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地志知识、自然美景与人生境界——读姚鼐《登泰山记》随感丨【古文名篇心解】

原标题：郭英德：地志知识、自然美景与人生境界——读姚鼐《登泰山记》随感丨【古文名篇心解】

地志知识、自然美景与人生境界

——读姚鼐《登泰山记》随感

文 郭英德

一说起泰山，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唐代诗人杜甫（712—770）的千古名篇《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䀝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全诗风景之美、文化之美与性情之美因缘生发、浑融一体，表达了杜甫青年时代的胸襟抱负，并建构了诗人独特的文化人格，达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的崇高的人生境界（《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语）。尤其是诗篇的最后两句，展现出杜甫像孔子那样“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壮阔胸襟（《孟子·尽心上》），千百年来一直激荡人心。

时隔一千多年，清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姚鼐（1732—1815）又撰写了一篇经典之作—— 《登泰山记》（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文集》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221页，下同），带我们进入了另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在地志知识与自然美景中流连、徜徉的人生境界。

地志知识，包括区划建置、地理方位、山川形势、田地户口、道路里程、物产资源、名胜古迹、风俗民情等，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知与传承的结晶。中国古代地志知识的文本传播，主要借助于《山海经》、《水经注》之类专门的地理书、地记与历代史志中的地理志、州郡志，源远流长。从魏晋南北朝以降，文人撰著的地理游记（或称地学游记、舆地游记），也逐渐成为人们认知与传承地志知识的重要载体。

在《登泰山记》里，姚鼐借鉴历代史志的客观、凝练笔法，遵循文人地理游记的传统写作规范，向读者扼要地呈示有关泰山的地志知识，内容颇为丰富，描写相当简洁。首先高屋建瓴地俯视泰山地理方位：“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其次纵向粗笔地勾勒北京至泰山旅游路线：“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 再次具体而微地介绍泰山登山路线：“由南麓登”，“始循”中谷“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 复次是简明扼要地考释泰山地名沿革：“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 又次点到为止地说明泰山的名胜古迹：“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 最后还朴素无华地补叙泰山的地貌和物产：“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大要言之，《登泰山记》对于泰山的介绍，基本涵盖了一般地志图书的知识内容，虽仅勾勒轮廓，但却清晰明了。所以清光绪间王锡祺编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就将此文视为地志图书，收录其中。

但是问题在于，姚鼐既然以《登泰山记》标题，而不是以《泰山记》或《泰山志》标题，就明确地标示出这篇文章作为游记，并非像一般地志图书那样旨在如实地介绍、描述泰山的地理状貌，而是有意地传达登山者游历泰山的所见、所闻、所感。因此，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地志知识，并不像明末徐弘祖撰写《徐霞客游记》那样，来源于亲历亲为的地理测量、地图测绘或行踪记录，而是主要来源于姚鼐游历之前对书本知识的阅读，游历之时对书本知识的印证，以及游历之后与书本知识的比对。 对姚鼐而言，以书本为载体的地志知识，在游历泰山的行走过程中，在记述游历的书写过程中，转化成、或者说“伪装”成个人的经验知识，在表面上呈现为一种“用脚步丈量”山水地理的个人实践过程。

实际上也正是有赖于这次游历，姚鼐才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阅读有关泰山的地志图书。乾隆三十九年岁末，姚鼐应挚友朱孝纯（1729—1785，字子颍）的邀请，前往泰安，而朱孝纯撰著的《泰山图志》一书，恰好刊行于这一年。两年前，朱孝纯赴任山东泰安知府。他有憾于前代府志、县志，记载泰山地理，大都语焉不详；而已有的泰山专志，如明查志隆《岱史》、孔贞瑄《泰山纪事》等书，又大都记述驳杂，不合史法。于是，在政务倥偬之余，他“求亡书，聘名士，悉力搜辑，凡阅岁余而始告成，冠以图三十有一，故曰《图志》”（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卷一六）。同时，朱孝纯还绘有《泰岱全图》，撰刻《泰山赞碑》，著有《泰山金石记》等，为世人所称道。

