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情感记忆南京大屠杀

编者按："南京大屠杀"对国人的情感记忆确实是一场灾难。但是如何来看待这次灾难?仅仅通过对数字的抽象思维或者是义愤填膺的情感就能记忆它么?

"仇恨的思维模式只能带来屠杀的合理性，处罚性的解释和开脱罪责的解释都不能令这场灾难更具警示意义，也不能形成自我认识的途径。如果我们认定通过道歉或报复就可以软化对这个人类灾难的记忆，未免就事论事。"

按照犹太裔德国汉学家舒衡哲的观点， 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

他说："我们常常说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兵杀害了中国南京30万人， 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抽象化了。"

在他看来，这些数字虽然看起来很触目惊心， 但以这种概括的方式去总结历史， 大屠杀真正意义反而在数字的抽象中被淹没。

1937年底，侵入南京的日军将中国军民押到下关江边用机枪射杀，尸体堆满了江边。此照片由日军目黑辎重兵联队兵站第十七中队村濑守保拍摄

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活埋中国士兵的情景

◎舒可文

有关美国纪录片《南京》的消息，从7月3日开始，持续出现在各地报纸娱乐版上。这部根据张纯如作品《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改编的纪录片，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7月13日，在北京望京星美影城二号厅，我和另外4个同伴完全沉默地观看这部纪录片，直到走出影院，我们仍然不知道该做何议论。这个纪录片以第三者的立场，呈现给我们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最迫近的一个问题与所谓"中国版《辛德勒名单》"的广告语相关，作为叙述者，制片人和导演确实有效地完成了"辛德勒式"的人道主义叙事，而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南京》不是一个真相告知的环节，它在美国引起的震惊让人不可避免地对比犹太人大屠杀和广岛原子弹爆炸在世界范围的被熟知，它还在不经意间对比出对个人情感和处境不同的记忆方式，以及对记忆不同的叙述方式。

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并不是一个被淹没了70年的灾难，在屠杀开始的第三天，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就刊发了记者斯蒂尔发自南京的报道，说他最后看到的是约300名中国人"井然有序地遭到处决，尸体已堆积到膝盖高"。12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记者德尔丁发自上海的报道，他在12月15日以前在南京目睹了日军破城后最初几天的暴行。但在冷战开始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息和研究就从美国民众视野中消失了。这当然与当时美国的对日政策有关。美国是保留南京大屠杀资料相对集中的国家，但迟至1996年8月，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才举办了"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展览，首次向公众展出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传教士的信件、日记、笔记、照片等资料。关于集体屠杀的痛苦记忆就这样被国家关系的策略所遮蔽。

而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真正的相关研究从1982年才真正开始。受害者本身的沉默是原因之一，此外，5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发生了什么?第三者立场的美国教授布鲁玛说:建设新国家、朝鲜战争、大跃进需要的豪迈英雄气概，电影里那些手握陈旧武器却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抱头鼠窜的战士显然比在南京殉难的无助市民要合时宜。以色列也有类似的轮回，以色列建国15年后，大屠杀的幸存者才开始打破沉默，讲述自己的故事，苦难和沉痛依旧，时光的流逝减轻了讲述者身上背负的羞辱感，而基布兹社区中犹太复国主义充满自信、勇敢勤劳的英雄形象开始褪色。如同以色列作家奥兹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里那个复国主义新青年，依照新的价值观，他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因为你压抑着一种更为深刻的记忆。

个人记忆为什么能被压抑?在这种课题中，社会学家分析了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粘连:如果没有社会记忆以及历史学家通过史料形成的历史叙述作为背景，个人记忆难以形成确定的结构，也缺乏讲述方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时隔多年，幸存者们才能够讲述自己的记忆。但是又如何解释"二战"犹太人状况的研究者瑟奇(Serge Klarsfeld)(其父死于奥斯威辛)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二战"后，许多学者在叙述大屠杀种种独特的历史事件中，尝试寻找到适当的表述形式，纪实文学或传记的手法被大量运用来描述那些惨绝人寰的经过。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显然是运用了这种表述形式，这一点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网站上充分体现着。

