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隐士背后的文化内涵

原标题：中国古代隐士背后的文化内涵

隐士，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命运沉浮都随着当时政治的变迁而转变，因此，作为文艺上功利主义群体的他们，都具有革命者的思想或具有先进的思想。他们的“隐与不隐”，都随着社会政治的改变而改变。

中国古代原始文艺和原始宗教，本来是密还不可分的；换言之，古代原始文艺和原始宗教这两者是同时形成，而且有着共同的认识根源，即对现实的主观幻想的认识。宗教思想大抵先影响哲学思想，然后再影响文艺思想，因此，中国古代作家受佛、道二教的影响颇深。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如陶渊明、江淹、孟浩然、王维、李白、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等都歇夏了大量的禅诗。如李白42岁时由道士吴筠推荐，至长安，供奉翰林，后受宦官高力士等的谗谤，隐退还山，浮游四方，因此，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所以有“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著名诗句；王维则受佛家思想的影响很深，成天读经、礼佛，这样亲佛的信徒，为此他的名字（名维，字摩洁）就取自《维摩法纪》；我们熟悉的五绝《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人。”就是这样的禅诗。他到过深山密林境界之空灵，声音色彩经给人感受恍惚微妙，显示世界一切事物都不过是虚假的幻觉。为此，明人李梦阳在《空同子》中说：“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他的写景诗，字字入禅，寄寓着深刻的禅理；但这些深刻的禅理，融入诗中，却又是那样的平静悠远，生意盎然，让你在大自然的平静悠远的意境中，去体悟那宁静、悠远的禅意，而《鹿柴》正是这样的禅诗。另外，王维与道光禅师为友。王安石中年信佛，将家宅舍改为寺院、李贽干脆落发为僧、袁宏道则称讲禅除李贽外，自己天下无敌。可见，中国古代，儒、佛、道三者是紧密结合的。

鲁迅曾概括中国共有两种文学：一种是廊庙文学，一是山林文学。坚于这种情况，儒家便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说法，在“穷”时，就找老庄的“清静无为”思想或佛教的“出世”思想作为精神的自我调剂；即使在“达”时，官场斗争激烈，不能时时占上风，于是从佛、道思想中找精神安慰，所以有“大隐隐于朝”的说法。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同时，任何政治集团总要求文艺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因此，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作者的“隐”与“不隐”也随政治的转变而转变。司马相如常常称病不朝，而暗地里却在写《封祥文》，以显示自己有帮忙的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名的“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提出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他们并非真的超凡于人也。有的文人自命清高，在退隐与出仕之间徘徊，他们的退隐多半是不得已而为之。唐代诗人孟浩然，是有名的隐士，可他的入世思想却很浓，有名的“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凡”。便是具体体现，直到40岁进士落第，才真正归隐。鲁迅为此而发的有名的“谋身谋隐两无成”则道出他们悲惨境遇。厌恶政治斗争，这才归隐田园，但也未能完全忘却世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迷酒》则表明他并未遗忘，冷淡世事，相反，那是对政治上的不满而挂冠归隐，“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翥。”却表明归隐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态度。东汉末诸葛亮“避乱荆洲，隐居隆中”。但刘备“三顾茅庐”感动诸葛亮，答应出山，此时，诸葛亮早已胸有成竹，分析三分天下之势：如刘备想要称雄，则不占据荆、益两州不可，这无疑说明诸葛亮不是真的想归隐，只是他占时没有找到明主，也为了避乱不得已而归隐，但是，如果一有机会，马上出仕。自以为艺术至上，钻在象牙塔里做文章，但一当切身利益相关时，便会做出强烈反映，而是为了一定的利益，有的在政治上会走向堕落。我国现代作家周作人，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提倡“人的文学”，反对封建文化。后来被白色恐怖吓怕了，30年代提倡闲适小品，一副超然出世的样子，走上了从叛徒到隐士的路子。

隐士的“隐”与“不隐”，都随着政治的转变而转变，“隐”的目的不是“隐”，而是为了能更好地出世。因此，“隐”是一种手段而已，为了能更好的出世，这才是他们归隐的真正目的。

本文多年前刊发在《中国教育报》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