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事质疑

原标题：杜文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事质疑

唐代大诗人李白到过长安，在学术界有一次、二次乃至三次入长安说，此事暂不讨论。其中天宝元年（742）这次入长安，经贺知章的推荐，供奉于翰林院，但随后就被迫离开长安，通常认为这是他得罪了权贵高力士之故。高力士作为内廷宦官，与文人学士并无多少交往，之所以能与李白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因其为李白脱靴之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故事不是真实的。

为了便于分析问题，首先梳理一下有关此事的相关记载，以呈现这个故事的演变过程。

最早记载李白与高力士接触的是唐人范传正，其写了《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一文，其中提到唐玄宗与群臣在白莲池泛舟，派人将李白召来，由于其已喝醉，“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云云。这是范传正在元和十二年（817）迁葬李白于当涂青山墓时所写的碑文。此文尽管对李白推崇备至，但对高力士却没有丝毫贬义，仍称他为将军。值得注意的是，根本没有提到脱靴之事。

接下来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一书中写道：唐玄宗命李白撰写新词，由于李白喝醉，遂以水浇面，醒后一挥而就，一连写了十几章，得到皇帝的赞赏。后来，又一次面见皇帝时，李白遂伸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就是说由于李白失礼，唐玄宗命令小宦官把他赶出宫去。可见，高力士并没有为他脱靴，反倒是李白大丢面子。尽管如此，此书无疑是最早记载脱靴故事的一部书，以后的记载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化而来的。

高力士为李白脱靴故事基本形成于唐人段成式所写的《酉阳杂俎》一书，其中写道玄宗于便殿召见李白，李白气宇轩昂，玄宗降尊屈贵，特意允许李白脱去靴子。李白遂伸脚令高力士脱之，高力士无可奈何，只好为他脱靴。召见结束，李白走后，唐玄宗对高力士说了一句，“此人固穷相”。所谓“穷相”，意思是说李白是穷措大，有些不识抬举的意思。

可见越到后来，故事的内容演变得越丰富，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因为历史研究者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即史料越早越可靠，晚出的记载往往需要考证真伪后，才可使用。可是关于此事的记载，却是越到后来越丰富，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其记载的真实性。

有一点需要指出，从上面的几则记载看，李白并不是一个胜利者，《唐国史补》说他因此而被玄宗赶出了宫门，另一条则说因为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了玄宗的反感，而高力士并没有因此而丢失面子，他还有必要再进谗言吗？需要说明的是，《旧唐书·李白传》也记有这个故事，此书成于五代，是晚出的史籍。其记载与《唐国史补》基本相同，只是将李白赶出宫门，改为“由是斥去”，终生放归山林。

以上这种情况当然不符合李白崇拜者期望，于是便有了对这个故事的进一步改造，以便把李白进一步塑造成敢于蔑视权贵的英雄，从而使脱靴故事发生了质的变化。

据唐末李濬所写的《松窗杂录》记载：“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在兴庆宫沉香亭前牡丹盛开之时，有一天，夜晚月色甚明，玄宗与太真妃来到亭前赏花，并从梨园弟子中择优奏乐助兴，由当时最著名的歌者李龟年领队。玄宗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李龟年宣召李白前来撰写新词。李白大笔一挥，写成了《清平调》三首。玄宗非常高兴，命以新词演唱，尽欢而散，从此对待李白格外垂青。但是高力士却因为自己给李白脱靴而深以为耻，寻机中伤李白。有一天，太真妃又一次吟起了李太白的《清平调》，其中有两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高力士说，我以为妃子怨恨李白深入骨髓，谁知道您竟然如此欣赏此词？太真妃急忙问为什么？高力士解释说：“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此后，太真妃对李白怀恨在心。后来玄宗打算授官职给李白，都被太真妃所阻止，迫使李白离开长安。由于此事是高力士挑唆的，所以高力士就成了迫害李白的罪魁祸首。