在朱孝纯聘请的名士当中，最著名的是泰安土著文人聂鈫。聂鈫“生长泰山下，尝搜讨岱故，更思以游屐得其实”，常常同友人“攀幽跻险，探稽往躅”，“而又质之野老，参考群书”，历时三十年，撰著《泰山道里记》（聂鈫《泰山道里记序》，清乾隆间杏雨书房刻本《泰山道里记》卷首）。《泰山道里记》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具有很高的地理学价值，姚鼐在京城时就听钱大昕等学者交口称赞。这次姚鼐到泰安，适逢其时，就专门拜访聂鈫，索读《泰山道里记》，并且当即撰写序文，盛赞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惜抱轩文后集》卷一《泰山道里记序》）。

毫无疑问，姚鼐有关泰山的地志知识，主要得益于这次游历的阅读收获，同时也唤醒了他以往阅读《水经注》等图书的记忆。我们不难想象，当他撰写《登泰山记》时，案头至少放置着《泰山道里记》、《泰山图志》这两部图书，也许还有《泰岱全图》、《泰山赞碑》、《泰山金石记》等其他参考书。这些图书中记录的地志知识，不断地同姚鼐亲身游历泰山的实践经验进行“对话”，转化成他书写的游记文字。这就像我们现在到一个地方旅游，在旅途上或返程后，撰写旅游日志或游记文章时，一定会搜集相关的图书资料，作为写作的参考。 所以我们所写的文字，尤其是跟景点的地志知识有关的文字，并非都来源于我们的“所闻”、“所见”，还必然包括我们的“所读”。

我们注意到，姚鼐特别称许像朱孝纯、聂鈫这样，以亲身践履与目击的事实，来校正考辨古书的记载，撰著“详核可喜”的地志图书。他在《泰山道里记序》中说：“余尝病天下地志谬误，非特妄引古记，至纪今时山川道里，远近方向，率与实舛，令人愤叹。设每邑有笃好学古能游览者，各考纪其地土之实据，以参相校订，则天下地志，何往不善？” 在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学术界崇尚征实考辨的汉学风气，是如何“无孔不入”地影响姚鼐的。

受到汉学风气的波染，姚鼐撰写《登泰山记》时，不能不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征实精神，因此他饶有趣味地记录和考证泰山的方位和登山的行迹。后人阅读《登泰山记》，也有一种潜在的期待，希望从姚鼐的记录和考证中，获取有关泰山的地志知识，即使不那么翔实，至少也比较准确。比如文章中写到，泰山阳、阴两面分别有汶、济二水，战国齐地就有“古长城”，登山石阶“其级约七千有余”等，这些无疑都是可以取信的地志知识。

然而有趣的是，如果将《登泰山记》与《泰山图志》、《泰山道里记》两相对读，我们却不无失望地发现，姚鼐既没有完全遵照时人考察与辨正的成果准确讲述泰山地理知识，也没有严格按照自身的行迹如实地记录行程实况，而是或多或少向读者传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地志知识。

