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69101”密杀令直指毛泽东

1966年初，美国远东情报局针对毛泽东每年国庆节时，都会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制定了险恶的"刺毛计划"，即在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引爆定时炸弹，暗杀毛泽东。这个计划因此也被称为"69101"密杀令。

 

 

女特务秘密潜入东方

"刺毛计划"是美国国防部交给远东情报局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远东情报局局长阿特•麦克密斯要挑选一名女杀手来完成这个使命。经过严格的考察，一个名叫阿特•李莎的女间谍进入了他的视线。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麦克密斯认为这正是实施"69101"计划的最佳时机。1966年9月上旬，麦克密斯亲自将李莎送到了机场，她的第一站是菲律宾，她将在那里给自己物色一个帮手。

美方自以为他们的计划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我方情报部门的注意。周总理指示西南局尽快派人前往菲律宾，设法接近李莎。西南局经研究决定：派有"西南局第一美男"之称的黄国华前往菲律宾执行此项任务。

1966年10月上旬，我文化部组织芭蕾舞剧《白毛女》赴菲律宾演出。黄国华以剧组人员的身份随团出访。

通过考验接受美方培训

然而，没过几日，李莎却神秘失踪了。原来，这是敌人对黄国华进行的一次考察。接到命令后，李莎便在木门上用小刀刻下了"伦敦"两个字。她相信黄国华只要看到门上的刻字，就一定会找来。

 

 

我方情报部门查清了李莎在伦敦的地址，要黄国华立即跟去，但为不引起敌人的怀疑，就让黄国华装作很急的样子，在伦敦满大街寻找李莎。而他跟没头苍蝇似的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样子，也都被敌人看在了眼里。5天以后，二人在一家戏院门前"巧遇"。当晚，李莎向黄国华摊牌："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组织，美国远东情报局!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针对中共的首要分子，实行暗杀。"黄国华一跃而起："反共?我120个愿意呀!"此时，李莎突然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黄国华："黄先生，你别再演戏了，我早就知道你是共产党的探子!"

"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你就开枪。"黄国华的表演获得信任，被带上了一架开往美军基地的飞机，开始接受特工培训。

取出定时炸弹阻止暗杀毛泽东

转眼到了1969年7月上旬，黄国华终于完成了培训，和李莎在英国作了短期的休假之后，又一起飞到了纽约。

在麦克密斯的安排下，黄国华与李莎举行了婚礼。几天后，李莎突然大哭起来，对黄国华说："我恐怕是活不成了，上级要我去刺杀毛泽东，我哪有这个能耐呀?"黄国华若有所思地说："能耐我倒是有，但不知上面有什么具体安排。""你只要在天安门广场把一块里面装有定时炸弹的金表送给一位能上城楼的贵宾，让他带上去，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1969年9月15日，在李莎与黄国华乘飞机即将进入中国境内时，黄国华拿出一瓶纯净水，递给了李莎。李莎接过去喝了两口，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原来水里早被黄国华下了迷药。李莎晕倒后，黄国华闯入驾驶舱制服了飞行员，驾驶飞机降落在昆明附近的一个机场。李莎如做梦一般地成了我方的俘虏。黄国华打开密码箱，取出金壳手表中的定时炸弹，成功阻止了这一可能举世骇惊的重案。

因为黄国华的出色工作，国庆节惨案没有发生，但是在国庆节前夕，黄国华却被两名装扮成卖冰棍的特务分子在一个公园里暗杀了。后来，经过调查，这两名杀手都是李莎早就安排好的。

毛泽东早年唯一一次被捕揭秘：险些被处死

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矿工人集中之处，他要发动工人参加暴动。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

 

 

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

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要另写了!

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1925年在广州时的毛泽东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

毛泽东曾经捕过，至于到底被捕过几次，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

比较确定的说法是，毛泽东在1927年被捕，后来通过贿赂团丁得以逃生，这次被逮捕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不过，有人著书称，毛泽东在1934年也曾被捕过。

1927年被捕巧脱身

 

 

1927年9月初，34岁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奉命到长沙组织秋收起义、这天，商人装扮的毛泽东来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邻界的张家坊一个客栈。

毛泽东坐下来正准备吃饭，忽然闯进来一帮前来搜查共党的团丁。团丁大队长猜测毛泽东是共党分子，便将毛泽东以"共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毛泽东同其他"共党嫌疑犯"一道，被团丁们押往离此地不远的团防局。