其实此书的记载破绽甚多，其一，此事发生在“开元中”，按照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说法，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是在开元十八年（730），住了三年，投靠无门，根本没有见到过唐玄宗，又如何能在这期间为皇帝写歌词呢？其二，杨玉环是天宝四载（745）被册为贵妃的，如何能在开元中就称为“妃”，那时杨玉环尚年幼，还没有嫁给寿王李瑁。其三，赵飞燕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从来都是作为美女来描写的，就如同西施、昭君、貂蝉一样，因此李白这样写并无不妥。且赵飞燕毕竟贵为皇后，与杨玉环的贵妃身份相比只高不低，杨玉环没有理由不高兴。

尽管如此，李濬在《松窗杂录》中把脱靴之事写成了早已发生的并且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又对当时的传说进行糅合加工，构成了脱靴故事在唐代最完整的记述，并成为后来所有脱靴题材作品的原型。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唐书·李白传》也引录了此书的记载，从而使人们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新唐书》为宋人欧阳修、宋祁修撰，喜欢采用笔记小说中的资料，这为学界所共知。

如果说《松窗杂录》只是完善了这个故事的情节，那么后来一些文人则扮演了把李白塑造成敢于蔑视权贵的英雄。在他们一些诗歌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如贯休《古意》九首：“常思李太白，仙笔驱造化。玄宗致之七宝床，虎殿龙楼无不可。一朝力士脱靴后，玉上青蝇生一个。”可谓对比强烈，爱憎分明，高力士俨然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派人物了。

从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出，这个故事经许多人长期编造而逐渐丰富起来，并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但仅从事件形成的经过还不能证明此事是虚构的，还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综合各种资料，主要证据有如下几条。

第一，李白本人从来没有说过此事。查遍李白所写全部诗歌与文章，无一字提到此事，包括给亲朋的书信在内。李白曾经对自己被迫离开长安满腔悲愤，如果玄宗在位期间不便说，为什么安史之乱后，仍然没有提起此事呢？

第二，与李白同时代的人没有提到过此事。李华是开元时中的进士，他在《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中竟无一字提到此事；魏颢也是开元间中的进士，他在《李翰林集序》中写了李白如何受到皇帝的器重，醉中撰写诗歌文章，却没有提到此事；还有就是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其所写《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一文中写到李白在长安如何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既然已经写到这种程度，如果脱靴之事确实存在，李阳冰不会不写进去，因为此时唐玄宗与高力士均已不在人世，应该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第三，高力士《神道碑》的碑额是李阳冰所写。古代的碑额通常都是要用篆书书写，李阳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擅长篆书，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当时请李阳冰出面书写是顺理成章的事。古人大都讲究气节，若李白曾受过高力士的迫害，致使其不得不离京流浪，面对这样一个仇人，而且是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威胁的仇人，试想李阳冰还会答应此事吗？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脱靴之事是子虚乌有的。

第四，以高力士当时的地位和权势，李白是不可能令其脱靴的。高力士当时掌管中枢机要，又是唐玄宗的功臣，权势极大，朝中许多将相大臣都依附于他，靠其提携而得以出任将相。不仅如此，连太子都称其“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辈呼为“爷”。唐玄宗本人也对高力士非常尊重，呼其为“将军”，从不直呼其名。《新唐书·高力士传》描写高力士当时的权势与地位时，有一句话非常典型，原话是“徼幸者愿一见如天人然”，意思是说，那些想通过高力士以获得政治利益的人，希望见他一面，就如同想见天人一样不容易。正因如此，所以《唐国史补》在记载李白令高力士脱靴时，尽管唐玄宗非常欣赏李白，但仍然不给其面子，把他赶出了宫门。因为在玄宗的心目中，高力士比李白重要得多，是皇家的忠臣、功臣，而李白则是一个没有官职的布衣。早期记载脱靴之事的作者，都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所以还不敢随意编造。

