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衙门”一待几十年他说“工作本身就是回报”

原标题：“清水衙门”一待几十年 他说“工作本身就是回报”

全家合影，后排右数第五人为谭晓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谭震林在北京后圆恩寺家中

1953年，谭震林陪同毛泽东和陈毅在南京视察

2016年，谭晓光在孙中山故居留影

众所周知，十大元帅之中，朱德、贺龙和彭德怀常被毛泽东以老总相称，可是有一个人未曾授衔，毛泽东却喊了他几十年老板，这个人正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谭老板”——谭震林。在红军时期，他是红四军第二纵队的政委；抗日时期，他是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解放战争时，他是淮海战役五大前委指挥之一，其他四人分别是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建国后，他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如果按照资历，1955年授衔时，谭震林应该授个大将，可战功赫赫的他却并未授衔。“谭老板”“谭大炮”这两个称号又是从何而来？生活中的谭震林又是怎样的一位父亲？近日，谭震林之子谭晓光为我们解开了这些疑惑。

父子两代 同样的破旧衣裳

和谭晓光的约访地点定在了他的工作单位——中国气象局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他的办公室极其简单，推门进去，里面有办公桌、电脑、两把椅子，在角落里还放着一台陈旧的电油汀。谭晓光今年67岁了，他告诉记者：“本来早就退休了，现在是返聘的。”担任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技术首席几十年，他笑言“退休后还要继续发挥余热”。

一件土灰色夹克衫配上靛蓝色牛仔裤，谭晓光看起来颇为精神，但他却连声说自己身体一点也不好。采访后，记者看到谭晓光传来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拄着拐杖的，后来才得知，原来2004年谭晓光被诊断患了肺栓塞，2007年又被诊断患上了癌症。化疗后，只休息了很短的时间，他拖着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身体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直到今天，依然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科研事业。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谭晓光那件洗得已经发白的夹克衫衣袖上破了一条好几厘米长的口子，然而他看起来丝毫不介意。谭晓光说，这在他们家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父亲生前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在老家湖南攸县谭震林生平业绩陈列馆，珍藏着两件谭震林穿过的衣服，这是由他的子女捐赠的，他们介绍说，父亲出席所有的重大活动，基本上就是这两套衣服，活动结束，他又马上熨烫工整，留着下一次使用。

谭晓光永远记得，在父亲去世后，家里想把他打扮得体面一些，打开他的衣橱找衣服时，竟找不到一件让人称心的衣服，几乎所有的内衣都是缝补过的。这一场面让家人们禁不住潸然泪下，只能跑到街上买回了一块普通的白布，临时赶制了一套装老的内衣。

在家里节俭惯了，对外谭震林也不讲排场。家里有一把用来待客的茶壶，有一次，盖子不慎摔破了，工作人员提出换一只壶盖，而他不同意，说：“用胶布粘一粘还可以用嘛！”就这样，这只茶壶盖换了几次胶布，一直用到他去世。

家庭会议 要求孩子做自我批评

谭晓光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上面有四个哥哥姐姐。现在回忆起来，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还真是“点点滴滴”的。谭晓光告诉记者，那时父亲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党内又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工作特别忙，他们平常都很难见到父亲。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段时间，家里每到周末都要开一次家庭会议。“在会上，我们会做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这些小孩儿和家里的工作人员都参加，有点儿像现在的民主生活会。我记得我老是受表扬，我弟弟老是受批评。因为我比较老实，他比较顽皮。”谭晓光说，这段时间应该可以聆听到父亲正式的教育，可惜那时太小，父亲说了什么，都没有印象了。