负责押送毛泽东的两个团丁看他态度温和，没有捆他。后来，毛泽东开始和团丁唠近乎，问家在哪里?家中还有何人?在与两团丁谈得相当投机时，团丁也放松了警惕，毛泽东趁机塞给两个团丁几块大洋。在离团防局大院约200米的山林旁，毛泽东瞅准了有利地形，拔腿就跑。毛泽东钻进了山林，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而两个受贿赂的团丁只喊叫，并不去追：

在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1936年完成的《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这次被捕而又逃脱的经历。现摘编如下：

"我(毛泽东)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

……

"(1927年)九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毛泽东1927年的被捕被视作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不过，在陈鸿年、吴越合著的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吴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里却记载，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曾经被围剿部队的军长樊崧甫的手下所捕。

吴越的父亲吴山五十年代是上海市司法局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长，当时兼任樊崧甫的私人秘书。

据《我的爸爸是冤鬼》记载，樊崧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因他指挥作战时总是骑着一匹白马，因此也称"白马将军"。1933年蒋介石发动对闽赣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1934年苏区反"围剿"失败，全军撤退，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又奉命追剿堵截。

 

 

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面前。毛泽东否认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形象鲜明，仅凭他一句话，是否认不了的。不过樊崧甫比宋希濂聪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后，立刻打电报通知了蒋介石，以致后来宋希濂和瞿秋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了，想给瞿秋白开脱些许都不可能，蒋介石下令处决，他不得不遵命执行，只能在行刑之前给一些感情上的"优待"。

樊崧甫抓到毛泽东以后，甚至在明确了毛泽东的真正身份以后，根本就没跟蒋介石提起过一个字，因此得到了处理毛泽东的"绝对自由"。第二，樊崧甫虽然是"国军"的军长，但他是"洪帮"中人，对"党争"的认识和兴趣都不是很强，而对传统的"义气"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却十分相信。因此，毛泽东能够通过游说打动他，让樊崧甫拿他当老百姓发给路费放了。

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对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泽东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正因为樊崧甫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崧甫居然借故没有遵令，为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放了出来;而上海解放之后，对他这个当年围剿过苏区的战犯，陈毅市长不但没有把他抓起来，而是派专人先去保护他的住宅，后来专门把他请到市政府去谈话，接着请他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虹口区政协主委，还给他分配了许多社会工作，诸如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等等，在1951年的镇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护。

《我的爸爸是冤鬼》里的这段对毛泽东被捕的记载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实，不过，关于樊嵩甫的个人资料或可佐证这一说法。

 

 

据浙江通志记载：樊嵩甫(1894-;1979)，原名芝碧，字仲哲，号哲山，缙云五云镇人。浙江省陆军小学毕业，加入龙华会、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浙军敢死队分队长、沪军机关枪队队长。"二次革命"中两度入狱。1914年，入武昌陆军预校，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历任中尉旗官、连附、连长等职。1925年入陆军大学第七期。1927年10月任第二十六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1930年1月任第六师第十七旅少将旅长，在冯阎联合反蒋时，曾与吉鸿昌部作战。1931年1月，任第六师参谋长，后任第八军中将参谋长，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1月，任抚河方面"剿共"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33年2月，任陆军第七十九师师长，参加第四次"围剿"。同年10月，任北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兼第七十九师师长，参加第五次"围剿"。1935年任"剿匪"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追堵湘鄂川黔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1936年1月，任陆军第四十六军军长。1938年，徐州会战中在狼子湖涝沟线与日军坂垣师团作战三昼夜。同年9月任第十二军团军团长。1939年2月，任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1940年1月，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44年秋，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五军风纪巡察团主任。1947年1月退役，客居上海，因参与反内战活动，1949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上海解放后获释，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参事室参事等职。

驳"毛泽东曾在第五次围剿中被捕"

最近不少网站都在转贴一则"毛泽东曾被捕" 的奇文。

该文摘自吴越《我的爸爸是冤鬼》一书，在陈鸿年与吴越合著的《九死还魂草》 一书中，也对此作了佐证。

 

 

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的确曾被敌人抓捕过，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记录了毛泽东口述他被捕和逃脱的经过。除此之外，毛泽东再没有被敌人抓捕过。据《我的爸爸是冤鬼》中称，一九三四年在蒋介石发动的笫五次对江西苏区围剿中，毛泽东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处，但樊却向蒋隐瞒了此事，拿毛泽东作老百姓发给路费放了。两书中都没有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交待，具体的时间、地点及经过都没有。