打开纪念馆的网址www.yadvashem.org，首页是一个大眼睛的带着灿烂笑容的小女孩，她的照片带领人们打开遇难者名单，名单第一页是一对母女的照片，她们也有着灿烂笑容，幸福地相依着，这是玛格丽塔和她的女儿黑尔佳，有一段文字讲述了母亲的出生日期，结婚日期，女儿的出生日期，她们生前生活的城市，照片是母亲的兄弟拍摄的等等个人情况。这个"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在2004年建成。这个数据库可以查询到300万左右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在这里查询者看到的不是数字，而是名字和名字背后那个有个人生活的人。待我再登录到南京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网站www.nj1937.org，首页中栏是相关新闻，第一条是驳斥日本右翼言论的，第二条是《南京》在南京首映的报道;右栏是为纪念馆捐赠的账号，下面有滚动的受难者名单。

我没有去过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2006年12月10日参观柏林的犹太人博物馆的经历带给我的感受却对应地回想起来。这个博物馆建于1995年，建筑本身就表现了极强的暗示性，整个造型从被扭曲的犹太六角星标志而来，由表及里，所有线条、面和空间都参差不齐，窗户也窄如裂缝地斜刺刺地分布在墙面，整幢建筑几乎找不到任何水平和垂直，反复连续到处是锐角曲折，置身其中必定被卷入扭曲的空间。这个建筑没有门，只能从旁边的老博物馆进入，主要展馆都在地下，地面只是三条通道，通道的墙面装有橱窗，每个灯下都是一个犹太人纪传体式的物品陈列。一条通道通向的地方展示着犹太人自8世纪进入欧洲后的历史、民俗，以及他们的音乐家、作家、医生等伟人生平，提琴、餐具、小照片、围巾都标有详细注释，顺延着历史时间走到了"二战"时的苦难，却还伴随着这些令人想念生活的物件。另一条通道通向一个叫做霍夫曼庭院的花园，这花园的地面是倾斜的，49个水泥柱也是倾斜的，我没有进去，可想而知，在这些倾斜的水泥柱间隙中看到的外界会是怎样的缺少稳定感。最后被同行的德国向导带到了一扇沉重铁门前，铁门后是一个阴冷黑暗的几十米高的垂直空间，正如犹太人受刑前所处的封闭空间，它会推动你感受大屠杀受害者临终前的绝望与无助。微弱的光线从高高的顶部罅隙里透过来，谁能在这里停留?

这个博物馆和以色列的纪念馆网站，以及为世界广为知晓的《辛德勒名单》、《钢琴家》、《美丽人生》等电影中个人化的情感记忆或许印证了匈牙利作家、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说的:"我们只有在感性想象力的帮助下，才可以对大屠杀不可思议的事件形成一个较为真实的认识。"最终这种认识带来的历史问题可能是理性思考，而不是落入《第三帝国与犹太人》的作者、以色列作家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所指责的"关于死亡的庸俗行为艺术"。

奥斯威辛之后，当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把屠杀犹太人上升到人类生存困境的高度时，犹太人幸存者和死难者的个人记忆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不断完整和深入，成为全世界的苦难记忆。南京大屠杀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以及人类生存的影响与意义该如何追问呢?遭受灾难的心灵与记忆最终该怎样得以解救?它的确形成了一种质询。在历史叙述中，如果个人记忆被当成社会活动、政治活动而非个人活动的时候，它就容易被看成是对一个历史的回忆，不仅遮蔽个人的记忆和情感，而且只能呈现为一种程序的一致性。再多的事实累积，总是回归到某种刻写好了的抽象情绪链中，在这种链条中，与生命相连的情感很难激活，最直接的收获是通过收集材料形成一个统计结果。"数字真实固然重要，"美国历史学家舒衡哲为此申辩过，"但数字并不能增强受难的真实性。也未必能够真正了解痛苦的本质。仅把大屠杀数字化和抽象化的所谓客观公正的政治与学术倾向则可能使大屠杀成为远离我们切身性的一种轻飘飘的存在。"缺少情感化的个人记忆来支撑，历史叙述就会缺乏动力和所应承担的伦理意义。

记忆是一种与伦理有关的责任，对记忆的叙述方式导致的是对生活和未来的塑造。怎样讲述记忆，表达着不同的伦理追求。德国历史学家费舍尔提醒过，关于犹太人被屠杀的叙述通常会碰到两个极端:恐德症和道歉性质的修正主义。仇恨的思维模式只能带来屠杀的合理性，处罚性的解释和开脱罪责的解释都不能令这场灾难更具警示意义，也不能形成自我认识的途径。如果我们认定通过道歉或报复就可以软化对这个人类灾难的记忆，未免就事论事。

"中国版《辛德勒名单》"也许是美国观众认识这部《南京》的方便之道，如果我们也不假思索地简单借用犹太人的受难叙述来整理南京的记忆，显然是缺乏历史观念的，那么我们该如何整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这不仅是历史学问题，也是存在论问题。

《南京》 :大声讲出人类的灾难

"你是否想过，如果当年你也在南京，你会怎样做?会像约翰•马吉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这些资料么?"

