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褚时健去世以后：一部新中国商业简史

海明威《老人与海》：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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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人生无数的风雨后，3月5日下午，中国最具争议的企业家、91岁的褚时健，安静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途。

时间回到1949年，云南。

那一年，1928年出生、21岁的褚时健参加了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担任边纵游击队2支队14团9连指导员。

日后，褚时健将以创造“红塔山”商业帝国，和在巅峰陨落之后，又重新崛起创造“褚橙”而闻名。

1949年是江山鼎革的年份，也是孕育着此后改变中国的企业家的年代。

那一年，1937年出生就逢淮河水灾，日后以售卖“傻子瓜子”闻名的年广久（1937-），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几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到处乞讨，而后又跟着父亲到处走街串巷卖水果。

同样是1949年，1939年以“遗腹子”出生、随后被送入广州东山区孤儿院的李经纬（1939-2013），从几岁懂事开始，就给人擦过皮鞋，做过印刷工人，还在戏院给有钱人打过扇。日后，李经纬将创造一个著名的品牌：健力宝。

与他们相比，出身不知优渥多少倍的贵族公子荣.毅.仁（1916-2005），也在33岁这一年，在诚惶诚恐中迎来了1949。

当时，荣氏家族成员蜂拥外迁离开大陆，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则在布局将儿子荣尔仁、荣研仁送往香港和海外后，自己决定和四儿子荣.毅.仁留守在大陆观察形势。

荣德生对儿子们说：

“我自问平生未曾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2

但时代的风潮，即将剧烈改变一代人的生命轨迹。

进入1950年代，曾经参加过游击队、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褚时健，从云南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的任上被打成右派，并被下放农场改造。

在大陆1956年开始，针对民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开始了，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绝大部分私企就被集体收归“国有”。

就在这场运动的前夕，在1956年初南下考察时，毛.泽.东就对当时仅有40岁的荣.毅.仁说：

“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你要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的命运。”

随后，剧烈的“公私合营”运动开始，面对一生财富和所属企业的破灭，当时，不少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将自家产业送去搞“公私合营”，晚上则在家里抱头痛哭。

对此，出身金贵的荣.毅.仁说：

“我的企业已经实行了公私合营······我已经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1950年代，毛泽东接见荣.毅.仁

尽管如此，文.革.期间，荣.毅.仁仍然被发配去运煤和打扫厕所，后来，他的食指也被红卫兵打断。荣.毅.仁的独子荣智健则被发配到四川凉山，每天跟民工一起抬石头、挖土方。

在时代的风潮前，1963年，只是想安心当个小贩的年广久，也因为走街串巷卖板栗、犯了投机倒把罪，被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

1966年后，年广久更是成为他所在的安徽芜湖的政治“运动”批斗对象，成为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字报矛头和焦点，尽管经常被抓，但每次只要一出来，年广久就开始偷偷干活。

“不让卖板栗，我就卖瓜子。”

后来，年广久回忆说，文.革.期间，他经常“偷偷摸摸”干活：

“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气干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

年广久做生意慷慨，人家买了一包瓜子，他还会另外抓一把送给别人，人家不要，他还硬往别人身上塞，年深日久，别人都习惯喊他“傻子”，“傻子瓜子”的名头，也由此开始传开了。

2000年前后，年广久曾经回忆说：

“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那时的100万，能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

3

时代的风潮扑面而来时，你甚至不知身处其中。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启动后，邓.小.平亲自召集荣.毅.仁等原来的工商界大佬座谈，并向荣.毅.仁征询改革开放的发展意见，对此，劫后重生的荣.毅.仁，提出了引进外资兴办实业的建议，在中央的支持下，荣.毅.仁开始主持创办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

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信”（CITIC）的由来。

▲邓公接见荣.毅.仁。

对于这位在资本家与政治家身份之间切换自如的老人，香港记者后来这样形容改革开放后的荣.毅.仁说：

“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器宇轩昂的感觉。”

