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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老兵遗孀的战争记忆:1940年,丈夫被强征入伍

原标题:日本侵华老兵遗孀的战争记忆:1940年,丈夫被强征入伍

前言:《他和我的东瀛物语》是日籍中日双语女作家元山里子的非虚构作品,描写了她的日本丈夫元山俊美和她的人生经历。

元山俊美横跨大半个20世纪的人生,亲身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目睹日本进入“和平宪法”年代,成为日本共产党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为日本侵华战争忏悔,与日本右翼分子不懈斗争,一生命运与近现代中日历史紧密相系。元山里子于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留学时与元山俊美结识,受到元山俊美多番指导和关照,在日本开辟了自己的事业道路,并与元山俊美结为伉俪,并肩作战,反对日本右翼势力。

元山俊美是农民的儿子,1940年被强制征兵,送到中国战场上,成为了侵略军的一员。在残酷的战场上,元山俊美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真面目,不愿意与中国人民为敌,对中国百姓友好,中国百姓也救他一命,甚至在战地里干杯,结下一段战争时代难得的友谊。战后,元山俊美加入日本共产党,成为坚定不移的反战人士和无产阶级社会活动家,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揭露731部队罪行、反对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反对参拜靖国神社而奋斗,终生为反战贡献自己的力量。2000年,元山俊美重回对他来说意义深远的湖南文明铺,捐植200株樱花,表示对战争的忏悔和对中国人民的歉意,祈愿中日两国永远和平。

本文为书中节选章节,叙述元山俊美被强迫征兵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与战争背景。

日本侵华老兵遗孀的战争记忆:1940年,丈夫被强征入伍

第二章 被迫成为侵略军的炮灰

第一节 强迫征兵,这回终于轮到他了

元山俊美是1940年被征召入伍的。他还不到20岁,满19岁的时候,厄运突然降临。

日本于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到1940年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日本为什么要跟中国打仗呢?这个问题不是本书讨论的范围。这里只是从元山的视角,看看那时日本国内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在日本把中国所说的“抗日战争”称为“日支事变”。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原因,是那时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共和国”,而不称“中国”。这是因为日本也使用汉字,在汉字中“中国”有“中央之国”的意思。所以日本人觉得使用“中国”这个词,自己好像被贬低,“吃亏了”。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当初不肯承认抗日战争是一场“战争”,而说这仅仅是一场“事变”。日本之所以这样说,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减小国际上的影响。因为把“战争”说成是“事变”,那就不存在“侵略”问题了。第二个目的,是为了欺骗国内人民,把年轻人骗到战场上当炮灰。因为听到“事变”这个词,一般人的感觉就是局部的、短暂的武力冲突事件,不会把它当作很严重的事情。那时的日本人都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所谓的“事变”居然持续了14年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向日本提出“不准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日本作为战败国,只得无条件接受。从此,日本的官方文件和正式媒体,都把“支那”改为“中国”。比如“支那文学”改为“中国文学”,“支那料理”改为“中华料理”,等等。在此背景下,日本当初所说的“日支事变”,也就改称为“日中战争”了。

当然,也有一些日本的极右分子坚持不改“支那”的称呼,有名的比如第14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过这种话只能在非正式的场合说,即使石原慎太郎也不敢在正式的场合说。

在二战前的时代,日本的官方和民间都把中国称为“支那”,把中国人称为“支那人”。本书在叙述二战前的事时,把当时日本的“支那”说法,一律改称为“中国”。

1937年时,元山只有16岁,按照现在的标准,还是个孩子呢。不过,元山在少年时代就立志要当一个政治家,所以他对政治一直很关心。然而那时的少年元山毕竟还没有社会经验,轻易就被日本政府的宣传所欺骗。元山说:“当时日本各大媒体都在说一件事,这就是,英美殖民主义者奴役亚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建立一个亚洲人的亚洲。”

日本政府提出“亚洲人的亚洲”口号,在当时的确极具煽动力。如果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亚洲地图可以发现,当时亚洲除了两个独立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沦为英美法等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剩下的两个独立国家,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就是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赶走欧美殖民者,建立“亚洲人的亚洲”,本来是一个正义的行为,可是日本政府却用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掩盖它背后的野心。日本政府其实想干的,是试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这也是日本出兵侵略中国的真正目的。可是在公开的宣传上,当然是不能这么赤裸裸地说出来。