"今年初在纽约，有一个人掉到了地铁轨道上，一列车正在驶来。这时，另一个人跳了下去，从轨道上把这人救了出来。我认为，人们都想做那个救人的人。你问我，如果当时我在南京会选择留下并拿起摄像机吗，我想，我不仅会拿起摄像机，还会做更多的事情。"

回答的人是比尔•古登塔格，他曾以1988年的《你不必去死》和2003年《世贸双塔》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今年7月，他的最新作品《南京》在中国公映。这部纪录片在2007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放映数日，场场爆满。它让观众看到了一段发生在中国的人类暴行，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这部电影被称为"又一部《辛德勒的名单》"。

记者◎马戎戎

挹江门附近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葬有遗骸5100多具(关海彤摄)

被遗忘的大屠杀

"怎么能够把‘大屠杀’和‘遗忘’放在一个句子里?"比尔说。第一次读到张纯如的《南京暴行》一书时，让他震撼的是封面的小标题:《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

《南京》在中国正式上映的日期被安排在7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特殊的日子。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许无法理解这一天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比尔说，在读到《南京暴行》之前，他曾经在美国的历史书上读过这个事件，但"仅仅是几句而已"。

"在拍这部电影之前，即使是我们剧组中的许多人，也对此一无所知。"丹•斯塔曼说。他是这部电影的联合导演，有犹太血统。但是显然，在西方世界，至少在美国，发生在中国南京的故事远远没有奥斯威辛广为人知。丹承认:"从西方人的角度，南京大屠杀的故事非常独特，而这种独特性在于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鲜为人知。你知道，在美国，你可以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却不知道南京悲剧的人。"

即使是张纯如自己，也曾经是"受过良好教育却不知道南京悲剧"的人。张纯如的外祖父张铁君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教员，教授三民主义。日军轰炸南京时，他和家人为躲避轰炸，曾躲进用木板和沙袋掩护的沟里。到了10月，他认为留在南京对即将临盆的妻子不安全，两人回到妻子在宜兴附近的娘家。11月，张铁君去宜兴看望妻子和家人。几天后回到南京，他发现同事们正在整理行装，准备撤退，他们被安排乘船前往安徽芜湖。张铁君赶紧带信给家人，让她们立刻前往芜湖与他会合。当时日军摧毁了宜兴与芜湖之间的铁路，交通只剩下水路。张铁君在码头上足足等了4天，到第4天，家人还是没有到达，他只好决定乘坐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前往后方。绝望中，他呼喊妻子的名字，居然听到了回答。回答来自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船上载着他的妻子、女儿和几位亲属。就这样，南京大屠杀发生前一个月，张纯如的外祖父母逃离了厄运。

这是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故事的最初印象。但真正打动她的，却是1994年加拿大NGO组织战争史实维持会在加州一个小镇看到的展览。她把那次经验写进了《南京暴行》的序言:"毫无掩饰的黑白图像:被砍下的头颅、被开膛的腹腔以及裸体的妇女，强奸她们的士兵迫使她们做出各种色情的姿势，而她们的脸上则露出令人难忘的痛苦和羞辱的表情。"正是这令人震撼的视觉经验，让她做出了怀揣几千美元就飞往广州，从广州和数名陌生人一起乘坐硬卧到南京的决定。

1994年张纯如看到的图片展览当然不是美国人第一次用图片来叙述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约翰•马吉是一名牧师。他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悄悄拍下了400英尺的影片，其中包括经威尔逊救治的一名怀有身孕而身中37刀的中国妇女的故事。这些影片，一部分由约翰•拉贝带到了德国，一部分由乔治•费奇送到了美国，还有一部分辗转到了英国。1938年，马吉选择了他拍摄的10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生活》周刊上。"二战"史专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发表的揭露侵华日军制造南京暴行的图片。