谭晓光现在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六师分会的成员，说起父亲的战争经历，总能侃侃而谈。他说，今年是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成立80周年，为此，他刚写完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关于新江抗的文章。然而，在退休之前，谭晓光对父亲的了解可谓非常少。随着大姐谭泾远年岁已高、身体有恙，谭家“发言人”的重任转到了谭晓光身上。2007年起，他开始大量读父亲的传记和研究纪念文章。谭晓光回忆说，父亲生前几乎没给他讲过自己的革命事迹，倒是给他讲过其他人的事迹，父亲有时和孩子们一起看一些反映革命战争的电影，谈论过里面的情节。当看到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时，谭晓光不太理解，就问父亲为什么。父亲告诉他说：“当时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有几十万人，共产党有几十万人，每天光吃饭就要多少粮食？我们有老百姓的小车源源不断地送来，国民党只能靠抢。谁能打赢不是明摆着吗？”这几句话让谭晓光记忆深刻。

谭震林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只上过两年的私塾。12岁时，他被送到一家叫“太古堂”的书店当学徒工，两年后，又去了一家位于茶陵县城的“徐文远”书店学手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逐渐锻炼成了一名优秀的印刷徒工。谭晓光说，父亲就是在这期间养成了酷爱读书的好习惯，父亲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学徒工生活回忆》，回忆起当时白天干活，夜里偷偷在煤油灯下看各种各样的书，得意地说：“我当时看书的技术高明着呢，看过的书就和没人翻过的一样新，就是这样，老板没发现我看书，才使我看了许多书。”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谭震林说：“如果从我的这一段生活中可以给今天的青年人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想那就是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青年人都应该抱着正确的生活态度，顽强地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和学习。”

“学文化要靠自己”，谭震林直到晚年依然恪守这一格言。据谭晓光介绍，父亲在当国务院副总理期间负责管农业，他就读了很多农业方面的书，还拜农业专家金善宝等人为师，听母亲说他后来都达到“农业专家”的水平了，“不知道是谁封的，可能在理论上达不到，但估计他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了。”谭晓光说，“父亲在家里有一间大办公室，里面有一面墙就是一个大书橱。虽然家里不允许我们小孩进办公室，但我有时候趁没人的时候跑进去找书玩儿，现在回想起来，在父亲的书架上除了马列主义的书，很大一部分就是农业方面的书。”

谭晓光说，父亲在60多岁的时候还开始学起了外语，那时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父亲就从A、B、C开始学起，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读单词，家里的孩子们纠正他的发音，他幽默地说：“我的普通话都讲不好，你们就高抬贵手吧。”后来，凭着这股韧劲，他的“湖南英”大有长进。

女儿眼里 父亲是“小个子硬汉子”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个人对谭震林影响最大，那就是毛泽东。谭震林和毛泽东是老乡，在谭晓光看来，毛泽东对父亲来说“亦师亦友”，“毛泽东是我父亲最重要的老师”。谭震林于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攸县领导工人、农民进行了几次很有影响的斗争。1927年湖南“马日事变”后，攸县处于白色恐怖中，谭震林被通缉，便跑到长沙寻找党组织，但是未找到，攸县不能回，他便躲到了茶陵县城。秋收起义部队打到茶陵，他和党组织接上了头。在茶陵成立工农兵政府时，他被推选为主席。这是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他自然也是第一个县级领导，当时谭震林才25岁。1927年底，谭震林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自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之一。他指挥新四军在皖南取得对日“繁昌大捷”，后来又打开了苏南东路抗日局面。新四军重建后，谭震林成为第六师师长。解放战争开始后，新四军的一部分组成华中野战军，司令是粟裕，政委就是谭震林，两人开始长期合作。1945年谭震林担任了华中野战军的政委，和粟裕一起指挥作战40多天，七战七捷，挫败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7年谭震林成为华中野战军第一副政委，粟裕成了第一副司令，后来他又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4人一起组成了总前委，负责指挥淮海战役。

谭晓光说，1949年2月，渡江战役打响，总前委决定将沿江北岸展开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各部队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由父亲指挥的中集团率先渡江。5月，顺利解放了杭州，而他则直接被任命为浙江省书记和政府主席。“由于到了地方上，所以1955年授衔的时候，父亲就没有被授。其实像父亲这样情况的人还有不少。”

