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记游杂记、散文

“记者，所以备不忘也”。凡是很难归属的杂品文字，都称为杂记文。现存最早的记体游记文是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主要内容是记录汉光武帝封禅泰山的经过。以杂记形式记写游历生活，在唐宋前己有了很好的开拓。到了唐宋，这种记游形式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古文运动的推动。

唐宋以来“古文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骈文，倡导散体古文，到了韩愈、柳宗元那里，终于彻底打破了六朝以来的骈体文的统治地位，经过几代文人的不懈努力，涌现了韩愈、柳宗元、苏轼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开创了一种便于自由写景、抒情、言志的散文新传统。

三、记游序、赋

“序”体文与游记建立关联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诗词之序。作者游览之余，赋诗词言志，以小序描述游览状况，或对一些相关事实情况作一些交代，这种序往往和诗词连为一体，不可分开，需要展开对读，方能一窥全貌；

二是相送友人的赠序。交游是出游活动的…项重要内容，相送友人同时则有可能伴随着游览活动，并在赠序文中加以表现；

三是宴序，可称为“宴游记”。往往诗意地展示了出游生活的一个侧面，这一类中也有不少作品，这类作品虽有序之名，而无“序”之实，只是借用了“序”的名号而已。

游记中用赋来表现出游生活的，其源头可上溯到屈原的《哀郭》、《涉江》等。初唐王绩的《游北山赋》是最典型的文人赋体游记；中唐的李德裕在贬南途中作有《畏途赋》，融入情感，总结出仕途之险甚于山川之险；到了宋代，游记赋则以苏轼的《赤壁赋》为代表，充满了诗情画意而又饱含人生哲理。

唐宋岭南贬官游记类型

从抒情、状物的角度将游记类型分为表现型游记，再现型游记以及宴游文学，表现型游记以山水游历、景物描写为铺垫，山水描绘处于从属地位。

主要表达内心的情感，或抒发哲理，或表现审美的意境；再现型游记以真实记述游历所见、描摹山水为主，而感情的抒发、议论的表达则处于从属地位；宴游文学是游记类型中较特殊的形式，其作品通过再现描述宴饮与游赏的情景，表达作者的经历或者感受，以及对宴客宾主的感激之情。

一、表现型游记

表现型游记作品以山水景物为背景，以景兴情，借景抒怀，或直接吐露，略无隐遁；或运用烘托、渲染、暗示等手法，间接表达某种内心意境，这类作品，主观的感情色彩浸透于对客观生活的再现，主观因素处于主导地位，形成了表现型的抒情性作品，包含记游散文和抒情诗词，这类作品，基于客观的景象，反射主观的情感，把自己强烈的爱恨情仇抒发出来。

表现型游记到了宋代以后注重说理和议论，在描写游览景色之后，借景谈理，借古喻今，具有思辨特性。表现型游记作品较多地表现了作者的心理状态，对于其审美心态的研究较为直接，可以较好的把握其审美发生、审美感应和审美心境的全过程。

二、再现型游记

再现型游记作品传承于郦道元开启“模山范水”的传统，初唐游记散文中赋、序依然是游记文学的主要文体，而且以序为多，基本用骈文写成，兼而抒发议论。后来有元结、柳宗元等人幵启古文运动而进一步凸显了再现型游记对于客观景观的描述，这种文学形式的形成意味着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与阐释趋势的凝结。

之后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尚实的文学创作精神得以推广，特别是柳宗元“永州八记”记游散文范式，更得到了诸多认可与描摹。从这个特定意义上来看，宋代存在大量的以再现游览途中山水之美为主的游记散文，既说明柳宗元创立的记游散文对后来的极大影响，又表现相当多的作家对记游散文质的规定性体认与把握。

三、宴游文学

宴游，顾名思义，以宴伴游，或为游举行宴会。宴游之风，魏晋时期就已经大为盛行。兰亭集会更是留下文人宴游的千古佳话。到了唐代，最为著名的宴游是曲江宴，就是皇帝在曲江宴请新科进士和朝中重臣的大型宴会。

当然，除了官方举办的宴游，文人私下也经常集会宴游。私人宴游，因多为文人，更能惬意率性，情感也就更加热烈奔放。即便是贬官，也一样举行宴游活动。高宗时，先后有四位名臣被贬到岭南，到了那里之后，他们继续举办率真会：即折彦质昌化军真率会、朱翌韶州真率会、和李光昌化军真率会、胡寅新州真率会。

贬官审美心态的表现形式

审美心态在本质上具有超越性、愉悦性和普遍性特点，并且审美是文化心态的外部表征，是审美创作或审美接受主体内在心理结构的外化表现。按照荣格的心理类型分类，人具有内倾和外倾两大类型，在实际生．活中总是某一种倾向占据主导优势。在贬官审美活动中，主要存在两种表现形式：悲怆和释然。

—、悲怆

贬官失意的士人自先秦就有，有具体贬官文学作品的自然非屈原莫属。作者都是因为感伤国事而心生郁积，出现了“不寐”的焦虑和无处诉说的苦楚，才在自己内心激起出游的愿望，试图通过远游来摆脱尘世的忧虑与烦恼，纾解心中的垒块。

而这种传承到了汉代的贾谊《吊屈原赋》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贾谊谪宦长沙，途径湘水时触景生情，凭吊屈原以自伤，他感慨世道的糟乱，“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渴望做个飘逸隐士，“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以此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不过通过这样的表达，反倒是更把贾宜寂寞、孤独、愁闷的心情显露无疑。

愁闷固然有制，愤懑也是从不缺席。忠而被贬，贤而遭迁，那自然不是愉快的事情，“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让人心生愤懑，不鸣不平。对贬官而言，惨遭贬谪的遭遇铭心镂骨，更有难以启齿之痛，故多用象征、比兴等艺术手法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寄孤愤于其中。

贬官遭到“生存空虚”的困惑，治国齐家的人生口标和致君尧舜的政治志向都因贬谪而变得望尘莫及，失去了生活目标，在内心深处，参政意识使他们对自身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

但随着原有的生活轨迹被扰乱，贬宫的使命感和价值观都变得模糊起来，在他们出仕时，感受到的是官场的险恶和不如意，又会因不能鹤立鸡群而邑邑。这是中国两千年来士人大多而临的窘迫处境，士人们的焦虑与自卑也油然而生。

二、释然

当思想深刻的作家苦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不选择死亡，那肯定要通过文学创作来缓解与释放心中的焦虑。这些创伤体验与创作作品之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虽然不同时代的文人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把环境的影响突显出来了。

总之，自卑感无时不困扰着贬官，促使他们产生表达的意愿，而创作无疑是最佳的途径，从而使创作者的心理痛苦有所承载，借助文学和艺术来塑造探索人生的真谛，最终摆脱自卑，成就自我。

面对这种“生存的挫折”，走出宫廷，与山水融合、与百姓融合、与本我融合，于是才有了人生的悟彻，有了人性的复苏，贬官游记正是这种人性复苏的表现，虽然贬官仍有壮志难酬，抑郁难伸等愤懑，但通过游历活动及游记文章的创作，寄情山水填补内心交虚、抚平愤懑心绪，让自己处于出世入世之间，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一种特殊景观。

创作游记作品的贬谪士人，他们出游的动机与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美的需要，但这远远不够，他们还要写出来，只有写出来，才能最人的张开心灵，解决内心的苦痛。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实现了一个“出游者”到“作者”的转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