那么，李白当时在长安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这就要从唐代职官制度的演变入手了。唐朝前期是没有翰林院的，这是唐玄宗设置的一个机构，是专门容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文词之士的地方，给这些人全都授以翰林待诏的头衔。由于把文词之士与这些三教九流之人并称，显然不妥，于是又创立了翰林供奉的头衔，专门授给词章文学之士，以相区别。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另外成立了翰林学士院，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当时任翰林学士者，大都有其本官，通常大都是中书舍人、给事中、谏议大夫等。可是对李白仅给了翰林供奉的头衔，而不是学士头衔，也没有任何实际官职，显然玄宗把李白与翰林院的三教九流之人视为一体，只不过因为他会写诗歌文章，才称为翰林供奉。后来的人称李白为翰林学士，就是因为学士是从供奉改变而来的，其实两者区别很大，李白生前并没有得到过此职。李白与高力士的地位相差如此悬殊，所以早期记载此事的作者才不敢贸然写高力士为李白脱过靴。

高力士地位如此之高，权势如此之大，李白在长安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经常和文人学士打交道，难道不知道这些情况？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李白还会主动要求高力士为其脱靴吗？除非他在政治上没有要求，无欲则刚。但他明明不是这样的人，不仅想当官还想当高官的愿望还十分迫切。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会主动向高力士挑衅吗？

从李白的性格看，也不是绝对不求人，有时还会主动向别人示好。李白在赴长安之前，在襄阳写《与韩荆州书》一文，这是向时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韩朝宗写的一封自荐信。其中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等讨好的文字，并表示愿意委身其门下，“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表示愿意为其卖命。这篇文章无疑是一篇优秀的散文，但向人献媚、讨好的意思也是很明显的。再如，《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是他57岁时以宋中丞的名义向唐肃宗写的表章，希望能给自己授一京官，其中写了不少吹捧、讨好皇帝的话。可见，李白的功利心是如何的强烈，到老都没有改变。当然李白也写过一些慷慨激昂、蔑视权贵的话，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然而自我表白与行为往往并不一致，更何况这些大都是其离开长安后写的，在这个时候发发牢骚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五，陷害李白者另有其人。有学者认为李白离开长安，并不是高力士或者什么人陷害的结果，而是李白自己行为不当，整日酒醉不醒，玄宗认为他不是做官的材料，不愿授其官职，迫使李白不得不离开长安。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当的，因为李白自己都说过他是为人所陷，“遂放归山”，这句话见《为宋中丞自荐表》。此外，他还写了“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的诗句（《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可见确实是有人陷害过他。那么，李白所说的这个陷害他的人是谁？关于此事李阳冰在《草堂集序》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指李白的同僚诽谤了他，但却没有点明这个人是谁？与其同时代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写道：“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明确说这个同僚就是张垍。此人是前任宰相张说的儿子，又是唐玄宗的女婿，当时由他主持翰林院，他妒忌李白的才华，处处排挤他。而李白恃才傲物，很难与人相处。求官不成，又与皇帝的女婿把关系搞坏了，离开长安便成了他惟一的选择。

既然李白的离京与高力士无关，为什么却把此事加在高力士的头上？除了高力士是宦官身份外，与道士吴筠也有一定的关系。据《旧唐书·李白传》载：李白之所以被召入长安，是吴筠向玄宗推荐的结果。同书《吴筠传》还说：吴筠任翰林待诏，获得了玄宗的恩宠，引起了翰林院群僧的嫉妒。而高力士却是一个佛教徒，“尝短筠于上前，筠不悦，乃求还山”。就是说高力士因信仰不同，曾在玄宗面前说过吴筠的坏话，引起了吴筠的不快，于是请求放归山野。因为李白与吴筠是好朋友，他又是吴筠引荐入京的，既然因高力士的缘故致使吴筠离京，那么李白的离京也就与高力士不无关系了。换句话说，把此事加在高力士头上似乎比较顺理成章。