谭晓光告诉记者，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父亲身上有一个标签非常少见，那就是——谭老板。上到毛主席，下到战士和农林工作人员，都以此称呼他。关于这个称呼的来源，说法有很多，谭晓光说，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来源于新四军时期一次不寻常的“化装经历”。

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到苏南东路（即宁沪线东段）敌后领导抗战。他在潜入东路地区的路上曾化装成老板，其他人化装成伙计，都叫他“老板”。叫来叫去，后来就得到一个“老板”的外号。

至于另外一个广为流传的外号“谭大炮”，则和谭震林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性格有关。女儿谭泾远曾说父亲在她眼里是“小个子硬汉子”。“文革”中，他带头“大闹怀仁堂”，被诬为“二月逆流”主将，仍拒不妥协抗争到底。“有人说父亲脾气不太好，我倒没觉得，他在家里对我们这些孩子还是很和蔼的。”谭晓光说。“由于父亲的坚持原则、刚直不阿，他早在闽西担任福建军区司令兼政委期间，由于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到瑞金学习。在"文革"期间，又被"四人帮"打倒，发配到桂林软禁。这些都没有动摇过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认为对的东西就绝不认错。”

对谭震林的脾气，陈毅元帅曾经说过：“他若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谭震林批评人时，叫被批评者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不记账，从不背后给人穿小鞋。

清水衙门 甘愿一坐几十年

谭震林的六个子女中没有一个当大官、赚大钱的，“最有出息”的，当是长女谭泾远。她在60年代从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毕业后，长期在科研单位工作，1992年才被组织上安排为科协综合计划局局长。其次就要数谭晓光了。从小，谭晓光就是个气象迷，好奇心特别强的他对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充满了疑惑，“我当时想怎么它今天就能知道明天的天气呢？”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学校的气象兴趣小组，学了一些观测知识，做气象仪器，后来见学得不错，他还参加了在北海公园的北京市少年科技馆的气象小组。“文革”期间，谭晓光自己买了很多气象有关的书看,这些都为日后从事气象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9年，成为重点“打倒”对象的谭震林被赶到了桂林，六个子女也逐一被赶出北京城，那年春天，17岁的谭晓光下乡到了东北农村。“插队的时候，我带了好多父亲的农业书，还真想到农村大有作为一番。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干不了什么，最后也不了了之了。”林彪倒台后，1972年谭晓光到桂林找父亲，和父亲待了一年时间，而在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都是保密的”。1973年，谭晓光和父亲一起回到了北京。“和我一样的很多人选择当兵或者上大学，我自己选择去了北京市气象台，当了五年观测员。”1978年恢复高考，当时担任气象台团总支副书记的谭晓光带头报名考试，结果就他一个人考上了。一开始上的是南京气象学院，当时这所学校的气象专业很牛，后来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转到北京大学气象专业。毕业后，他回到气象局，当了几年预报员。1986年，谭晓光选择到当时的研究所开始了气象科研工作，主持了“利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自动化系统”的研制，攻克了当时在计算机上处理显示气象数据资料图形图表等一系列难关。

1988年，谭晓光与同事完成的“北京地区夏季灾害天气短时预报研究”这一课题荣获中国气象局授予的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谭晓光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00年，他再度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在谭晓光看来，这些荣誉是对他工作的莫大肯定，但他“从没想过要评奖”，他说：“我是属于事业为重的人，对挣多少钱都不在乎，对名利都不在乎。”

气象部门是个“清水衙门”“冷衙门”，而谭晓光一坐就是几十年，靠的就是源自内心的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对我来说，工作本身就是回报。现在的社会机会比以前多了，但是有的年轻人功利心太强了，我觉得实干两个字很重要，并不是说喜欢什么就要干什么，而是反过来，干什么就喜欢什么，并且努力干好。”

采写/本报记者 陈品

图片由谭晓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