同样捕捉到时代风潮的还有年广久。

眼看瓜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决定扩招工人和扩大生产，没想到他的扩张计划，却遭到了他当时的妻子耿秀云的激烈反对：

“你坐牢还没有坐够么？”

在妻子耿秀云看来，年广久这个人老是做“投机倒把”的生意，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还没长“心眼”，实在太“危险”了。

后来，耿秀云跟年广久离了婚。

▲改革开放后，年广久在卖瓜子

但年广久够“傻”，他开始扩张，将自己的瓜子生意从一个人，做到了100多人的小工厂。

这在当时，绝对是数一数二的私人“大企业”。

年广久人也高调，发财后，他喜欢穿得整整齐齐，戴着金戒指，梳一个大背头，在那个年代，他是时代风潮里的“高富帅”。

有一次，年广久把花花绿绿的人民币铺满了整个院子和屋顶，有人讽刺他“胆子不小”，没想到年广久却哈哈大笑说：

“我钱都发霉了，不晒怎么办？”

对于这个1980年代初的“异类”，很多人都“看不顺眼”。

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说法，雇工20人以上是属于“资本家复辟，是剥削”，于是有人开始向上举报，这事甚至惊动了当时的安徽省委，安徽省委于是专门派人下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专门写了报告上报中央。

在这风口浪尖时刻，邓.小.平的一席话最终挽救了年广久，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此时的年广久，并不知道来自邓公的一席话最终挽救了他，使他得以免于牢狱之灾。

▲邓公的讲话，拯救了年广久，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但是到了1.9.8.9年，许多人还是觉得年广久有问题，当年，安徽芜湖再次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进行立案侦查，1991年，安徽省芜湖市中院最终对重婚的年广久，一审以“流氓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又是在这个时候，邓公再次拯救了年广久。

1992年，南巡的邓公在提到年广久时说，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后来获救的年广久非常感激，在后来给自己印刷的名片背面，他特地打印上了邓.小.平当初的讲话，以表示对邓公的感激之情。

4

也就是在时代的风潮中，同样劫后重生的褚时健，开始了他缔造烟草帝国“红塔山”的里程。

1979年10月，在被下放农场改造多年归来后，农民出身、当过游击队员、做过科长、下过农场的褚时健，正式出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

创立于1959年玉溪卷烟厂，在创立之初曾经有过30多台卷烟机，和30多名当时从上海来的卷烟师傅，在1950年代属于国内领先，但1960年代文革开始后，玉溪卷烟厂内部也开始了剧烈的武斗，这使得卷烟厂几乎面临毁灭性的打击。

面对1978年改革开放的开始，坐处云南玉溪的人们还懵懵懂懂，恍然不知中国即将发生的剧烈变化。

大破的年代亟需大立。

挎过枪、经历过生死的褚时健向来以“敢干”闻名，随后他向当时的云南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请示说：

“我去烟厂，书记要给我一把尚方宝剑。”

为了避免自己大刀阔斧的改革遭遇阻力，褚时健对当时的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说：

“我是一个外派领导，您也知道玉溪卷烟厂的情况，人事关系比较复杂，派系斗争依然存在。我夹在中间必然很难开展工作，您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能改变这种情况。希望您答应我一年内，凡是到地委告状、请愿、上访等闹事的人，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

听完褚时健的汇报，胡良恕随即一口答应，并将此事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写入文件，随后，拿到“尚方宝剑”的褚时健，也开始了对玉溪卷烟厂的改革历程：他先是从英国购入最新的卷烟机，又延请美国的烟草专家来进行技术指导，还从内部改革上班制提高生产效率。

褚时健的改革，使得玉溪卷烟厂开始一飞冲天，当时，由玉溪卷烟厂出产的红梅、阿诗玛、红塔山成为全国畅销的名烟。到了1987年，玉溪卷烟厂当年上缴利税7.63亿元，1988年上缴利税提高到11.9亿元，1989年，上缴利税数字提高到20.3亿元。

