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他以河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原中央研究院主持的安阳殷墟第一次考古发掘。1931年，殷墟第四次发掘时，他入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决心毕生从事考古事业。殷墟第五次发掘，他吸取了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发掘城墙的经验，并且结合文献，肯定了殷墟“文化层内的聚凹纹”是版筑遗迹，推翻了“水波浪遗痕”的殷墟水淹说。此外，他提出殷人居住的两种形式，即地下的居穴及地面上的宫室，认为殷代末期是由居穴到修建宫室的过渡期。他又探讨了“覆穴窦窖”“黄土堂基”的问题，这对殷虚建筑基址的研究提供了启发性见解。随后，郭宝钧又分别主持了殷墟第八次、第十三次发掘。在第十三次发掘中，他采用大面积翻的方法，这不仅可研究遗址的层位关系，还可研究各种遗址的平面分布情况，由于方法的改进，发掘收获远超以往诸次发掘。这几次殷墟科学发掘中，郭宝钧言传身教，关心青年考古工作者进步成长，并虚心和老一辈考古学家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了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

开创周代考古，提出“列鼎”问题

1937年，殷墟发掘工作被迫中断，考古人员撤离安阳。郭宝钧与史语所的同事们精心护卫殷墟发掘所得成果，历尽艰辛、辗转万里，经南京、长沙、昆明，最后迁至四川南溪。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仍坚持对殷墟发掘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

1950年，已年过半百的郭宝钧，重返安阳殷墟，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及其附近的排葬坑，在被多次盗挖的遗址中发现了不少遗迹和珍贵的文化遗物，包括证明奴隶社会殉杀者人骨、中国现存上古石磬中最精致的虎形大石磬等。他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发掘中所见的周代的殉葬情况》，进一步提供了殷周社会是奴隶社会的有力证据。随后，郭宝钧又先后两次参加了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并与梁思永等人合编《城子崖》，在报告中首次命名为“龙山文化”。他重于古器物考证，是命名龙山文化中常见之陶（规）（鬲）之第一人。

1932年至1933年，郭宝钧主持了河南浚县辛村的四次发掘，清理了从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的墓葬82座。浚县辛村的发掘不但给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在时代上由殷延续到西周，开创了周代考古。他在《山彪镇与琉璃阁》报告中，首次提出“列鼎”问题，并对卫国及魏国墓地做出详细的考证，还对其随葬铜器的年代做出具体的分期。

1954年，郭宝钧主持洛阳西郊的发掘，虽已过花甲之年，但依然每天到工地指挥工作。结合文献，他开创了我国城市考古的新领域，并为开展洛阳东周王城考古打下基础。

著述丰厚，青铜研究贡献显著

郭宝钧一生著述颇丰，早年撰写了《古器释名》《戈戟余论》《中国古器物学大纲——铜器篇》《由铜器所见到之古代艺术》等论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逐渐从田野发掘转向科学研究，写出《关于戟之演变》（1952年）、《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1956年）、《陶器与文化》（1956年）、《山彪镇与琉璃阁》（1959年）、《殷周车制研究》（1960年）、《殷周的青铜武器》（1961年）等文章和专著。20世纪60年代初是郭宝钧出版论著的高峰时期，《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出版，就是一个代表。这部书以他新的历史观点，利用考古发掘的丰富资料，对我国古代社会史进行探讨；它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夏、商、周三代的社会状况，在史学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郭宝钧在青铜研究上也有显著贡献。《商周铜群综合研究》，他在郭沫若对青铜分期研究的基础上，配合出土物，又将此研究大大提高了一步。此外，他还独创把铸铜技术的发展作为研究青铜器分期的标准……

郭宝钧的一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考古事业，就在他写作《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考工记注释》时，不幸病逝。

郭宝钧为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振香所说：“我们研究殷墟文化的后学们绝不会忘记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在艰苦岁月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们不仅为殷墟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殷墟科学发掘，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使中国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主办：南阳市文物局 南阳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

参考文献：郭胜强.郭宝钧对殷墟发掘和研究的贡献.殷都学刊

编辑：冯长顺

审核：李萍

终审：柏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