日本在公开的宣传上,说日本出兵中国,是为了保护中国不再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是为了拯救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这种打着正义幌子的宣传口号,一度迷惑了很多日本人,特别是很多热血的日本青年。元山也一度被这个口号所欺骗,以为日军到中国去,是为了造福中国人民,是正义的事业。

为了强调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正当性,日本政府在国内大搞反西方反欧美的宣传,不仅禁止称赞英美的言论,甚至还禁止使用来自英美的词语,外来词语一律改为日本式词语。

比如,把“牛顿定律”改为“力学定律”,地名“新加坡”改为“昭南岛”,饮料“苏打水”改为“喷出水”,“咖喱饭”改为“辣味饭”,“华盛顿饭店”改为“东条饭店”,等等。由于禁止使用英文字母,连铅笔硬度的标志“HB”“2H”“2B”等英语字母也要改。“HB”改为汉字“中庸”,“2H”改为“二硬”,“2B”改为“二软”。

在日本政府的宣传氛围下,中日战争刚刚爆发时,大部分日本人对这场战争都是积极支持的,而且当时日本政府宣传说,这不过是一场“事变”,只要几个月就会结束。可是事实上,日本政府所说的“日支事变”,并没有很快结束,而是一年、两年、三年、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死在中国战场的日本青年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日本国内逐渐开始出现厌战的情绪。

长期的战争导致更麻烦的事,日本出现了严重的物资短缺。日本原本就不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无法承受长期战争的消耗,所以几年战争下来,日本的物资日益短缺,开始影响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了掩盖物质短缺,转移老百姓的不满,狡猾的日本政府想出一个“妙计”,就是搞一场政治运动,叫作“国民精神总动员”,简称“精动”。

二战前,日本搞过不少政治运动,最著名的当然就是这场“精动”。该运动的口号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灭私奉公”,第一项具体措施是提倡“禁止奢侈”,类似于中国的提倡“艰苦奋斗”。

“精动”运动开始后,日本的百货公司禁止卖高档商品,饭店禁止卖高档饭菜,提倡人们吃最简朴的“太阳旗便当”。所谓“太阳旗便当”,就是一盒米饭没有任何菜,中间只放一粒红色的酸梅下饭,看上去很像日本的国旗太阳旗。

“精动”运动特别号召人们灭私奉公,并把每个月的头一天定为“兴亚奉公日”。在这一天商店、饭店等一律关门休业,人们义务劳动一天。“精动”运动还涉及到人们的私生活,女人禁止烫发,男人穿国民服。所谓国民服,类似于中国的中山装。

随着战争的进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强征入伍,但元山一家和元山本人,都认为自己不会被征召入伍。这并不是侥幸心理,而是因为元山这样的火车司机属于稀缺人才,不是随便找个人都可以开火车的。稀缺人才不上前线,这是一般战争的常规,除非战争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时刻。所以,元山接到征召入伍通知书时,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元山家人和村里的乡亲们得知元山被征入伍,也非常吃惊,大家暗地里想:“连火车司机都要应征入伍了,可见中国的战事并不是报纸上宣传的那么乐观。”

元山收到征兵通知书后,不得不去军队报到,正式入伍。元山入伍后,经过两个星期的简单军事训练,马上就派他们到中国去。在出征去中国之前,元山等新兵被允许回老家向亲人告别。

元山老家村子的乡亲们听说元山回来告别,都遗憾地说:“唉,不该来的还是来了。那个"谷本屋"的俊美君,多好的一个年轻人啊,可惜啊,还是被军队带走了。”

虽说当时日本报纸上宣扬什么“光荣的出征”“载誉的远行”等大话,但一般老百姓并不掩饰自己痛楚的心情。

元山满怀复杂的心情,临赴中国战场前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乡亲们为他举行一场盛大的送别大会。新入伍士兵一般都是穿着刚刚发下来的军服回乡告别亲人,可是元山却没有穿军服,而是穿着一身西装回到家乡。这身西装是元山考上火车副司机时,用多年积攒的钱特别买的一身高级毛料西装,作为庆祝和纪念。因为元山平时在到处是煤灰的火车头里开火车,这身西装一直没有机会穿。元山这次穿上这身笔挺的高级西装,完全是一副学者的样子,而不像是一个士兵。

那时日本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人们穿西装,但在铺天盖地的反西方宣传浪潮中,大家都悄悄把自己的西装压在箱底,不敢穿出来。元山家乡的小学校长以往一直都是穿西装的,表示自己是知识分子,可是现在校长也脱下西装,穿起四个袋子的国民服,一副随时准备尽忠报国的架势。在这种氛围下,元山居然穿上一身崭新的西装,出现在自己的家乡,让乡亲们大为震惊。

