之间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消息，希望马歇尔从中斡旋，3方面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转移问题。马歇尔表示他可派北平军调部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由北平直飞汉口。当晚马歇尔又向周恩来转告，徐永昌同意去中原调处。

根据事先约好的计划，周恩来于5月5日同徐永昌从南京飞抵汉口，与从北平到汉口的白鲁德会谈。周恩来提议3方代表到中共部队指挥部巡视后再回到汉口制订解决办法。次日，周恩来、白鲁德和徐永昌的代表、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等一行乘汽车离武汉，途中因洪水暴发受阻，于5月8日中午12时许抵达宣化店。下午2时，在宣化店“湖北会馆”举行军事调停会议。李先念历数国民党军破坏停战协议的种种事实，周恩来在会上也严肃指出：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谈结束，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在晚上举行的文艺晚会上，白鲁德表示，他来此是执行协议方案的，决不干涉中国内政。王天鸣也表示：“政府方面绝对没有围歼中原军区的意图，武汉行营方面也未奉到任何命令。”在白鲁德、王天鸣讲话后，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他说，万一不幸此间发生内战，很可能爆发全面性内战，故应首先使这种局面安定下来。方才听到政府代表的报告，表示政府并无进攻中原之意，并保证今后不致再发生冲突，此为吾人所欢迎者。我此次是初次来中原地区，希望下次来时不再是调停冲突，而是欢送各位同志安全转移到整编的地方去。21

在宣化店，周恩来听取了中原部队领导人郑位三、李先念等人的汇报，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区主力战略转移的决定，深入分析敌我态势，详细研究突围方案及给养、伤病员转移安置等问题。周恩来还带去了一批现金以补充军饷。

5月9日上午，周恩来一行离开宣化店返汉。10日，周恩来、徐永昌和白鲁德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了制止中原内战的7条《汉口协议》。

由于军事停战3人小组共方代表周恩来亲自到宣化店，随行还大张旗鼓地带了两个军事调停执行小组和新闻记者等共60余人，此行引起了各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在此前后，新华社、《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其它进步报刊，也纷纷揭露国民党军阴谋进攻中原军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事实。在周恩来敦促军事停战3小组的干预下，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密令延缓发动进攻。在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围攻新四军第五师及中原部队，挑起全面内战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巧妙地使国民党代表以及伪装中立的美方代表和他一起赴宣化店，揭露国民党企图掩盖挑动内战的事实真相，为新四军李先念部和中原军区筹集给养、安置老弱、部署突围争取到了1个多月的宝贵时间。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发动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围攻，从此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原部队按中共中央既定方针和计划，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

综上所述，在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但又充满斗争的复杂形势下，周恩来以其超越常人的睿智，坚定的原则性、灵活的斗争策略和艺术，对新四军的组建、成长、发展和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周恩来在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头成功的统战实践，充分检验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正确和伟大。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 释：

①T.A.彼森：《访问周恩来》，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1期。

②《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82页。

③、④、⑤、⑥、⑦、11、 12《新四军文献》(1)，第 57页、第 235页、第111页、第 94页、第 95页、第 106页、第 107页。

⑧、⑩《周恩来传》1898—1949，第443页、第444页。

⑨台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 5编(二)，第 491页。

1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5页。

14、 18《新四军文献》(2)，第27页、第133页。

19《周恩来和统一战线》第230页。

15、 16《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 80页、第 122页。

17《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31页。

20、 21《中原突围纪事》第53页、第57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