比如泰山“中谷”（即中溪）之水，流出泰山以后，依傍旧泰安府城东面南流，成为地下潜流，而不是像《登泰山记》所说的“中谷绕泰安城下”，其“中谷”与郦道元所说的“环水”更是了不相关。泰山沿溪谷而上的三条登山路线，交会于“中岭”（即黄岘岭，又名中溪山），由此向上就是著名的十八盘，再经南天门，即可登上泰山之巅，而不是像姚鼐所说的“越中岭”后，又“复循中谷，遂至其颠”。至于姚鼐对未曾涉足的“东谷”的考证，既未能辨析泰山登山道路变迁的沿革，也未能准确地抄录原有的地志记录（如“天门下溪水”而非“天门溪水”），所以更是不知所云。此外，如文章中说由南麓登山要行走四十五里，也依据的是历代口口相传的成说，如张岱《岱志》所谓“言泰山高者，曰四十里”之类，并非实测所得。乾隆六年（1741），吴江人沈彤（1688—1752）撰《登泰山记》（《果堂集》卷九），叙述从离开泰安城南算起，到泰山山顶约五十里，应当也是估摸所得，不可作数。聂鈫《泰山道里记》已辨明历代传说的谬误，并引证明人张五典实测结果，记载登山里程应为十四余华里，与今人所测十八里左右大略相合。看来，姚鼐并没有细读聂鈫的著作（以上参见车锡伦、萧宝万《姚鼐〈登泰山记〉所述泰山南麓三谷订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似是而非的地志知识，就批评姚鼐地理考证的疏失。因为姚鼐撰写《登泰山记》的潜在意图，并非显示自身的考证功夫，与《泰山道里记》、《泰山图志》之类的地志图书互相媲美。 《登泰山记》毕竟是一篇游记，以游人为本位，而不是以泰山为本位。所以文章中涉及的地志知识，无论是征实还是考辨，都不过为我所用，触机便发，点到为止。作为一篇记叙文，姚鼐遵循的是桐城前辈方苞所创古文“义法”，“剪裁去取，虚实详略，自有权度，必得体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9页）。对他来说，地志知识、考证文字都是服务于记叙文写作的，这就是他说的：“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惜抱轩尺牍》卷六《与陈硕士书》，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页）。在《登泰山记》中，这种佳妙的“文之境”，由生动的自然景物和深切的人生体验得以鲜明的彰显。

《登泰山记》中的自然景物描写，聚焦于“最高日观峰”。日观峰原本是静态的景物，但是在姚鼐的笔下，它却在双水流东西、长城限南北的空间环境烘托下，肃穆庄严地屹立在泰山之巅。更为重要的是，姚鼐在泰山之巅，亲身体验了杜甫“阴阳割昏晓”的诗句，在一天之内尽情地领略了如画的晚照和绚烂的晨曦。于是，与惜字如金地介绍泰山的地志知识完全不同，姚鼐在文章中不惜辞费地描绘了风雪初霁时泰山奇特瑰丽的自然景物。泰山的晚照是如此优美：“苍山负雪，明烛南天，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半山居雾若带然。”寥寥数语，自上而下，由远而近，为读者呈现出一幅阔大而壮丽的泰山晚照图。而泰山的日出则更为壮观：“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异色”、“五采”、“如丹”、“红光”、“绛皓驳色”……斑斓的色彩极速变幻，构成一幅神采飞动、瑰丽眩目的日出奇观。以考证的眼光来看，在日观峰是看不见东方之海的。张岱《岱志》记载：“日观望海，实不见海，极目缥缈，恍惚见沧。”仅仅说是“恍惚”如见而已。姚鼐在这里特地用“或曰”二字领起，显然他也明白把动摇的红光视为“东海”的说法是不合事实的。但是恰恰是这种“下有红光，动摇承之”的神奇景象，可以“助文之境”，渲染出仙境般的迷离恍惚、虚无缥缈。如此奇幻的景色，来自奇幻的笔调，更源自奇幻的想象，所以清末王先谦读这篇文章时，由衷地赞美道：“具此神力，方许作大文。”（《续古文辞类纂》卷二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610册影印本）。

