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N号房”主犯称“感谢制止我无法自拔的恶魔生活”，律师拒为其辩护

原标题：韩国“N号房”主犯称“感谢制止我无法自拔的恶魔生活”，律师拒为其辩护

赵主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个人照片 图源：赵主彬社交媒体截图

韩国初中生小英（化名）缺乏生活费，在网上发帖寻求兼职工作。但她没有想到，那些帖子给了性犯罪团伙可乘之机。

“您好，我正在寻找一名兼职人员，每月提供400万韩元（约合2.3万人民币）。如果您有兴趣，请与我联系。”

一条私信发来，N号房的魔爪展开了。

这位冒充的“雇主”提议到加密社交软件Telegram上详谈工作事宜，随后以支付余款为由，要走了小英的银行账号等个人信息。

之后的事情，都是噩梦。

聊天室运营者赵主彬等人（音译）通过虚假兼职广告骗取个人信息，以此要挟受害者自拍不雅视频，并进行有偿分享。截至3月23日，警方追溯到了74名受害者，其中16名是未成年人，最小的年仅11岁。

据韩国媒体报道，原计划为赵主彬辩护的律师已经提交辞呈。该律师称“赵主彬家人委托案件时，仅告知是一起简单的性犯罪”，在其详细了解案情后，十分震惊，拒绝为其辩护。

这起案件中，聊天室根据视频猎奇程度命名为1号房，2号房，3号房等，因此也被称作“N号房事件”。等级最高的聊天室里，会员最多需要支付150万韩元（约合8700元人民币）获取不雅视频。

据统计，有26万人次参与了这些聊天室，付费人数1万人。警方追查他们用虚拟货币交易时留下的个人信息发现，付费者不乏教授、创业公司CEO、艺人等知名人士。

“我只是一个工具”

2018年起，未成年人小英被N号房运营者胁迫，穿着指定的衣服前后拍了40多个不雅视频。视频中，小英被要求自残。

回忆起这段往事，小英表示相比身体上的伤口，她内心受到的伤害更大。

她患上了躁郁症和抑郁症。白天，她害怕被跟踪而不敢出门，晚上，她彻夜失眠。不论哪个季节，她出门时都会强迫症般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人认出来。

后来她听说，这种视频会被传到色情网站，并标示出被拍人的姓名，电话号码和地址，于是改了电话，搬了家。她认为自己触犯了法律，担心随时会被抓进警局。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叹息。在我痛苦不堪，无法进食，睡眠或出门拜访别人的时候，这些人正在利用其他人来满足性欲。我只是一个工具，这太可怕了。”

赵主彬等人利用女性保护隐私的心理，胁迫她们拍摄不雅视频， 而受害者拍摄的视频越多，赵主彬手中的砝码越大，她们就越被动，像跌进了一个泥沼。

“N号房事件”曝光之后，小英向CBS讲述了以上经历。她呼吁更多受害者站出来，“无法确定他出狱后是否会反省这些罪行，我希望他在监狱里一直关着”。小英估计受害者不止74人，其中未成年人的比例比目前公布的更多。

一边胁迫女性们产出不雅视频，一边引导会员用虚拟货币匿名交易，赵主彬在聊天软件上编织了一个暗网。

3 月 16 日，赵主彬等14名相关涉案人员被逮捕，警方在其住宅内查处现金1.3 亿韩元（约75万人民币）。

由于案件性质特别恶劣，警方决定在提审前公开赵主彬的个人信息。这是韩国首次引用《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公布犯罪嫌疑人信息。

3月25日，警方将赵主彬送交检察院。面对记者时，赵主彬向因他受害的人道歉，“感谢制止了我无法自拔的恶魔生活”。但被记者问及“是否承认散布性剥削影像”，“是否后悔犯罪”时，赵主彬保持沉默。

幕后黑手常年做公益

现年25岁的赵主彬，从小在韩国第三大城市仁川长大。2014年考入当地专科大学仁荷工业大学信息通信专业，毕业后居住在老家，一直无业。

从韩国媒体SBS披露的信息来看，赵主彬大学期间成绩优异，多次获得奖学金，但不擅长人际交往。据赵主彬的校友评价，他和老师、同学时常发生矛盾，关系不算太好，但在性生活方面并没有出格行为，“从外表看就是普通学生”。

赵主彬性格安静，爱好围棋和写作。他就读仁川工业大学以理科为主，但他从大一开始就担任校报记者，撰写了许多文章，获得过校内写作大赛一等奖。

赵主彬曾任校报记者，图源：仁荷工业大学报社官网

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性剥削犯罪的主犯，曾频繁参加公益活动。根据韩国社会福祉志愿活动认证管理网站的信息，赵主彬从2017年起，一共参与了57次志愿活动。