除了以上原因外，脱靴故事的形成还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自开天以来，李白的诗名已经传遍天下，倾慕的文人比比皆是，加之李白张扬的个性，抒发精神自由的作品，都极大地提升了李白的人格魅力。在这种情况下，高力士脱靴的故事正好可以衬托李白不畏权贵、追求自由的精神世界。于是对脱靴之事，人们宁肯信其有不肯疑其无，不仅如此，还不断地丰富这个故事，不断地为塑造李白的光辉形象而努力。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宦官专权的局面愈演愈烈，他们不断地侵削南衙的权力，扩大自己的权势，这样就直接侵害了士大夫的政治利益，士大夫治国变成了士大夫与宦官共同治国，而且宦官的权势还往往压倒士大夫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们对宦官阶层的愤恨情绪达到了极点，在政治上无法战胜宦官，利用手中的笔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便成了士大夫们发泄怨恨情绪的一种方式。高力士脱靴的故事就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发生了演变，其宦官身份使其变成了专权奸佞阶层的代表，而脱靴故事则顺应时代潮流，成为文人志士傲视权贵，阉宦排挤正人君子的最好写照。

为了完善李白的形象，后世文人在原有故事基础上不断地演化，尤其是宋元以来的文人们，不厌其烦地歌颂李白令高力士脱靴的高风亮节，斥责高力士陷害正人君子，甚至说李白令高力士脱靴不是醉后的失态，而是对权奸的主动挑战。尤其在文学作品中，这个故事已经发展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在元代杂剧、明清戏曲小说中，这个故事一直处在再创造的过程中，大体上发生了如下几种变化：

一、增加了吓蛮书的内容。在元杂剧《李太白贬夜郎》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内容，但却不甚详尽。详写此事的是明人冯梦龙的小说《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大意是说渤海国派来使者，其国书满朝大臣无人识得，使唐玄宗感到有失大国面子。于是贺知章推荐李白入朝，李白令高力士为其脱靴后，不但译出了全部文书，而且还用同样的文字替皇帝写了一篇诏书，夸耀大唐国力，威吓边境小国，最后迫使渤海国王写下降表，愿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样做的结果，就使李白原来的形象由只能为皇帝写消遣性艳词，一变为具有非凡的政治能力，对提升李白的形象，不能不说是神来之笔。

二、增加捧砚和磨墨的内容。在宋人写的《青琐高议》一书中，记载了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的故事。后来，又有几部元杂剧也都有贵妃为了让李白写出新词，而甘愿为其捧砚的故事。为什么要把杨贵妃写进去呢？因为在后世民间的认知中，安史之乱正是由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宫闱之乱引起的，出于这种“红颜祸水”的传统观念，杨贵妃自然成了批判的对象。在更晚一点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还增加了杨国忠为李白磨墨的情节。

三、增加了李白考中状元的内容。在清代的《清平调》的戏剧中，不仅写了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还写了鞭打安禄山，杨贵妃亲点李白为状元的情节。在这部剧中，不仅让李白中了状元，还让杜甫、孟浩然分别中了榜眼和探花。表达了这一时期文人对科举取士不公的不满情绪。

其实后人增加这三点的内容，除了李白考中状元外，其余两方面都能从唐人对李白的记载中找到一些痕迹，只不过后人将其进一步丰富了而已。

高力士的奸佞形象就是这样被脸谱化了，千百年来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高力士三个字几乎成了奸邪、丑恶的同义词。如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牟子才，在李白的终老之地修葺了李白祠，并亲撰碑文，还雕刻了高力士脱靴的图画，二者的拓本很快就传到了临安。当时有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宦官董宋臣，在看到拓本后大怒，认为影射自己，遂向理宗皇帝哭诉，并唆使御史弹劾牟子才，诬奏他结党营私，结果导致牟子才被连降两级。

其实在唐代无论是正史、杂史还是笔记小说中，高力士的形象均是正面的，甚至可以说是忠贞不二、关心国事和民间疾苦的形象，只有把其与李白联系在一起时，为了衬托李白的形象，才被塑造为反面形象。直到今天，高力士的这种反派形象仍然没有改观，在戏曲等文艺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是京剧或是各地方剧，无不如此。

文学形象怎么塑造？要以服从艺术规律及人们喜恶为主。但是作为严肃的历史科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则必须要有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揭开高力士身上的层层迷雾，恢复其本来面目，显然十分必要。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8期“人物春秋”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