"没有约翰•马吉留下的资料，就没有我们这部电影。"丹•斯塔曼说。在拍摄《南京》的过程中，比尔和丹还发现了美国记者在1937年就曾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过报道:美国记者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在当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发表新闻报道《屠戮意味着占领南京-;-;俘虏全部被杀》，指责日军"大规模地抢劫，对妇女施暴，杀戮平民，把中国老百姓从家中赶出来，大批处死战俘与强迫征集壮丁，把南京变成恐怖城市"。耶茨•麦克丹尼尔在同一天的《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战地记者日记内描述的南京恐怖》，无奈地说:"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

很多幸存者在回到自己的国家后都发表过回忆文章，乔治•费奇的回忆文章还刊登在美国《读者文摘》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官方使用各种资料和渠道在国内宣传南京大屠杀:1942年3月，美国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出版了《1937年至1938年冬日军在华暴行》，向美国民众宣传日军的凶狠和残暴，激励美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斗志。然而，冷战开始后，南京大屠杀却从美国民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美关系研究者徐志民曾在《世界知识》上撰文，认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存在过"刻意的忘却"。其中缘由，徐志民的分析是:既有日本右翼势力对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阻挠，也有受害者本身的沉默，使亚洲以外的国家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而亲历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先被逐出中国大陆，回到美国后又遭审讯和隔离，身心遭受重创，大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如，斯迈思博士1951年被迫离开金陵大学回国，迈纳•瑟尔•贝茨则遭到拘留审查，马吉于1953年在美国去世。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此时出于扶植日本的目的，包庇了许多日本战犯，使他们重返政坛。

但在采访中，比尔说，他本人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恰恰是美国在保存这些历史。对于南京的故事不如奥斯威辛这样广为人知的问题，他宁愿认为是由于华裔的国际移民比不上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在欧洲国家都有大量移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这个事情的国际关注度。而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

《南京》的投资人、美国AOL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今年50岁，他也是从张纯如的书开始认识这段历史的。2005年的圣诞节，泰德•莱昂西斯在加勒比海度假。他在翻阅一份旧《纽约时报》时，通过一则讣告粗略了解了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写作《南京暴行》一书又在不久后吞枪自杀的不幸身世。"看完报纸后，我随手放进了废物篮里。但报纸没有掉下去，刊有张纯如讣告的第一页露在外面。"泰德说，"每次经过这份报纸，她的眼睛始终盯着我。"

接下来，泰德去买了张纯如的书。然后，《华盛顿邮报》是这样描述的:"这个故事让莱昂西斯大为震惊，由于书中的情景在他脑中不断浮现，他掏出了支票簿。"

"泰德掏出20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摄制组。我们认为，此举完全是慈善家的行为，他在花钱方面很有智慧。"丹幽默地说。在接受NPR电台采访时，泰德说，对于《南京》，他的目标是能让10亿中国人看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即使盗版我也不在乎。"

最坏的和最好的

"资料画面上第一声枪声响起的时候，玛丽•海明威彻底被发生在70年前的屠杀场面惊呆了。"丹回忆道，"她感到了战争的恐惧，也强烈感受到了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回应和表达。"和那些战争时期的美国人一样，《南京》剧组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第一个震撼是战争本身的残酷。

玛丽•海明威是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孙女，也是好莱坞著名演员和作家。在这部纪录片中，她以当年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区以救护平民的美国女子米妮•沃琴(曾被译为魏特琳，南京幸存者回忆中的华小姐)的角色出镜，朗诵她当年的日记。当她念出"我洗了澡，用了护肤霜，洒了香水，但那些味道依然还在，那是死亡的味道"时，丹注意到，她的手在抖。

丹本人也被约翰•马吉的纪录吓坏了:"我看到那些资料，第一反应不是激动、兴奋，而是恐惧。那些场景是那么真实，那么震撼，那么恐怖。"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也曾在剧组中工作，他看到那些资料影片后脱口而出:"我真想不出我爷爷是怎么活下来的。"

然而这不是比尔所要的方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已经有好几部，呈现屠杀的惨烈。"比尔说。在《南京》之前，2006年，已经有一部叫做《南京梦魇》的纪录片，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传播。所以比尔希望找到新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我们刻意避免将此片做成那种典型的历史题材影片-;-;即由那些教授在前面长篇大论，然后镜头在一张张照片上移来移去。"