其实，姚鼐如此着力描写泰山的晚照与晨曦，可能还另有言外之意。姚鼐与朱孝纯结伴登泰山，时间是乾隆三十九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历1775年1月29日）。第二天拂晓在日观亭坐赏日出，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正是除夕，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在传统民俗中，“二十八，洗邋遢”，人们要洗澡、洗衣，除去旧年的晦气，以清爽洁净的面貌迎接新春。除夕更是“月穷岁尽”之时，无论是贴门神、贴春联、祭祖、守岁，还是吃年夜饭、放爆竹等习俗，都表示除旧布新的意思。姚鼐在这一年十二月应邀至泰安，登泰山自然在行程之内。但是连日风雪，他只好在朱孝纯府上坐等天晴，有诗道：“拟将雪霁上日观，当为故人十日留。”（《惜抱轩诗集》卷三《于朱子颍郡斋值仁和申改翁见示所作诗题赠一首》）直至月末，天公作美，大雪初霁，于是“无巧不成书”，在除旧布新之际，姚鼐与朱孝纯得以攀登泰山。姚鼐心中觉得，这也许是上天眷顾，所以在第二天，即乾隆四十年正月初一日，作《题子颍所作登日观图》诗，欣喜地说：“岂有神灵通默祷？偶逢晴霁漫怀欣。”（《惜抱轩诗集》卷八）

对姚鼐一生来说，乾隆三十九年的确具有辞旧迎新的独特意义。这一年秋天，姚鼐以衰病或养亲为由，毅然辞去刑部郎中兼四库馆纂修官的职务，决计远离辗转十多年的喧嚣官场。但是他对“自此将何征”（《惜抱轩诗集》卷三《阜城作》），仍然深感迷茫与彷徨。正是这一年岁末，姚鼐在泰安盘桓数日，与朱孝纯等友人倾心交谈，畅游泰山及周边景点，才逐渐坚定了归隐江湖的志向。他深情地对友人表白：“径辞五云双阙下，欲揽青天沧海流。”（《于朱子颍郡斋值仁和申改翁见示所作诗题赠一首》）“前生定结名山诺，到死羞为《封禅文》。”（《惜抱轩诗集》卷八《题子颍所作登日观图》）朱孝纯也赠诗道：“忽忽辞轩冕，而来数别离。孤怀成独往，老泪洒临岐。我有追随想，斯人未许知。寸心如不隔，明月以为期。”（《甲午残腊姚姬传乞假归过泰安即送其旋里三首》其一，《海愚诗钞》卷五，清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十四年刻本）朱孝纯抒发的“追随”之想和“明月”之期，表达了对姚鼐“忽忽辞轩冕”的赞许和倾慕。他们的老师刘大櫆记述道：朱孝纯自重庆移守泰安后，“尝思退而稍息其劳，而辄为上官所留，欲归不得。乙未之春，姬传以壮年自刑部告归田里，道过泰安，与子颍同上泰山，登日观，慨然想见隐君子之高风，其幽怀远韵与子颍略相近云。”（《海峰文集》卷四《朱子颍诗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影印本。按，此处所谓“乙未之春”，乃刘大櫆记忆有误。）看来，朱孝纯的“幽怀远韵”对姚鼐的人生选择应该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历了泰安之行的精神涤荡和心志磨砺，第二年春天返京不久，姚鼐就与四库馆同僚道别，整理行装，举家南归（《惜抱轩诗集》卷八《乙未春出都留别同馆诸君》）。从此以后，他以“隐君子之高风”，开启了持续后半生整整四十年的著书、授徒、讲学的生涯。 对姚鼐来说，青壮年的仕宦岁月固然如诗如画，像晚照一般绚丽多彩，然而毕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值得留连忘返；而真正值得憧憬和期待的，甚至更为迫不急待的，则是像旭日东升一般崭新的年华和崭新的人生，因为这更契合他与朱孝纯“略相近”的“幽怀远韵”。因此当他登上岱顶，欣赏日出之际，胸中一片清澄明澈，离群出世之想油然而生：“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惜抱轩诗集》卷三《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

毫无疑问，这一崭新的年华和崭新的人生，如同姚鼐以往四十四年的人生道路，必将充满着艰难险阻，坎坷不平。但这是姚鼐自觉自愿选择的人生，也是他自娱自乐享受的人生。 于是在姚鼐的笔下，泰山的自然景物呈现出以雪为“骨”、以“乘风雪”之人为“魂”的独特意境。

