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饶过害死贺龙凶手李仲公

事实清楚后，杨贵非常气愤，向华国锋建议："应该以诬陷罪给李仲公判刑!"华国锋将杨贵的意见转达给周总理。周总理轻轻嘘了一口气说："算了吧，李仲公已经80多岁了，不要说给他判刑，就是把结论告诉他，也会吓死他的。"

贺龙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1969年6月9日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迫害致死。197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冤案平反昭雪，但在平反前还有一个重要疑点没有查清，即1968年3月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求降信"的真伪。

 

 

李仲公是何许人?李仲公，1898年生，贵州贵阳人。早年肄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堂，191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研究系，1916年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后改名《晨报》)，1924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务，是国民党要员中有名的诗人、书法家。

李仲公陷害贺龙

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长。1950年7月21日第42次政务会议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6年2月8日第24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78年5月26日被撤销参事职务。1978年6月死于北京。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考虑要重新调查李仲公检举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周恩来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贵、施义之和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

1974年9月23日，周恩来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找杨贵、施义之和王曼恬谈话。华国锋取出两封信对他们说："这是国务院参事室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的‘求降信’，请你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找有关单位做出技术鉴定，鉴别信的真伪，作出结论，并报周总理。"

 

 

"求降信"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大革命时期，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师长。蒋介石认为贺龙仗打得很勇猛，是个难得的人才，在1927年以后几年间，曾先后派人游说贺龙，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职务，还要在上海、南京为他建造别墅，外加一笔巨款，企图拉拢贺龙，为其所用。

结果，蒋介石派去的说客不是被贺龙抓起来，就是被枪毙了。蒋介石为此伤透了脑筋，蒋曾哀叹："贺家军难得，贺龙更难求。我还不曾花过这么大的代价!"

李仲公就是蒋介石派去游说贺龙的第一个说客。李当时的头衔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7年3月初，李仲公到武汉，执行蒋介石策动国民党将领反对武汉国民政府，与其一起反共的使命。李仲公不惜花费巨款宴请贺龙，邀他听堂会、打牌。

贺龙从李仲公的出手就看出他是奉命来活动的。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并利用打牌的机会与李仲公套近乎，待李向贺龙透露蒋的真实意图后，贺龙遂将李仲公逮捕，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国民革命军第8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要给一批民主人士安排工作。李仲公跑到中南海找到相熟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他是贵州人、熟悉家乡情况为由，要求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周恩来对李明确表示，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中央要统筹考虑的。

在得不到周总理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此时，周恩来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

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心中有鬼，害怕贺龙抖出他的老底，敷衍几句后，马上起身告辞。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认为是贺龙从中作梗，从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号召揭发贺龙，李仲公为发泄不满，便采取报复行动，诬陷贺龙。之后，就有了李仲公上交所谓贺龙的"求降信"。

杨贵从华国锋手中接过信件，与施义之、王曼恬仔细查看后发现，信用的是印有红色边框和竖线的纸张，毛笔书写，落款的年代距今已40多年，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已变暗，从表面上看，时间确已久远。

 

 

杨贵认为，如果从辨别字迹来确认信的真伪，难度很大，因为人的字体会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再有，万一是别人代写的呢?不如将辨认字迹和所用信件的纸张、墨汁同步进行鉴定。施义之和王曼恬同意杨贵的意见。

几天后，化验的结果出来了，信件所用的纸张是建国后生产的，与40年以前造纸用的纸张完全不同。书写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后生产的，里面含有建国后才能生产的成分。由此可以确认，李仲公上交的贺龙"求降信"确系建国后伪造的。

周恩来听说鉴定结果后，肯定杨贵等及时查清了李仲公诬陷贺龙案，从而为贺龙元帅平反清除了最后障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1974]25号文件，正式为蒙冤去世的贺龙元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事实清楚后，杨贵非常气愤，向华国锋建议："应该以诬陷罪给李仲公判刑!"华国锋将杨贵的意见转达给周总理。周总理轻轻嘘了一口气说："算了吧，李仲公已经80多岁了，不要说给他判刑，就是把结论告诉他，也会吓死他的。"

 

 

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不顾病痛和医生的再三劝阻，前往参加。在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深深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周总理握着贺龙夫人薛明的手难过地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

