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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军:一战乃中国隐痛却是日本称霸宣言

原标题:程万军:一战乃中国隐痛却是日本称霸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方两国,一个学的是德意志,一个学的法兰西。两个欧洲榜样,都乃列强。但东方弟子的学习结果却迥异。学德国的,战败了德国。学法国的,却仍然不堪,被东方德意志呼来喝去,与榜样国出现了相反的命运。

程万军:一战乃中国隐痛却是日本称霸宣言

1914年7月28一战爆发,此时中国的大总统袁世凯却在煞费苦心地“去新迎旧”、构建皇帝梦,而对面的日本却在一批后生精英的带领下,取得了非凡成果,通过一场战役,赢得了国际话语权。

这场战役,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局部战争:青岛之战。

青岛战役的交战双方是东西方两个后起之秀——日本对德国。

我们知道,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伊藤博文,年轻时就被英国君主立宪深深吸引,但做了首任首相后,还是就日本具体走什么道路陷入苦苦冥思。身为“总理”的他,带着“教育部长”森有礼走遍欧洲各国,寻找最适合日本的发展道理。譬如在国民教育上,他首先尝试了英国模式、法国模式,但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甚至后来还尝试了美国模式,也没有成功。最后,普鲁士德国的出现,令日本这些政治精英眼前一亮。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宪法》,令他们到了方向,那就是:走德国人的道路,开启军国政教模式。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889年颁布宪法,中间达21年之久,举国21年间处于“国家大法饥渴中”。而《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出现,就像是一场及时雨。令日本天皇和内阁如获至宝。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依此颁布。有学者经过比照后发现,该宪法除第一、三十一和七十二条这三条是日本独创的之外,其余多达46条与普鲁士及德意志各邦的宪法类同。宪法的“天皇总揽大权”、“内阁从属天皇”、“军事统帅权独立于内阁”三大特点,更是得《德意志帝国宪法》之真传。

德国模式在日本获得了极大成功。“德化日本”迅速挤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德才”给大和民族注入了近代化特别激素,使日本国力军力扶摇直上九重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远东可以说是日本的天下。起初日本除了老师德国,没把任何国家放在眼里。而到了一战时期,这个学生竟然连老师也不再放在眼里。

决心拔掉西方老师在东方的据点:青岛德军。

那么,德国军队为什么会驻在中国青岛呢?这是列强瓜分大清时,后起之秀分到的一块肉。1897年,德国两名传教士被大清民粹组织大刀会杀害,德国以保护侨民传教士为借口,派兵占领青岛,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强占租界胶州湾99年。随后德国以青岛作为基地,进行“模范殖民地”建设。

积弱的中国政府对此默认,但强邻日本却不干了。通过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实现了崛起,要做东方霸主,那么德国人所占领的胶州湾就成为它的心腹之患。

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于是日本要为中国“出头”了。

1914年11月27日,日本宣布成立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其司令官由陆军中将神尾光臣担任,直隶于天皇,统辖占领青岛日军部队及各机关,负责占领区内的警备;管辖民政事宜,并负责监督和保护胶济铁路及其附属矿山的经营管理 。神尾光臣还霸占青岛迎宾馆,于是,德国人建造的提督楼成为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官邸。

青岛争议结束后不久,一战以日本这方的协约国胜利而宣告结束,新兴日本打败了“新老师”德意志,占据了“老老师”中国新土地,一战成名。

一战是日本后生精英的巅峰之作,但却是中国旧士人——北洋官员的又一次耻辱。不仅家门口的敌人,要靠“友邦”来清除。而且还有一个令世界蔑视之举,那就是,作为战胜国,出的不是兵,而是苦力。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执意称帝的袁世凯专心对内,无意参战,怎奈日本政府要求中国必须要站队、表现站在日本一起,所以,在日本的力主下,北洋政府硬着头皮宣布参战。加入了英法美日领衔的协约国一方。

然而,疲于应付内战的中国军阀哪有多余的军力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办?

好在日本及协约国也并没有看上中国军队,并不需要中国军队支援他们,他们看上的,是中国独特人群:劳工。 有资料称,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向欧洲战场派出了 14 万劳工,也有说超过 20 万,无论是 14 万还是 20 万,这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庞大人群。须知,日本在一战的作为,主要是在中国战场对德作战,参战人数 2 万 3 千人,整个一战中日本在参战国中阵亡人数最少,仅 300 人,而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上漫山遍野,阵亡了足有 5000 人之多。

一战中死了 300 人的日本,攫取的利益却与英法不相上下,可谓远东最大赢家。而付出 5000 人生命代价的中国,却处处看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同样的东方国民,不同的死亡价值,生命承受之轻重,可见一斑。

中国的屈辱成了日本在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巴黎和会显耀的资本。巴黎和会上,尽管中国谈判代表表现很出色,但他们背后的段政府有令: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日主中从”的局面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战后的日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和会席位5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而中国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少,仅有2个。所以,尽管陆徵祥、顾维钧等中国代表费尽口舌,但远东甚至中国的事情还是日本主导,在日本的态度下,只有劳工参战的中国希望得到5个席位的大国请求终归是奢求。

一战是中国的隐痛,却是日本崛起的世界宣言。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列强用武力叩开了日本锁国的大门,强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1854年日本开国到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共和十一个国家签订了所谓的“亲善条约”和“友好通商条约”。这些条约允许该缔约国之人在日本拥有治外法权,严重损害了日本的主权,使日本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条约改正”成为首要外交课题。比如此前提到的使节团出访欧美,都是带着这个任务。但起初没有得到西方积极反应。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胜德的日本完成修约临门一脚。1911年,美国首先与日本签新约,宣布放弃关税自主权,日德战争后,其它国家也纷纷与日本签订条约,放弃特权。日本用4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修约任务,摆脱了欧美列强强加于日本的种种不平等待遇,成功完成了向近代国家的转化。

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日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扬眉吐气。

民族空前骄傲与自信,于是乎,东方霸主横空出世。

而中国这一边,却依然在世界列强面前低声下气。我们知道,民国 推行的是共和体制,效仿的是同样具有小农经济基础和革命传统的世界强国法兰西。民国建立之初,中国二代精英中的一部分中青年积极分子,就掀起了了全国规模的留法热潮。据大致统计,1915年至1920年这五年间,有近两千名中国有志青年踏上了法兰西的国土学习。在中国的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造就了无数栋梁人才。譬如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后来有着“国民党四大元老”之称的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都是当时留法的热心领路人。

然而,万分遗憾的是,袁世凯倒行逆施,民国 效“法”未果、“亚洲法兰西”徒有虚名, 不久,反让“东方德意志”日本平添了青岛丧权、二十一条等诸多新耻辱。 如是病夫之国,怎会赢得世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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