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睡虎地遗址，找到《封诊式》竹简，秦代竟有野蛮的“送惩权”

原标题：在睡虎地遗址，找到《封诊式》竹简，秦代竟有野蛮的“送惩权”

华夏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化，同时也是最重视“孝文化”的国度。可是您知道“孝文化”是如何演变的吗？它的源头又在哪里？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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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时，我国的文化复兴事业开始呈蓬勃发展之势，随之而来的，便是传统文化的萌芽与苏醒。同年底，在湖北省的云梦县一个叫做睡虎地的地方，考古专家们意外地找到了一座古墓。从墓葬的规制以及陪葬品种类来看，该墓墓主人所生活的时代为战国末期，并且他还是秦朝政治体制中一名县内小吏，名字叫做“喜”。

“喜”的墓葬中，除了各种用于书写的毛笔、石砚等物外，还有数量可观的秦代竹简，共有1100枚之多。经过考古学家们的调查发现，“喜”原来是一位负责抄录秦代法律的文职人员，而此次发现的竹简，都是他生前时所摘录的资料。

睡虎地秦墓中的竹简，多采用隶书书写，展现了秦代篆书向隶书转化的趋向，其内容涉及广泛，包括秦代政治、律法、医学、经济、文化等方面，这对于后世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极为详实的资料，其学术价值颇高。

在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过程中，考古专家们还意外地找到了一幅名为《封诊式》的竹简，其中有趣的内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封诊式》竹简共分98个部分，包括《治狱》、《讯狱》、《封守》、《盗自告》、《盗马》、《争牛》等。从以上内容中来看，这些小章节应该都是秦代时期的典型案件，而每一例案件中，又对调查、勘验、审讯、查封等步骤进行了详述，间接体现了秦代法律的严谨。

作为当时全国各种典型案件的处理资料，《封诊式》中的案件，不但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更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仅其中记载的“送惩权”一项，便可以体现其内容的价值。

此时一个重点的问题出现了，“送惩权”究竟是什么？它的出现，又会诠释我国孝文化发展的一个什么方向？

送惩权的“送”是“扭送”之意，“惩”为“惩罚”之意，也就是说，送惩权便是父亲可以将“不孝”的儿子扭送到官府予以惩处的权力。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封诊式》中关于送惩权的秦代真实案例。

书中案例一原文：子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竭鋈亲子同里士五丙足，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所，敢告。告法丘主：士五咸阳才某里曰丙，坐父甲鋈其足， 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

意思是说，某里士伍甲控告说：“请求将本人亲生子同里士伍丙断足，并流放到蜀郡，叫他终生不得离开流放地点，谨告”。当地负责人：士伍咸阳某里人丙，因其父甲请求将他断足，流放到蜀郡，令其终生不得离开流放地点。

案例二原文：告子爰书：某里士五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五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己往执。令史己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毋它坐罪。

意思是说，某里士伍甲控告说:“甲的亲生子同里士伍丙有不孝行为，请求将其处以死刑，谨告”。县官当即命令史前往捉拿丙，命史回复书信道：本人已经与牢隶臣前往某家捉住了丙，并对其进行了审讯，丙的口供称:他确实是甲的亲生子，而且有对甲不孝的行为，至于其他的过错却没有，不过我们已经遵照甲的控告将丙杀死。

两则案例虽然看起来有些晦涩难懂，但是从大致的案情脉络来看，我们得到了一种明确的结论，即在秦代之时，儿子一旦对父亲产生不孝行为，父亲就有权利将儿子送到县衙治罪，小到断足，大到杀头，父亲对此有绝对的话语权。尤其是第二段记载中，父亲控告儿子之后，在官吏审判的过程中，只是确认了儿子的不孝行为，而并没有阐述详细罪名，便匆匆将其杀头，由此可见，在秦代时期，父权制度相当具有权威性，而这也是“孝文化”兴起尤为重要的开端。

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都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石，继而不断演化的过程。秦代官府一直采用法家的理论，讲究“以法统国，以刑驭民”，可是在对待人伦关系上，却与儒家的“父权”主张不谋而合。

西汉时期，在礼崩乐坏的社会体制中，汉武帝以惊人的魄力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继而奠定了此后中国2000多年的文化发展，也间接性地将“父权”进行了固化。为宋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体制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明代时期，孝文化也同样被君主融汇到政治之中，结合儒家中的“君权、父权、夫权”，为底层民众规定了道德标准，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综上来看，孝文化是围绕政治体制而衍生出来的一种附属文化，可话又说回来，在如今的和谐社会中，我们虽然反对这种“唯父是从”的封建思想，但是孝文化依然值得被提倡。所谓“羊羔跪乳”与“乌鸦反哺”，这些都是华夏民族千百年来感恩精神的重要体现。理性看待孝文化，孝敬父母长辈，是每一位国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本文撰写：特约历史撰稿人：常山赵子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