拉贝给了比尔新的方向。"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故事，我说，等等，他是纳粹?通常都是纳粹干坏事。我很惊讶。"比尔说。接下来，当他进一步深入到拉贝的资料中时，他迷惑了:"我读他的资料比一般人都要多，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是个纳粹，他劝说大量的女性回家，但这些女性显然会面临被强奸的结局。这是他的错误。但同时，这个人帮助建立了南京安全区。我需要呈现出这个纳粹的善良一面，我想这是个障碍，需要跨越。"一个纳粹为什么要帮助建立南京安全区?比尔不得不承认，走进一个人的内心，是困难的。他为拉贝的行为找到的理由是:"他是被正义的力量驱使。看到了战争的恐怖场面，日本兵都很凶残，很多西方人的表现都很英勇。"

拍摄之前，比尔、丹和剧组委派了35名"特派员"在美国、英国、德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南京等地寻找各种资料:影像、文字、研究书籍。影片拍摄只用了1个月，但是前期调查长达18个月，丹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获得1937年的每个资料影像片段和每幅照片。他们拿到的资料达上万页，仅在南京，拍摄下来的采访就长达80个小时。丹和比尔亲自采访了21名幸存者。影片里日本老兵的回忆都是在日本拍摄，他们拍摄了60名幸存者和士兵，他们都很老了，最年轻的也已经年过90，而且大多数又不肯说，采访工作很艰难。最终，他们找到了日本和平主义者Tanmaky Matsuoka，她做了250个采访。在全部看过后，剧组选用了"一些采访"。比尔把这个过程称为:"复杂、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他看来，其中最难的就是对事实细节的核实，比如当事人当时的年龄，他描述的地点等等。张纯如的书出版后，很多日本右翼分子以细节不符而对《南京暴行》一书进行攻击，进一步否认南京大屠杀。比尔对此很愤怒:"怎么能够因为细节的错误就否认整个史实?"为了避免《南京》遭到同样攻击，比尔强调，"每个细节都必须要反复核实"。

经过大量研究，比尔和丹最终选择从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那些西方人的视野去回顾这场劫难。但他选择的不是静态的日记本和旁白，而是找演员来扮演这些当事人，面对镜头讲出那些曾经鲜活的记忆和感受。

"玛丽•海明威说的每句台词都是真实的，这只不过是真实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比尔说。

比尔承认，这样的角度和叙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传播效果的考虑:"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对于西方人讲述的故事，情感上更容易接受，更有公信力。"而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莱昂西斯则拒绝了中方入股的要求，因为他认为，如果这个故事由第三方来讲述，可信度会更高。

在《南京》完成前，2006年，美国导演、心理学博士约瑟夫已经拍摄过反映南京暴行的《南京梦魇》。这部电影在网络上已经被超过100万人次下载。吴海燕是《南京梦魇》的促成者之一，也是导演的助手。她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与亚太研究的硕士，在国内曾是CCTV经济半小时的记者。促使她帮助《南京梦魇》的导演约瑟夫进行拍摄的起源，是一场约瑟夫的演讲。那是2005年3月，美国加州一个学术论坛上，约瑟夫博士发表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演讲，吴海燕说，那场演讲的视角是她"前所未闻"的:"从来没有人像这位演讲者，超越中日两国间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从全球与人类的视野来向她展示这场劫难。"在她印象中，南京大屠杀给她留下的印记几乎全是控诉。历史教科书与相关影视作品的内容、纪录片里幸存者的指证等等，总结起来就是"悲惨"与"仇恨"两个词，是日本对中国欠下的血债。"这样的讲述方式在我们看来可能很习惯，但是西方人就未必认同。"吴海燕说。

而在比尔看来，演员以当事人的身份直面镜头，向观众讲述，造成的情感效果是他想要的:"我们希望观众能对故事有一种切肤之痛，并能对我们讲述的故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尔也使用了幸存者口述的方式。他对采访对象的选择标准是，"能够讲述有震撼力故事的幸存者"。最终，找来的幸存者口述甚至打动了他本人:"常志强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在镜头前，常志强讲述了发生在自己家中的惨剧:日本兵将正在吃奶的小弟弟摔在地上，残忍地刺杀母亲。小弟弟爬向全身是血的母亲，弥留之际的母亲依然不忘给自己的孩子哺乳。比尔说，拍摄这段采访时，翻译哭了，他也哭了:"人的故事是如此有震撼力。听到有人讲述他亲眼目睹妈妈的死去，这个片段我看了上百次了，仍然能感动我。"

