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形象变迁

原标题：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形象变迁

2008年11月17日，一个美国人的骨灰被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此时距他去世已经过了46年。墓主叫司徒雷登，一个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中国”的名字。六十多年前，他因为一篇文章而恶名远扬，其后很多年，他都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被提及。近年来，人们又逐渐记起他为中国做的种种好事，开始怀念他。这个外国人身上，藏着一部中国史。

司徒雷登

一、1949年：《别了，司徒雷登》定性为反面人物

绝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司徒雷登，是因为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写于1949年解放前夕，由于之后常年入选语文教科书，因此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子，都学过这篇课文。当时司徒雷登是国民党政权认可的驻华大使，而国共又处战时，因此内容可以想见，以讥讽贬损为主。

文章第一段就给司徒雷登一个定位：“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从事实层面来说，这段话大体准确。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11岁回美国读书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28岁带着新婚妻子又回到了杭州，此后45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直到《别了，司徒雷登》发表前的半个月才飞回美国。前前后后，他在中国呆了超过五十年。

司徒雷登自传《Fifty Years in China》，直译为《在华五十年》

发现没有，上面这段叙述充满语病：“回美国读书”、“回到了杭州”、“飞回美国”，这个人仿佛没有故乡与他乡的区别，到哪里都是“回到”。这也是他最重要的底色：一个高鼻梁深眼窝的美国人，生在中国，一辈子大部分时间也都在中国，唯一的儿子出生在中国，挚爱的妻子埋葬在中国。司徒雷登晚年写过一本回忆录，书名颇可概括他的心情——《原来他乡是故乡》。

他原名JohnLeightonStuart，直译是约翰•雷登•斯图尔特，司徒雷登这个译名令人拍案叫绝：完全的音译，完全遵守中国姓在前名在后的传统，读起来又充满古意。因为当了三年美国驻华大使而被毛泽东写进了文章，继而被全中国人记住之前，他还当过20多年的校长，一手创办燕京大学，并将其建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抗战时为了保护燕大学生而被日本人关进监狱三年。

正是因为他在燕大校长任上积累的名望和人脉，才使他被美国和国民党同时看中，在1946年出任驻华大使。在他整个人生中，也只有1946-1949这三年算是从政，其他时间都跟政客这个词不沾边。然而历史让他在那个关键节点处在了那个关键位置，就不得不被裹挟进去了。

作为战争的敌对方，毛泽东写文章攻击国民党，攻击司徒雷登，是完全无可指摘的。除了语言上的讽刺外，基本事实没有问题。“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这句话也出自《别了，司徒雷登》，说的是蒋介石及国民党官员从南京撤往台湾时，司徒雷登没有一起走。这个举动在毛泽东看来，是一种政治投机，巧的是，他的老对手蒋介石跟他想到一起去了。

蒋介石生于浙江奉化，与司徒雷登私交甚笃，甚至以“老乡”相称。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皈依基督教，而司徒雷登本就是传教士的儿子，虔诚的基督徒。所以相同的信仰使他们成为好朋友。但国民党从南京撤退时，司徒雷登留了下来，这点彻底激怒了蒋介石，被认为是一种不忠的行为，以至到了台湾后还是不能原谅他。

图为司徒雷登（右一）、蒋介石（中）与美国总统特使

公允地讲，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得没错，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确实有想接触共产党之意。作为蒋介石的朋友，他的政治立场一直反共，然而共产党却一直以礼相待。1940年秋，司徒雷登不幸坠马受伤，毛泽东亲自发电慰问。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当面称赞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1946年，司徒雷登70华诞的时候，叶剑英向他祝贺。这些都显示了我党对他的尊敬和善意。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一些做法也令他震惊。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在蒋介石从南京撤退，准备守卫上海时，“国民政府还要求有支付能力的人做‘贡献’，这简直就是对老百姓的压榨勒索。”

这种复杂心情让他最终做出了不追随蒋介石离去，留在南京试图与共产党接触的决定。然而由于当时我党在外交上执行的是一边倒偏向苏联的政策，使得他最终没有被接纳。而且，作为驻华大使，他同时被国共抛弃，同时被毛泽东、蒋介石谴责，从职业上来讲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从这点也能说明，他实在不适合做一名政客。

二、1980年代：中央批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但北大教师联名反对

因为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在1980年代以前，被他亲笔批判过的司徒雷登是断无改善形象之可能的。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有所缓和，于是司徒雷登骨灰安放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司徒雷登（左二）与燕京大学教职工在学校合影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这份遗嘱说得很明白，妻子死在中国，葬在燕园，他自己的骨灰也想安葬在燕园。如果不能葬在那，那就爱埋哪儿埋哪儿吧，他都无所谓。

1949年司徒雷登回美国后不久就生病中风，到1962年去世之前，都由学生傅泾波一家照顾。因此为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奔走一事，就落在了傅泾波身上。

燕京大学是司徒雷登耗尽半生心血的作品。起初由华北地区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管理混乱。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才开始有了转变。通过他奔走筹款、邀约名师、选址建校等种种努力，燕京大学才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高校。因此虽然严格来说，司徒雷登不是燕京大学的创校校长，但通常都把他视作燕京大学真正的创办者。

1949年司徒雷登被定性为反面人物后，燕京大学的生命也很快走到了尽头。1952年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自此从历史上消失。学校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民族语文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

与院系调整同步进行的，还有校园的变更。北大从原来的地址红楼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园“燕园”。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都是燕京大学时期留下的。2005年，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北大演讲时曾说自己来到了“母校”，因为自己母亲曾就读于北大。其实那时他有意无意模糊了一个概念：他母亲毕业于燕京大学，而非北京大学。