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说完，热泪长流。薛明安慰总理要保重身体。周总理哽咽着说："我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都落下了泪。人们很清楚，此时的周总理已到前列腺癌晚期。

197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的《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元帅，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旬、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80元生活费，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杨贵去国务院开会，会间休息时，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告诉杨贵："你知道调查诬陷贺龙的案子，周总理为什么选定你们三人吗?贺龙的案子是周总理批给华国锋和我承办的。

 

 

你们三人是周总理提的名。当时周总理也怀疑李仲公上交的信件是诬陷，但又必须查清楚，不然，江青他们会揪住不放。安排谁去，周总理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施义之是部队的，又是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王曼恬是江青的红人，有什么情况会给江青透气，江青也就不再找麻烦了。

你呢，办事认真，周总理是依靠你的。案子处理得很快，很顺利，总理很满意。"纪登奎最后感慨地说："我们都应该学习周总理的领导艺术。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到、深谋远虑。"

屡建功勋身先死：贺龙爱将冒着枪林弹雨救陈赓

1908年3月16日，卢冬生出生于一个雇农家庭。其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在家靠租种地主几亩土地生活。由于家庭贫穷，卢冬生7岁就离开家乡，到湘乡二都柳树铺当了牧童。10岁那年，父亲送他到湘潭十三总老王泰厂当钢行学徒工。

1925年春节后，卢冬生到衡阳唐生智第四师当兵。唐生智第四师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后，出师北伐，卢冬生随军来到武汉。

1927年春天，卢冬生遇见了特务营营长陈赓。此时的陈赓已是有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时他曾是唐生智弟弟的上级。陈赓了解到卢冬生出身贫苦，为人憨厚，忠实可靠，遂调他到营部担任警卫员。

 

 

特务营有4个连，兵员充足，装备精良。战士大多来自安源煤矿，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陈赓利用每次出操点名的机会，向战士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卢冬生深受影响，日益倾向进步。

那时，卢冬生常随陈赓到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驻地，因而认识周恩来等著名共产党员。从他们那里，他接受了许多革命道理，意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截然不同的。卢冬生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从只希望扛枪找个人出路，转变为明白了为人民掌握枪杆子的道理。随着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武汉地区国民党右派活动越来越猖獗。5月连续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新军阀何键部将机枪对准陈赓住所的门口，逼迫陈赓交出特务营。而中共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步步退让，也主张交出特务营。陈赓被迫离开军队。卢冬生跟随陈赓来到武昌。7月下旬又追随周恩来、陈赓到了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

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卢冬生随陈赓到了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六团一营，陈赓接任营长，卢冬生任副官。三师的师长是共产党员周逸群，部队学生兵多，革命热情高。

8月5日，起义部队按计划放弃南昌，南下会昌，第三师是先头部队。8月20日晨8时，三师在会昌城外与敌钱大钧部短兵相接，一营冲在最前头，一口气攻下了3个山头。但是因友邻部队走错了路，未能及时从两翼发起攻击，三师陷入孤军奋战的不利局面。钱大钧派4个团堵截三师，激战4小时，三师仍未能打退敌人的进攻，弹尽援绝。下午1时，三师被迫后撤。

 

 

为掩护大家，卢冬生和陈赓走在最后，边打边撤。突然，卢冬生看到陈赓跌倒了，忙冒着弹雨冲到陈赓身旁，发现陈赓腿部受伤，血流如注，无法行走。于是，他立即抱着陈赓滚到山下的田沟里，帮助陈赓脱掉制服，包扎好伤口。这时，敌人已攻上山来。卢冬生照顾着陈赓在草丛里隐蔽，直到叶挺的部队反攻上来，他才和几个战士将陈赓抬到会昌城里。

从会昌到汕头，部队一路南下。一路上，卢冬生尽心照顾陈赓。到了大埔，组织上考虑前面全是陆路，行走困难，要求陈赓就地养伤。卢冬生一再表示，哪怕再累、再难也要把陈赓抬到汕头，陈赓也坚决要求随队行动。领导见卢冬生态度坚决，言词恳切，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9月24日，起义军到达汕头后，卢冬生陪陈赓住进城里外马路的博爱医院。这个医院是日本人开的。因为来看望陈赓的人很多，日本人知道他们是起义军的干部，态度很不友好。