元山后来说:“在那种形势下,我穿着西装回去告别,确实是非常异类的行为。我穿着西装坐火车时,突然有一个人坐在我旁边,这个人一路上板着脸,一言不发,双眼瞪着我。等火车快到站时,这个人又不声不响地消失了。后来我才明白,我被当局注意了,那个人就是监视我的警察。”

当时日本有所谓的“特高科”警察,专门监视人们的思想,抓思想犯。那时候穿西装的人,一般被认为是亲西方分子,或者是反战分子。元山因为不合时宜地穿着西装,所以被“特高科”警察注意了。

元山为什么要穿西装呢?他解释说:“我那时还没有反战的觉悟,还深信日本政府所说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正义的事业。我之所以穿西装,并不是意味着我要亲西方或者反战,我只是想给父母看看我穿西装的样子。”

前面提到,元山曾经答应父亲,将来要做一个政治家,父母也一直期待元山能成为一个政治家。当时日本人心目中政治家的形象是穿着一身西装,而绝不是穿军装的。元山说:“我想我可能会死在战场上,这次可能是父母最后一次见我。我想让父母看见我穿着西装,一副政治家的模样。这样父母想起我时,是一副西装革履的政治家形象,而不是与我们本来无缘的军人形象,至少可以让父母心中得到一些安慰。”

在送别会上,人们手里摇着乡公所分发的太阳旗。元山一站到台上,人群里就掀起一个小小的声浪“哦……”好像惊诧元山的西装,也好像点赞他的勇敢。

元山面对与他含泪惜别的乡亲们,已经想好的一段发言,一时间说不出来。最后,元山嗓音哽咽地对乡亲们说了唯一的一句话:“我不在的时候,请各位多多关照我的父亲母亲,多多关照我的妹妹。”

元山后来说:“我那时心中并没有任何光荣感,也没有悲壮感,只有一种无奈的惆怅感,一种对父母的不舍,一种对妹妹的不放心。自己离开日本,瘦弱的妹妹承担得起照顾父母的重担吗?这个担心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了我的担心,妹妹变成了驼背的残疾人。”

送别会上来了两个记者,按照规定,要给即将离别的元山与家人合影留念。但记者却不肯给元山照相,说:“你必须脱下西装,换上军装,否则我们不给你照相。”

元山不想跟父母照一张穿军装的合影,可是记者不给他照穿西装的照片,元山只好脱下西装,换上军装,与父母合影留念。在与母亲合影时,元山母亲想着儿子这一去,不知能否活着回来,情不自禁地拉住元山的手。可是元山很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母亲手拉手,好像没有男子汉的样子。所以元山没有多想,就挣脱了母亲的手,并且把手藏到背后。

挣脱母亲的手这件事,成为后来元山军队生活中的一个懊恼的源头。母亲那悲伤的眼神总是在元山心中挥之不去。元山想:“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家一定要郑重地向母亲道歉。”

五年后日本战败,元山回到家乡,果然郑重地向母亲道了歉。母亲说:“那时我想拉你的手,是我怕以后再也不能摸到你的手了,所以想最后摸一摸。那次没有摸到你的手,我真的感到很遗憾。现在看到你平安回来,我的遗憾也就没有了。现在想起来,幸亏当时你甩掉我的手,不然也许就没有你今天活着回来的幸运了。”

送别会之后,日本山阴地区突然大雪纷飞,夹着太平洋上刮来的冷风,似乎让人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妹妹偷偷地对元山说:“但愿大雪再厉害些,火车无法开动,你就不走了。”

元山心里也是这么盼望着,可是不久大雪偏偏又停了,火车又开动了,元山不得不离开家乡。妹妹送元山到火车站台上,在火车开动时,妹妹伏在元山耳边,悄悄地说:“阿哥,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呀。”

元山听到这句话,心中一紧,眼泪夺眶而出,洒落到白茫茫的雪地上。

火车吐着白烟,越开越快。那个元山走过不知多少遍的家乡小火车站,连同妹妹孤单的身影,在元山的视野中越来越小,后来终于看不见了。元山心中对自己说:“啊!我的家乡,我多么爱你呀。即使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一定要回来。”

摘自《他和我的东瀛物语》,花城出版社,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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