作为给司徒雷登养老送终的学生兼挚友，傅泾波于1973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均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1986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留影

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然而，这一决定却招致北大工作人员的强烈反对。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称，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还是老问题——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1987年4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1988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三、1990年代：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入选课本赞扬司徒雷登部分遭删除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提到了被国民党暗杀的闻一多：“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这句话从鼓舞当时国民士气的角度讲没有问题，但在后来却引起了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

闻一多是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临死前，自知已被盯上，时日无多的他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痛陈国民党的种种恶行，言辞异常激烈，直斥他们“无耻啊！无耻啊！”。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演讲中狠狠夸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司徒雷登：

闻一多遇刺前的最后一次演讲曾被多部影视剧演绎过。图为电影《建国大业》中的闻一多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在一次明知自己将死的演讲里，使劲夸另一个人，只能说这是用生命在爱护了。从中也可看出司徒雷登当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声望之高。这篇演讲中处处彰显的爱国之情，使它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别了，司徒雷登》在教科书中，里边把司徒雷登骂成狗；《最后一次演讲》同样在教科书中，里边把司徒雷登夸成花。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

最终解决办法是删。《最后一次演讲》中有关司徒雷登的部分被尽数删除，这篇课文以删减版的面目出现在1992年通过审查的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并在1993-2003年间全国绝大部分中学统一使用，伴随并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

四、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归葬杭州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更多资料的公开，司徒雷登早年在中国办学的经历被更多人知晓。在人民印象中，他作为美帝“狗腿子”的形象在逐渐淡化，作为燕京大学二十多年的校长，为民国时代中国教育做出了大贡献的形象在逐渐加深。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多次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也渐渐为人所知。

燕大校友向杭州的司徒雷登墓献花

这个时候，满足司徒雷登遗愿，让他的骨灰归葬中国的事又被人们提起。为他养老送终的傅泾波去世后，傅先生的后人继续为此事奔走。由于官方对他的定位依然偏负面，归葬北大的阻力依然在，傅家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在司徒雷登不能回到燕园与夫人合葬的前提下，回到杭州陪在父母弟弟身边，想必也是个相对可以接受的选择。

相对于北大的拒绝，杭州方面对这位“老乡”的态度很积极，由政府出面促成了骨灰归葬一事。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在杭州半山安贤园举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参加了此次仪式。

如果将中美两位高官在归葬仪式上的发言对照着看，能感受到两国对于此事看法的微妙区别。雷德大使的发言相对感性：“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出席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杭州仪式

相对而言，佟桂莉副市长的发言则理性很多：“今天，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人民在文化、经贸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这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

比照两段发言，可以看出美方更多是把司徒雷登看作在中国传教、办学的教育工作者，而中方则更重视他驻华大使的身份，将归葬一事提升到双边关系和两国交流的高度。这或许也能解释，在美国人看来很简单的“遵遗嘱下葬”一事，为何要在司徒雷登去世46年后，才以妥协的方式在中国完成。

五、2014年：《北平无战事》里巧妙描写司徒雷登

直到今天，在影视作品中正面描写司徒雷登都是不太可行的。但涉及1946-1949年国共关系的影视作品，司徒雷登又是一个不太可能绕得开的人物。因此，怎样让这个人物出现，并在作品中承担重要的作用，成了摆在影视工作者眼前的一道难题。2014年的热播剧《北平无战事》对这个难题的破解堪称绝妙。

该剧中，司徒雷登的名字经常出现。一会儿作为燕京大学的校长，出现在燕大副校长何其沧的叙述中；一会儿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出现在各类政治人物的讲话中。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他却从未出现过。看完全剧，观众只知道有个很厉害的人物叫司徒雷登，他说一句话就能从军统放人，他打个电话就能从美国借来钱，但他长什么样，却没人知道。

熟悉老电影的人可能对这种人物塑造手法不陌生。1940年，悬疑电影大师希区柯克凭借《蝴蝶梦》拿下了他唯一的一座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杯。该片事实上的女主角瑞贝卡自始至终都没出现过，但片中处处都有她的影子。希区柯克式的悬疑效果，也正是通过这位没出过场的人物来营造的。

《北平无战事》中对司徒雷登的塑造，显然借鉴了《蝴蝶梦》中对瑞贝卡的塑造。当然，编导此举并非为制造悬疑气氛，而是为处理上述的难题。因为一个人物一旦出现，观众自然就会对他的形象进行评估、褒贬，也就是我们看影视剧时常发的疑问：“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而对于司徒雷登这样的人物，影视剧中最忌讳直接评判他的好坏。《北平无战事》中，通过瑞贝卡式的处理，达到一种“哥虽不在江湖出现，但江湖处处有哥的传说”的效果。

位于杭州的司徒雷登故居中，至今还挂着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会见司徒雷登时的照片

这种处理手法也并非全然出于技巧考虑，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技巧，能让司徒雷登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剧中他一边作为大使为国民党当局筹措资金、粮食，保证军队及飞行大队的装备、开销；一边作为校长保护燕大师生，也在客观上保护了隐藏在燕大的中共地下组织。如果这些情节全部实写，可以想见有很多地方难以进行下去。正因为虚写了司徒雷登，才使驼峰航线、美国救济粮等以往影视作品中甚少触碰的事件得以展开，呈现在观众面前。

结语：

司徒雷登前后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近三十年，美国驻华大使只有三年。这三年让他心力交瘁，回美国后不久即中风，在半身不遂中了此残生。事实证明，他是个成功的校长，不成功的大使。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更多记住的是他不堪的大使生涯。在历史研究愈加客观的今天，全面评价司徒雷登的日子想来不会太远。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杭州人说一句：“别来无恙，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