2017年10月，刚上大四的赵主彬加入了一个关爱残障人士的志愿组织，随后每个月都会前往残障人士福利院、保育院等地进行志愿服务。该组织管理人员评价他性格安静，做事诚恳。

在一次公益活动中，赵主彬还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因为受到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也想帮助别人。因此就在退伍后开始志愿者活动了。在保育院里与孩子们成为哥哥弟弟、哥哥妹妹，让我非常开心。今后我也想把志愿活动当做我人生的一部分做下去。”

2018年3月，赵主彬的志愿活动戛然而止。

一年之后，赵主彬回归该组织，那时他已经是色情视频聊天室的运营者。志愿者团队工作人员向韩联社回忆，那时候的赵主彬和之前有些不同，在活动结束后的座谈会上一直看手机，手机画面上还有多张女性的照片。

据警方调查，赵主彬2018年夏天毕业后，在Telegram发布虚假贩卖枪支、毒品的广告。期间，他发现了软件上的非法色情视频产业链，并于2018年9月开始模仿，创建“博士房”聊天室。

为了证明“博士房”视频的“原创性”，他要求受害者在身体刻“博士”“奴隶” 等人体水印。他还雇佣了一批员工，负责恐吓受害者就范。

案发前4天，赵主彬还在志愿组织露面，不过当日他没有参加志愿工作，“聊了一会儿就走了。”

没有人知道，志愿者和性剥削者这个截然不同的身份，如何在赵主彬身上并存。开始胁迫未成年人拍摄不雅视频之后回归志愿团体的赵主彬，是否利用志愿者身份在线下实行了性暴力活动，也是未知数。

2012年起，高二学生赵主彬在韩国问答社区Naver知识人上回复了多个关于性教育的提问。

在“下载淫秽物是否会被处罚”这一提问中，他回答：“只要不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淫秽物品就行。”随后一位用户追问，“下载了未成年者淫秽物会被抓走吗？”赵主彬回复：“被查处发现的话会被抓走，但被发现的概率低，不要担心。”

网络性犯罪成顽疾

偷拍女性事件已然成为韩国社会的顽疾，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性犯罪更是屡禁不止，甚至引发了模仿。

去年10月至今年2月，一位“博士房”收费会员模仿赵主彬的套路，创立的“太平洋远征队”聊天室最多时容纳了2万人观看儿童性剥削视频。上个月，韩国警方逮捕了这位运营者，发现此人年仅16岁。

韩国偷拍成风的现象，一方面归咎于韩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网络性犯罪、儿童性剥削的惩罚力度低。去年，韩国、英国、美国警方联合捣毁一个总部在韩国的儿童性虐待视频网站。网站创始人钟裕勋被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网站的另一名美国籍成员被美方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

另外，匿名网络中，在线观看性剥削视频似乎不会留下痕迹，没有“后顾之忧”。据曾在韩国居住多年的刘莉（化名）回忆，韩国在2008年至2011年曾推行网络实名制，那段时间网络暴力和偷拍事件没有现在那么多。

“N号房事件”发生后，韩国民众在青瓦台网站发起请愿，要求警方公布N号房所有参与者的个人信息，以此作为司法惩罚的补充。目前，请愿人数已经超过420万。

请愿者认为，不管付费与否，每一位观看用户都是这场集体性暴力的合谋者。李惠利、边伯贤、朴灿烈、郑容和等韩国艺人也纷纷发声支持。讽刺的是，近日在韩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指导用户删除N号房浏览记录的教学文章。

3月26日，韩国司法部宣布成立了“数字性犯罪反应特别工作组（简称TF小组）”，与警方协同调查“N号房事件”。

由于Telegram是海外社交软件，韩国警方已经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进行合作，待确认Telegram总部后，将寻求外交手段调取N号房聊天室所有用户的资料。

警方表示，观看过视频的用户都将成为处罚对象，曾发表“上传看看”，“如果有好的就发出来看看”等言论的用户，其行为可能构成教唆和协助犯罪。

对于受害者，韩国总统文在寅承诺会删除所有非法视频，并为受害者加急更换身份证，将二次伤害降到最低。另外，已有111名韩国女性律师宣布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赵主彬所作所为不是韩国互联网性剥削犯罪的个例。在他之前担任N号房运营者的“Watchman”于去年底被捕，韩国警方调查了解到，其散布了9000多条非法获取的不雅视频，其中包括未成年人性暴力内容。另一名运营者“GodGod”是N号房最早的运营者，目前正在追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