9月30日汤坑战役失利，起义军连夜仓促撤出汕头。忙乱中，周恩来仍记挂着每一个同志，派人给陈赓、卢冬生送信。不料这位同志未找到医院，所以陈赓、卢冬生不知道撤退一事。

10月1日清早，卢冬生到司令部打听消息，刚一出门就看见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城里，街上看不见一个戴红带子的人，心中大惊，转身回到医院。日本人又下了逐客令。这时陈赓的伤势仍然很重，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脚腕的骨头被打折，伤腿肿得很粗。因失血过多，他身体虚弱，不能行走。卢冬生处变不惊，先将陈赓藏在一位工人的房间里，然后在一位护士的帮助下找了一条小船。医院前面靠着海边，10月初退潮了，岸边全是淤泥。在工人、护士的帮助下，卢冬生将陈赓抬到小船上，他与那位工人踩着没膝的泥水，一步一步吃力地推着小船，把船推到海中，又划着小船将陈赓送上开往香港的轮船。

 

 

这条船是复航后的第一条船，船上有不少起义军的同志，引起香港当局的注意。船刚靠岸，巡捕就上船搜查。卢冬生急中生智，找了把椅子请人把陈赓抬下船。走出码头，他累得气喘吁吁。刚想在路边歇歇，巡捕过来不由分说抡起警棍一顿打。陈赓不能走动，卢冬生就用身子护着他。等巡捕扬长而去，码头上已看不到一个熟人。还是陈赓熟悉城市环境，说先到医院挂个号，可是医生一检查是枪伤，马上就把他们推出门外。而到马路上又要挨打，陈赓见前面有个厕所，灵机一动，叫卢冬生把他背到厕所暂避一时。

怎么办?他们俩商量，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香港，到上海去找党中央。卢冬生忍着饥饿，来回奔波，打听到下午有一条到上海的船。他好不容易将陈赓背上了船，在一个工人的帮助下买了船票，又找来一张行军床，一起把陈赓抬到货舱里。因地方狭窄，卢冬生只能蜷缩在一边休息。

船到了汕头，周逸群上了船，也躲进货舱，和陈赓、卢冬生不期而遇。因认识周逸群、陈赓的人多，他们不便活动。一路上都是卢冬生跑上跑下照顾他们。在卢冬生的护送下，他们终于平安到达上海，顺利地找到了党中央。

 

 

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的形势下，有的人消沉，有的人倒戈，而卢冬生心中的革命之火却越烧越旺。从武昌到南昌，从南昌到汀州，再到上海，这一路上他看到了无数志士仁人英勇地牺牲了，也看到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继续坚持斗争。他从周恩来、周逸群、陈赓等人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这个愿望在卢冬生心中日益激荡。1927年12月7日，经陈赓介绍，卢冬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贺龙辗转来到上海，周恩来闻讯后，派卢冬生把贺龙接到党中央机关。

贺龙和周逸群向周恩来要求回湘鄂边组织红军，开辟根据地。党中央经过再三考虑，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可是贺龙鼎鼎大名，怎么才能通过敌人的层层关卡，安全到达湘西呢?必须派一个可靠并机警的同志护送。卢冬生既熟悉湖南、湖北的情况，又是周逸群、贺龙所信任的人，党中央决定派卢冬生去完成这一任务。12月22日，卢冬生告别了周恩来和陈赓，护送着贺龙、周逸群踏上了征途。

到达武汉后，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郭亮留贺龙在武汉领导暴动。后因计划泄露，敌人大肆搜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一行20余人雇了一条船，离开武汉。

1928年1月18日船过观音洲。贺龙打听到洲上只有十几个团丁，决定将计就计夺取他们的武器。

 

 

船徐徐靠岸，卢冬生等簇拥着贺龙上了岸。贺龙身穿皮大衣，围着围巾，戴着墨镜，一副阔商打扮。他一上岸就说："去拜客。"团防队长见贺龙气宇轩昂，不同凡响，急忙迎了上来。

