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牟坚：理直气壮向世界展示德义外交

原标题：谢茂松、牟坚：理直气壮向世界展示德义外交

中华文明的底层结构是礼乐文明。礼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相见尤其是士阶层相见要有士之礼，以示相互敬重而不轻慢。礼的无所不在，显示出中华文明精神品质所达到的高度，中国因此被周边国家赞为“礼义之邦”。礼既是处理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也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可谓是礼义外交、德义外交。

西周、东周时期诸侯国与国之间相交的原则毫无例外是礼义、德义的价值原则。春秋时代常被批评为“礼崩乐坏”“春秋无义战”，但我们从《左传》中还是可以看到礼乐精神的延续。春秋时代两国交战往往不以杀伤为目的，更有不少交战双方因为看到对方显示出礼而主动停战的例子，甚至有交战一方面对对方大败而有战车陷入泥泞中时，主动向对方提供技术帮助的例子。

诸侯国间在平时交往中就更加不忘有礼。当时在外交场合经常引《诗》。《诗》教被认为是“温柔敦厚之教”，外交场合大量引《诗》，绝非夸耀文学修养，而是要委婉地传达政治意图，而相关政治意图是合乎礼义的。各国使节之所以能引《诗》，是因为他们享有共同的教养及更深层次的礼义、德义价值观。使节若对于对方引《诗》无感，或者不能准确理解、把握所引《诗》的深层次政治秩序安排而第一时间作出合乎礼义的回应，则会被各国所耻笑。闻一多在《诗与批评》中认为“春秋时代是一个相当美好的时代，那时候在政治上保持一种均势”。政治保持均势的根本在于礼义的维系与存续。大国以礼义来“尊王攘夷”，而小国同样可以基于礼义理直气壮地指责大国，大国若理屈词穷也不得不作出让步、不敢明目张胆地以武力相加。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作为全书开端，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哲学逻辑。当周天子对于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不仅不加以讨伐，反而基于自身弱势而册封三家时，就等于自我放弃了礼制，放弃了礼义、名分的价值观，也就不能再保有天下。

吕不韦召集门人著《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为秦统一六国而做的学术、理论准备，可惜没有被秦始皇采用。《吕氏春秋》强调治理国家、天下都要以德义为价值原则。而秦王朝因以严刑酷法治国而很快灭亡。汉朝吸取秦的教训，以礼义、名教治理天下，同时对于秦的郡县制最终加以继承。

秦代以降，汉、唐、明、清等大一统国家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都遵循德义价值观。明朝时有日本使臣到中国来，明朝皇帝问到日本的风土人情，使臣写了《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这首诗来作答：“国比中原国，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表示日本的礼制从中国汉唐学习而来，并与中国完全一样，这正显示了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的底层结构是礼义、德义外交的价值观。郑和下西洋时，以明朝国力之盛，却没有对周边国家采取殖民霸权政策，而是实行“以大事小”“厚往薄来”的德义外交，显示出和平共处的精神以及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