1.9.8.9年后，随着经济的动荡下滑，全国很多名烟价格开始滞销降价，但玉溪卷烟厂的系列产品却热销依然，价格岿然不动。而到了1993年，玉溪卷烟厂仅仅“红塔山”一个单品，当年创造利税就达到了45亿元，另外创汇达1.5亿美金。

▲褚时健

历经十几年的改造，褚时健最终将玉溪卷烟厂从一个濒临倒闭的边陲小厂，塑造成了一个辉煌鼎盛的“红塔山”帝国，此后，出任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褚时健，又将云南红塔集团拓展到了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并相继入股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

而在当时，红塔集团上缴的利税，在巅峰时期甚至占据了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对此，当时一位上级领导在考察红塔集团后说：

“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

对此，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褚时健非常得意，有记者描绘当时褚时健的出行盛况说：

“开在前头的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二十多辆以‘O’字开头的政府车，甚是壮观。”

5

1980年代，是属于改革者的时代。

1983年，32岁的王石决定辞去在广东省外经委的工作，随后乘坐火车来到深圳，仅仅用了三个月，王石就通过倒卖玉米饲料赚了30万元，但没想到随后由于经营不慎，王石又亏了70万。

在此情况下，王石孤注一掷，只身飞到东北，在没有钱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就向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预支了2万吨玉米。

通过倒卖这2万吨玉米，王石赚了300万元人民币。依靠这倒卖玉米赚来的300万元，1984年，王石在深圳创办了万科的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由此开始了他一手缔造万科商业帝国的履程。

后来王石回忆说，他当时之所以敢如此冒险，别人又能让他不付钱先提货，一方面是因为他当过兵，在工厂当过工人，文革时还跟别人路数不同进过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读过很多书，心理承受能力和实操能力都很强。

当然，王石不会告诉别人的是，他当时还有一个好岳父。

▲王石

与此不同的是，孤儿出身的广东佛山人李经纬，给人擦皮鞋、当印刷工人，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到了1970年代，由于喜欢玩球，时来运转的李经纬，竟然被佛山三水县体委的人看中，由此进入体制，后来当上了三水县体委副主任。

与别人套路不同的是，李经纬却是“亲下不亲上”：作为县体委副主任，他却在球场外给球员们提鞋，为了让运动员们在革命年代能吃上饱饭，他绞尽脑汁，后来，到处受到排挤的李经纬，被调到濒临倒闭的佛山三水酒厂当副厂长。

那时候，人们经常看到当厂长的李经纬，每天亲自背着米酒，到佛山和广州挨家挨户推销。

也就是在这时候，当时广州体育科学研究所研发了一款新式饮料，据称既可以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普通人也能喝。但当时的各个厂家对这款新发明嗤之以鼻，普遍不屑一顾，没想到李经纬却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他将发明饮料的专家教授们请到广东佛山大鱼大肉招待，最终经过3个多月时间、130多次试验，做出了一款橙色的、含碱电解质的饮料。

这，就是日后一度风靡中国的“东方魔水”健力宝。

经过一系列的关系和营销，1984年，健力宝成为了当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指定饮料，随着1984年奥运会上中国队实现金牌零的突破以及集体爆发，健力宝也借助当年的奥运营销闻名全国。

到1985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650万元，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飞涨到了50亿元，由李经纬一手缔造的健力宝，最终跃居成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中国饮料行业龙头。

在最紧俏的时候，佛山三水到处都是前来给健力宝拉货的大卡车，当时，一车皮健力宝的批条，就被炒到了2万元，而当时一个普通人的月工资，也不过才几十元。

▲健力宝品牌创始人李经纬

6

但改革中分的1990年代，也成为了改革开放最早一批弄潮儿的分水岭。

1991年，在王石的主持下，万科在深圳正式上市，万科同时也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第二家上市公司，是中国实行现代化企业治理的最早开拓者之一。

而由于邓公的一席话，得以从牢狱之灾中获释的年广久，则在此后的个人感情变故和家族纠纷中，遗憾地未能将傻子瓜子发扬光大，在日后，他始终坚守着安徽芜湖的故乡，幸运地坚守大本营，也遗憾地因此未能走得更远。