樊崧甫，据淅江通志载，为缙云五云镇人，原名芝碧，字仲哲，号哲山，淅江省陆军小学毕业。曾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对江西苏区的笫三、四、五次围剿。在笫五次围剿时任北路军笫三纵队指挥官兼笫七十九师师长。红军长征后，一九三五年任"剿匪" 笫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追堵湘鄂川黔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发动笫五次对江西苏区围剿。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一书记载，毛泽东在此时间至红军长征开始时止，他活动的情况为：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毛泽东在赣州前线被中共中央召回端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住在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叶坪村。该年十月蒋介石发动笫五次围剿。

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及工作。六月下旬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搬到高围乡云石山的一个大庙养病。九月中旬，毛泽东带领秘书、医生及警卫班到于都。后病倒，患了恶性疟疾。十月初接中央秘密通知，回到瑞金，知道红军将要大转移。后得知中央军革委派人到于都搭浮桥，就赶到于都。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于都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开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踏上长征路。

纵观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起，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离开于都止，毛泽东由于生病，基本活动于瑞金和于都一带。

而作为北路军笫三纵队指挥官兼笫七十九师师长的樊崧甫，为陈诚部属，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一带。一九三四年一月向建宁推进。据樊崧甫所写的《我所知道的陈诚》一文载，他是一九三四年三月初率部黎川。因此樊崧甫部下根本不可能抓捕到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此时根本不在南城、黎川、建宁一带活动。而且此时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外出工作活动均带警卫班，那能这么容易而让樊部抓捕。当时已是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以毛泽东的智慧会单枪匹马乱闯?

 

 

樊崧甫放了毛泽东，是被毛泽东投其所好，"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及"彼此各留一条后路"说动。这太小看樊崧甫了，他是陈诚看重的人，陈诚两次因事离开部队时，都交由他管理。在笫五次围剿中，樊崧甫是卖命力战，备受蒋介石亲函祝贺，赞曰"兄师作战勇敢，纪律严明"。 这样的一个人，会轻易放走毛泽东?

由于向蒋介石隐瞒了毛泽东被捕之事，使樊崧甫有绝对自由处理之权。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莫忘了毛泽东不是被樊部秘密抓捕，并秘密带到樊崧甫面前的。万一走漏点风声，他能保得住自己的人头?樊崧甫不是白痴，他不会做这种赔本买卖。再者，蒋介石以重金悬赏买毛的人头，就算樊不为所动，他的部下也会如此?

因此可以断言，"毛泽东曾二次被捕" 是一则胡编乱造之言，应予戳穿，以还历史真相。

2007年10月2日于桂林

就是下面这张画，据井冈山"一号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关同志介绍，它是美术界首次以美术创作的方式表现毛泽东被捕的那段经历，作者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吴长江，题材为铜版画。目前，该画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新建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于2007年10月27日开馆，为三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中最早开馆的一项工程建筑(其余两个"一号工程"在韶山、西柏坡)。

 

 

国人都知道，关于领袖人物表现在美术创作上，一贯是"红、光、亮"的高大形象，不能有半点负面意味的形象出现(85美术思潮之后、受西方现代美术影响而诞生的地下油画作品不算，因为它们无法见诸主流媒体)。

因此，即使承认存在那段经历，而且，哪怕这段历史表现的是伟人机智脱险，画家也还是不敢"造次"。所以说，伟人题材要在美术创作上自由地表现，对美术家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然，如今情形已大不一样了。在北京名闻海内外的"798"艺术工厂里，不少画家将伟人重新"理解"之后创作了"惊世骇俗"的画作，而这些画作已受到外国藏家和投资机构的青睐。尽管如此，这些画似乎并没被有关机构部门禁绝，2006年年初，798艺术区还被列为北京已形成的6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体现了政府对艺术自由表达的某种理解和宽容。由此，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伟人曾经被捕的经历被搬上美术作品，似乎也不会令人意外了。所以，时间还是最强大，时代总是在进步。

在网络上可以查阅到相关史料的文字，我随便搜了些，转录于此供读者参考，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上，记录的毛泽东对那段历史的回忆-;-;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1927年9月9日

9月9日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天，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这天，毛泽东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子也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将率领三个团的兵力围扑长沙。此前，他已然是政冶家，但从这天起，握惯笔杆子的手抓起了枪，又走上了军事家的征程。此前，他也写诗，但从这天起，诗人毛泽东有了新的诗品，因为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便是用枪声来押韵了。在这条诗路上敲下的第一个诗韵，便是起义开始之际写下的《西江月•秋收起义》。里面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也正是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遭遇了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在押送去团防局的路上，毛泽东机智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不到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开始走上一条独特的革命新路-;-;他把队伍引向了农村，这一路，走得很艰难;这一路更让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变得强大起来;这一路，毛泽东告别大城市，钻了整整18年的山沟，直到1945年……

