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深入群众与民主监督

原标题：艰苦奋斗、深入群众与民主监督

毛泽东与黄炎培曾经有过的关于“周期论”的对话，提到我们找到了避免周期论的方法，那就是民主。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民主绝对不是什么西方式的一人一票。我们所说的民主，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指的群众对于领导干部或者官员的有效监督及相关机制。没有这样有效的监督，没有这样有效的监督机制，那么那个周期论所预示的可怕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的有效监督只能是人民的监督，不是什么另外反对党的监督。只有人民的有效监督才能发挥监督的最大作用与效能。而共产党人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这样的监督才能成为现实。

自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一定不能脱离群众以来，对党的作风方面，对于官僚主义，对于任何脱离群众的行为和作风，都一直在不断地告诫全党。他最担心的就是因为党的作风问题会导致党内出现腐化堕落，出现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这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于党的领导，对于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都是致命的存在。

1956年11月，毛泽东出席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总结讲话时，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讲这个话不是无的放矢。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虽然大多数党员干部依然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地做工业，注意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继续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确实已经有少数干部开始追求享乐，摆官僚架子，对群众颐指气使，让群众很不满意。虽然这样的人和事并不普遍，但也不是绝无仅有。

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全党的干部作风总是一直非常重视，也多次提出警示与告诫，但现实中的管理体制，也是极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的。特别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总有人要加上那么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让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总是喜欢浮在上面，沉不下去，久而久之，就成为喜欢从在办公室，听下面的汇报，看下面送上来的材料。并以此作为决策或者执行政策的依据。这样做没有不出乱子的。

虽然，从理论上，这些干部也都懂得，要准确和完整全面地了解情况，必须要深入到群众中做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但是，如果工作忙了一点，这样的作风就很难坚持。因为要深入下去就很辛苦，既花费时间，也花费体力与精力。当这样的干部感觉到这会让他们很麻烦，很劳累，于是就想放松一下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那么官僚主义就不请自来。再加上下面的工作人员也为了个人的利益，对于领导干部拍马奉迎，会想方设法让领导干部的工作条件更舒适、更优越，那么领导干部就越不愿意下去，而只愿意听汇报、看材料。久而久之，他们不再愿意接触群众，不再愿意深入群众，自然对群众的疾苦就没有更为贴近的和深刻的体会。如果群众有事要找有关部门，甚至要找这些部门的负责干部来反映情况，希望能够解决群众中的困难和问题，这样的干部也会感觉不耐烦，不愿意接触群众，对于群众就会增加反感的情绪。最终，这样的干部会把群众视为刁民，而这样的干部就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去了。

对于发展到这种地步的干部，毛泽东认为，这样的干部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也不会全心全意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很容易被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思想与观念所腐蚀，很容易站在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一边。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允许的。这也是毛泽东一直感到担忧的问题。

毛泽东还说：“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一样，你要顺那个水，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不要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 群众也可能犯错误，要好好跟他讲道理，用好好讲的方法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1957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的讲话）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从理论观念出发的，而是从实际出发的。因为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希望，中国才能富强，中国人民才能走上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从理论观念出发的如苏联时期的戈尔巴乔夫，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列宁的论述，但是最终他的作为把苏联社会主义给彻底搞垮了。虽然其中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肯定有他脱离群众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他不仅在作风上脱离群众，在观念上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概念。而且他的所谓改革也是从理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群众要解决最基本的困难和问题出发。这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当然非常重要。但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要看他是不是愿意真心地为人民服务，是不是真心地愿意联系群众，是不是真心地向群众学习，是不是真心地爱护群众和尊重群众。现在有些干部，就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他们看待群众总是用一种俯视的眼光。他们认为自己有学历，有学位，有的甚至还拿到了博士或者硕士的学位，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就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了。刚解放的时候，我们那些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干部，知道自己是外行，知道自己要虚心向群众学习。所以他们在群众面前没有架子。但是，今天的有些干部，就总是喜欢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脑袋顶上有个博士或者硕士的帽子，就可以目空一切，就可以傲视群众。这样的人一定不会真心为群众服务。这样的人一定是喜欢做那个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中的人。

任何一种管理体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有其一定的缺陷。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对干部的教育与管理。加强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对于加强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问题。

毛泽东与黄炎培曾经有过的关于“周期论”的对话，提到我们找到了避免周期论的方法，那就是民主。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民主绝对不是什么西方式的一人一票。我们所说的民主，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指的群众对于领导干部或者官员的有效监督及相关机制。没有这样有效的监督，没有这样有效的监督机制，那么那个周期论所预示的可怕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的有效监督只能是人民的监督，不是什么另外反对党的监督。只有人民的有效监督才能发挥监督的最大作用与效能。而共产党人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这样的监督才能成为现实。

【胡懋仁，察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北航老胡之闲话”，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