▲2018年，81岁的年广久仍在亲自卖瓜子

而一手打造了“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健力宝的李经纬，则由于市场多元竞争的崛起，以及与佛山三水政府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健力宝品牌的衰落。

1997年，为了实现企业更好发展，李经纬试图将健力宝总部搬迁到广州，这让当时财政、就业和GDP极度依赖健力宝的佛山三水措手不及，当地主管人员亲自找到李经纬，试图挽留健力宝，没想到“不识相”的李经纬直接拒绝。

但李经纬始终未能认识到的一点是，健力宝无论如何，始终是个国企，而李经纬，只是政府派出的职业经理人而已。

由于企业与上级关系的僵硬和内耗，到了1999年，随着娃哈哈、乐百氏的飞速崛起，健力宝却始终停滞不前，到了2002年，佛山三水政府最终决定以作价3.38亿元的价格，将健力宝转卖给浙江国投，并由当时年仅28岁，据称具有“特异功能”、擅长以气功治病的“大师”张海出任健力宝集团总裁。

随后，作为企业创始人和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李经纬及其团队最终被赶出了健力宝。

就在2002年的健力宝转售签约仪式上，有记者拍到李经纬默默坐在会场一角，“含泪仰天，不发一语。”

签约仪式9天后，李经纬在家中突发脑溢血。自此之后，一病不起。

▲2002年，李经纬被记者拍到在健力宝转售仪式上“仰天含泪”

李经纬病倒后，2005年，入主健力宝的张海最终因涉嫌做假账、虚假投资、侵吞健力宝资金等问题被广东佛山警方拘捕，随后，张海被以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判刑10年。

而2011年，李经纬也由于涉嫌贪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

2013年，李经纬最终因肝癌去世，享年74岁。

7

而1995年，68岁的褚时健，也迎来了他生命中的黑暗时刻。

当年2月，中央纪检委收到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称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通过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向褚时健家人行贿而取得卷烟指标，并因此获利800多万元。

当时，褚时健从1979年起，将云南玉溪卷烟厂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地方小厂，一手打造成为当时位居亚洲第一的烟草公司，而有人折算过，褚时健在云南玉溪卷烟厂效力的18年间，总共为国家创造利税超过991亿元。

但是当时褚时健的月薪，却仅仅只有3000多元，全年薪酬加奖金一起，也不过才4万多元。

对此，后来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很感慨地说：

“作为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褚时健一年的收入，竟不如那个时期的歌星登台唱一首歌。”

在被监禁调查的过程中，1995年，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在监狱中自杀，在得知女儿自杀的消息后，褚时健泪流满面，他喃喃自语地说：

“我对不起姑娘，她一直喊我退休了、退休了。映群自杀了，我对不起姑娘！”

而就在褚映群自杀的1995年，红塔集团连续六年位列“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前十强、且是1995年度，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第二名。

1996年12月，褚时健最终在任上，被从边陲小城云南河口带走，1999年，褚时健最终被以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

一代中国烟王最终陨落。

▲褚时健在法庭上

对此，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说：

“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但是褚时建18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当时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他的错误有不可回避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在为褚时健进行法庭辩护之前，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亲自约见我，鼓励我充分尊重、运用法律为其进行辩护，关心、惋惜之情自不必多言······后来我之所以提出‘富庙穷方丈’的辩护观点，是因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我不是为了帮助他开脱罪责，而是希望警醒社会、警醒政府，对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些特殊事件应该特殊应对。”

褚时健案件，最终也引发了国家对国企高层薪酬改革的反思，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2000年，云南红塔集团新任总裁年薪，直接从年薪4万元，提到了100万元。

不得不说，褚时健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说：

“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企业家都成为了牺牲品，褚时健个人的悲剧就在于红塔集团当时属于政府严格管制的企业，应该拿到的收入没有得到。”

后来，褚时健对人回忆说：

“大概盛极必衰，我其实也还是天真了。”