1945年9月9日

12天前到达重庆的毛泽东，在这一天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显然成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诗人的对话，在国共重庆谈判的时节，却充溢着政治的格言。

正是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人们十分熟悉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郭沫若在这一天送给毛泽东的那块产自瑞士的欧米茄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虽然玄机四伏，但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诗。事实上，在会见郭沫若之前，词坛宿老柳亚子便前来拜谒毛泽东了。临走还向毛泽东索诗留念，可毛泽东没有作答。诗人徐迟请毛泽东题字，并问到怎样做诗，还说有人讲诗应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未做声，题写"诗言志"三字相赠。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毛泽东给重庆文化人留下了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并应柳亚子之请，题写在柳的纪念册上。

毛泽东走了，一首《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读了《沁园春•雪》，柳先生立刻写了一首有名的和词，说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在日记中，他直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则发动了对这首词的批判，甚至动员笔杆子要写出一首超越《沁园春•雪》的作品，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没能拿出来，只得遗憾罢手。

于是，一首词让人们领略到了毛泽东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给重庆留下《沁园春•雪》，无疑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果然，四年后的9月9日，今朝的"风流人物"便齐聚在了古都北京(时称北平)。

1949年9月9日

进了北平城的毛泽东，在这天正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冶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所谓《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将加入世界"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毛泽东在这天修改的《共同纲领》，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于是，十天前，毛泽东早早地到北平火车站迎候一位客人。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一刻，出乎在场许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登上了车厢。这种礼遇，对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因为他迎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便再也不愿来北京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在新中国就要诞生的时候，她应毛泽东之邀，高兴地来了，带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高兴地来了。

开国时分，毛泽东更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9月11日，他托回长沙探亲的朱仲丽看望杨开慧的母亲，还带去了书信，里面说："皮衣一套，送给老太太。"杨开慧是无数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英烈中的一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在进北平城不久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用它来体会毛泽东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56年9月9日

仿佛是一种巧合，七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国家未来的"临时宪法";七年后的这天，毛泽东也是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七天前，毛泽东还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出席八大的代表必须填写的登记表，他大概也是在这天，认认真真地在上面按要求写道："姓名：毛泽东。性别：男。出生年：1893。民族：汉。籍贯：湖南湘潭县。现在职务：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

七年的路程，似乎都是凯歌行进。中国共产党把一个西方记者说"无论是猴子还是天使都没有办法治理的"破败凋敝的中国，改造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中国。到1956年的9月，迎来了不同寻常的收获时节，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思路在八大将确立新的方向。

 

 

在毛泽东修改的《政治报告》中便明确宣布：现在，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则进一步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9月15日开幕的中共八大，还以它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几个"第一"载入了史册：它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它第一次把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写进了党章,后来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写进了党章。

火红的事业，火红的年代，蓬勃的活力，蓬勃的生机，当然还要配之以火红的诗情，蓬勃的诗句。于是，这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71年9月9日

1971年9月9日这一天，在毛泽东的感觉中，绝不会是火红的和蓬勃的。

当时，他一路南巡，于9月3日0时到达杭州。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40多次到杭州，一共住了800多天，杭州被他称为"第二故乡"，这次来，也是要多住几天的。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专运营线上"碍事"。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尽管已经78岁了，但岁月没有消磨他那罕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敏锐直觉。本来，从8月15日离京南下以来，他沿途批评林彪集团的多次谈话，无疑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于是，为了防止不测发生，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

 

 

后来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林立果等人在北京策划谋害毛泽东的三种办法，地点就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在9月8日晚上赶到杭州，向掌控杭州警备大权并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布置任务。随后，于新野又赶回上海，同王维国商量行动步骤。

9月10日，毛泽东即离开杭州，然后经上海一路返回北京。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谋害方案都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像的。正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接下来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一场反对阴谋集团的政治斗争胜利了，毛泽东也经历了一场此前无法想像的遭遇。但是，在这一年，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却没有写诗。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段诗情的岁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多少预示了毛泽东晚年非常看重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转过年来的1972年初,毛泽东病了，病得很重。这是他晚年仅有的两次病情危重的一次。另一次是他1976年9月9日逝世之前。

1976年9月9日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

这天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在9月9日0时10分逝世前的24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11点左右，心律失常。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