贺龙一把抓住队长的手，威严地说："我是贺龙!有件事麻烦你，特地来借枪用用!"团防队长顿时吓得魂不附体，瞠目结舌。

卢冬生站在贺龙的身旁，用警觉的目光向四周扫去，看见一个团丁正试图举枪。他眼疾手快，扬手就是一枪，那团丁像麻袋似的倒在地上。其他的团丁见此阵势，赶快丢下手中的武器。同志们一拥而上，夺过了枪支。团防队长只得将子弹、枪支全部交出。这次一下子得到了十几支枪，200多发子弹，真是如虎添翼!1960年，贺龙在回顾二方面军的历史时，曾深情地说："卢冬生这一枪打得好，立了一功，这一功可不小啊!"

贺龙、周逸群带领的这20多人和贺锦斋领导的部队会合后，在下车湾与石首中心县委一起举行了年关暴动。暴动失利后，2月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7人回到贺龙的家乡桑植洪家关。由于贺龙在当地声望很高，很快拉起了3000人的队伍，占领了桑植县城，震动湘西。但不久即遭国民党重兵围攻，部队被打散，周逸群过了长江，到宜昌开辟工作。贺龙和卢冬生十几个人退到洪家关，在桑植、鹤峰边界的高山峻岭中坚持斗争，收集了数百名失散的人员。贺龙从这次失败中认识到光依靠个人号召、家族亲戚、旧部下的关系，没有党的组织，革命是无法取得成功的。现在又和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建立红军?这些重大问题，都急需得到党的指示。环顾四周，只有卢冬生熟悉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情况，并且忠实可靠，精明能干，贺龙于是决定派他到上海和党中央联系。

 

 

当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贺龙想法为卢冬生筹措去上海的路费，可找来找去只找出6个铜板。卢冬生就拿着这6个铜板，告别了贺龙和同志们上路了。他一路上打短工、讨吃喝、睡屋檐、住牛棚，风餐露宿，千里跋涉，终于到了上海。

党中央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贺龙失利的消息后，不知缘由，正在焦虑不安。1928年4月，卢冬生找到了中央机关时，中央的同志喜出望外，听取了他的汇报，马上做了指示，派人送出。

这时又接到湖南省委遭到破坏的消息，中央考虑到卢冬生是湖南人，熟悉情况，便于活动，决定派他先到湖南帮助重建省委机关，再回湘西。

当时，湖南的白色恐怖程度为全国之首，有"死地"之称。卢冬生到湖南后，省委见他工作得力，就留他在省委工作。7月，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坏，卢冬生虎口脱险回到上海。

在这几个月内，中央几次派人给湘西送信，都未成功。卢冬生回到上海，中央遂派他再赴湘西。

8月8日，中央特地给湖南省委写了指示信，信中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介绍了朱德、毛泽东领导三四千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情况和经验。指示湖南省委和贺龙，要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发展党组织。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以求得革命的深入和苏区的扩大。同时指出依靠小股土匪实行土地革命是一种幻想。

 

 

卢冬生身藏机密文件，历尽千难万险，于1928年9月在鹤峰的大山里找到了贺龙。此时，贺龙两次拉起队伍，两次失败，部队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在最艰难的时刻，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犹如久旱逢甘雨，一下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不久，贺龙又派卢冬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上海，卢冬生见到刚从苏联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回来的周恩来。中央立即进行研究，于11月4日发出指示信。信中指出：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我党总的政治路线是争取群众，宣传武装暴动。湘西的工作是一种农民游击战争，在目前农民群众日益受反动派压迫的情况下，乡村游击战争自然很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信中传达了六大规定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第一，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建立乡村苏维埃;第二，建立红军游击战争，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红军;第三，削弱反动派的力量。

卢冬生带着指示信和中共六大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这时，贺龙领导的部队已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六大的文件，如同在迷雾中看到了灯塔。他按照中央的指示领导斗争，红四军很快发展起来，到1929年夏天发展到4000多人。

壮大的红军急需干部，贺龙不愿再放卢冬生离开，把他留在司令部手枪连当班长。1929年3月1日，贺龙给中央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这件事。此时中央到湘鄂西已建立了交通线，中央遂于6月15日回信同意卢冬生不再担任交通员，留在红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