8

就在很多人认为褚时健将从此沉沦的时候，这个老人却迎难而上。

2002 年，74 岁的褚时健因患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

在拒绝了去烟厂做顾问，考察过卖米线等生意后，褚时健最终决定在云南种橙子，在东拼西凑借了1850多万元后，褚时健最终在云南哀牢山租了2400多亩山地，开始了自己的二次创业。

很多人在借钱的时候都跟这位倔强的老人说，“不用还了。”但74岁的倔老头褚时健，硬是凭着自己的坚韧、毅力和才华，到2007年基本还清了种橙子的借款。

当时，一位退休工人听说老厂长重新创业，坚持要给褚时健200元，褚时健不肯接受，没想到这位老工人却哭着说：

“你以前对我们好，现在落难了，这个钱你一定要收下。”

▲保外就医后，褚时健开始了自己的二次创业

2003年夏天，当时正是褚时健最困窘的时候，万科的创始人王石特地到云南哀牢山看望褚时健，王石亲眼看到，为了节省20元，褚时健一直在跟别人讨价还价。

橙子树从种下到结果，至少要几年时间，当王石问什么时候能挂果时，褚时健自信笃定地说：

“从果苗种下地，生长稳定到挂果，起码要四五年的时间。到挂果时，我就差不多80岁了。”

人生可以战胜一切，唯独不能战胜生命和时间，但褚时健，却选择了向生命和时间宣战。

后来，王石感慨地说：

“我非常受启发。褚时健居然承包了2000多亩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2000亩橙园和当地的村寨结合起来，带有扶贫的性质，而且是环保生态。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2009年以后，褚时健种的冰糖橙开始产量大增，到了2012年，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本来生活网的创始人喻华峰，也开始助力褚时健进入电商平台销售，当时，本来生活网给褚时健种的橙子命名为“褚橙”，他们打的口号是：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橙）”。

随着褚橙引爆网络，褚橙的销售也开始打开了全国市场，后来，人们将这位74岁重新创业的老人家种的橙子，称之为：

“励志橙”。

最爱君无意为任何人做广告，但不可否认，最爱君对褚时健和他同时代的企业家，满怀深情敬意。

王石后来感慨地说：

“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谷底之后的反弹力。”

尽管见证过他从巅峰陨落，但经济学家郎咸平也说：

“更多的人愿意以崇敬的心情和诗意的笔触，去描述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2017年，当时坊间传言褚时健“去世”了，在后来出面辟谣时，褚时健说：

“朋友是真诚的，媒体是公道的。这么多人关心老褚，把我的事情当做他们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人生能够做到这一步，我满足了。”

当过游击队员的褚时健说：

“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做人的魅力在于，你是否是真实的自己。”

尽管生命已进入最后时刻，但褚时健仍然坚持尽可能每天、都要上山看看自己的橙子树，然后下午午睡，晚上一定准时看《新闻联播》，就在褚时健去世前半年，2018年10月，经历了婚变和“宝万之争”的王石，特地再次上云南哀牢山看望褚时健。

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王石发了一张他站在哀牢山上一颗菩提树下的照片，王石写道：

“人与植物哀牢山褚橙园：17年前（2002年），74岁的褚时健老先生创建橙园时，这棵菩提树就生长在山头上了，见证着褚橙园的艰辛汗水和成功喜悦……菩提树（桑科榕树属），落叶乔木。菩提一词为古印度语Bodhi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用以指人豁然开朗，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佛祖是在此树下‘成道’，此树便被称为菩提树。”

就在去世前，有记者问褚时健，死后想在墓碑写什么？

褚时健只回答了五个字：

“褚时健，属牛”。

就在昨天，2019年3月5日下午，这位一生倔强的91岁老人，最终安然离世。

而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道：

“要保持头脑清楚，要懂得怎么才能受苦、也像个男子汉的样子。”

他配得上一位男子汉的模样。

参考文献：

迟宇宙：《致敬与悼念：褚橙的意识形态》

棱镜：《褚橙创始人褚时健病逝 一段商业传奇落幕》

云锋金融：《褚时健一生：浩荡沉浮与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