姚鼐到泰安时，恰值寒冬，“大风雪数日，崖谷皆满”（《惜抱轩文集》卷一四《晴雪楼记》）。他在大雪之后与友人畅游泰山，目之所及，雪与山融为一体：有“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的浑融合一，有“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的天地交辉，有诸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的光辉腾映，还有山间“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的静谧空灵。白皚皚的积雪覆盖着沉寂的群山，群山呈现出晶莹纯洁的面貌，透露出傲岸冷峭的骨气，这不正是姚鼐“鹤骨撑青穹”的生动写照吗（《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

姚鼐离京出游之始，即点出“乘风雪”三字，贯穿全篇，着意渲染，使外界的阻碍与内在的追寻无形中构成一股强大的张力。在逗留京城数月之后，他不顾严寒，毅然出行，跋涉数百里，来到朝思暮想的泰山脚下。雪后登山，“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周边雪气蒸发，眼前一片迷茫，脚下冻雪成冰，仍然一步一滑，奋力攀登。抵达山顶时，只见苍茫的群山背负着沉重的积雪，在夕阳的抚慰下，皎洁地映照南天，以绚丽的光芒勾勒出如画的山水城郭；而停留在山腰中的雾气，飘飘摇摇，仿佛一条丝带，依恋在山中，久久不肯离去，就像游人深深眷恋着自然美景。五鼓时分，姚鼐和朱孝纯迫不及待地登上日观亭，坐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但料峭寒冬并未能冷却他们渴望日出美景的热情。破晓之时，周边漫漫云雾，恍如身在仙境。云中数十座山峰屹立，依稀可见，深青色的山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宛如一枚枚骰子散落在棋盘之上。在山间来回行走，“至日观，数里内无树，雪与人膝齐”。环视周围，并无鸟兽音迹，万籁俱寂、了无生机的环境之中，只有意兴浓郁、情感激荡的人，在山间雪景中流连忘返。

在姚鼐前后两天游历泰山的过程中，他凭借内在的情感化解了外界阻碍与内在追寻的矛盾，使雪景与游人始终处在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之中。无论是“苍山负雪，明烛南天”，是“半山居雾若带然”，是“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是“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在姚鼐的眼中笔下，沉寂静穆的泰山竟然如此生机勃勃，充满人的情味。这里呈现的不仅仅是刻意雕琢的“拟人化”手法，而是物我交融的“移情式”笔调。诚如刘勰所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姚鼐立身泰山之巅，游目骋怀，将自身的情感充溢宇宙，赋予雪中的泰山以独特的人格力量：足以背负沉重的积雪而以此为荣，足以返照绚丽的夕阳而以此为耀，足以留连如画的美景而徘徊逗留，足以承托初升的朝阳而襟怀激荡，还足以领受普照的曦轩而低首执恭……在姚鼐笔下，雪中泰山竟然如此纯净而清朗，如此淡定而从容，如此圆融而充盈，这是何等澄明的人生境界！

多少年以后，回首登岱往事，姚鼐虽然自谦“立处不知天下小”，没有像孔子、杜甫那样舒展“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襟，但他却难以忘怀“霁雪高山共酒尊”的深切的人生体验（《惜抱轩诗集》卷九《朱白泉观察以仆往昔访其先公运使于泰安时所作诗文各一首同装成卷见示感题》）。“昔乘积雪被青山，曾入天门缥缈间”的一番登临（《惜抱轩诗集》卷九《跋汪稼门提刑登岱诗刻》），构筑了他衷心向往、执着追寻的人生境界，久久地铭刻在他的心灵深处，也久久地伴随着他的人生旅程。

- 全 文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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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文史知识》2020年第2期

作者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学学术史、中国古代戏曲学、中国古代散文史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近三十部，论文近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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