比尔在南京的拍摄在夏季，但是拍摄中，他却屡屡觉得"冷"-;-;"也许是因为我们要在夏天拍出冬天的感觉。"比尔说。在南京的时候，看着那些残缺的石头墙，他觉得"这是座悲哀的城市"。他开始理解米妮•沃琴的选择，回到美国后，米妮•沃琴自杀了。比尔认为，这是因为南京所遭遇的一切实在太震撼了，足以打破人类所有的幻觉:"比如你现在走在长安街上，一切都美好、宁静、富有。然而只不过一夜间，这一切都消失了。"比尔看着记者说。

而泰德在他自己的博客里说，他在南京仅仅停留了3个月，然而这3个月已经把他的世界观全部改变了。

在日本的采访让比尔很吃惊:"拍摄这部电影前，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以为会有日本士兵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借这个机会，良心发现，有力量和勇气讲出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忏悔。"然而，事实上是他在日本的所有采访中，没有一名日本老兵对此表示过忏悔:"我们问过采访到的每一个日本士兵，你们当时在南京的时候，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一位日本士兵竟回答说:南京实在太热了，我们没有水喝。"

丹说，《南京》的剧组非常国际化，有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德国人，他们之间经常因为观点不同而起争执，但是丹和比尔从来不会强迫他们统一认识。在日本，他们经常遇到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年轻一代希望知道更多的历史真相，而资深的年长的研究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在南京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无视，或者轻视这种事实。"

但丹和比尔从不刻意表示反对:"因为我们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该怎么想，而是尽我们所能，搜取尽可能多的资料和看法。"比尔从台湾地区找来了南京大屠杀之前老南京的影像，他选择的是滑冰的孩子、放学的学生、阳光下美丽的少女。他认为这些资料有助于讲述这座城市和曾经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普通人的命运。

但是剧组同时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很多来自日本的工作人员由于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而退出，比尔说，工作人员以这样的原因退出，在他的电影制作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而片中有一位日本演员，出生在日本，成长和工作都在美国，即使如此，他在剧组工作一天后博客上就收到了1000多封回复，有侮辱、威胁他甚至他的家庭的，说他是日本的叛徒。

尽管如此，比尔依然认为，《南京》不是一部反日电影，而是一部反战电影;他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去拍摄，而是为了要表现:"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即使在大屠杀中，依然能够看到人类的善良和美德。在《南京》这部片子里，你既看到了日军犯下滔天罪行，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别人的人。你能看到最坏的，也能看到最好的。"比尔认为，《双子塔》和《南京》的差异在于:"纽约当时有照相机的人都拍下了灾难的一刻，每个人都看到了。南京恰恰相反，寥寥无几的人目睹了发生的一切。相似的是，在双子塔，你将一个很复杂的很深刻的故事浓缩成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家庭的故事。对于南京，这不是某个家庭的故事，这是太多家庭的故事。"他说，"我们绝对应该大声讲出南京的故事。南京经历了太多灾难，当年的屠杀，后来的鲜为人知，现在日本的拒不承认，这些都是灾难。柬埔寨、卢旺达、前南斯拉夫，各处都有灾难。我坚信美国人应该大声讲出这些灾难，不光是美国，全世界都应该关注。"他认为，他和张纯如有一点像，"40万人买了她的书，并由此知道了南京大屠杀，我想现在通过电影，上百万人，而不是数十万人，会知道南京大屠杀。我也希望上百万人能够了解这段历史。"

"我因能够向从没听过这个故事的人们讲述它而内心充满感激。"比尔说。

南京大屠杀: 抽象记忆和感情记忆

按照犹太裔德国汉学家舒衡哲的观点， 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

他说："我们常常说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 本兵杀害了中国南京30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抽象化了。"

在他看来，这些数字虽然看起来很触目惊心， 但以这种概括的方式去总结历史， 大屠杀真正意义反而在数字的抽象中被淹没。

记者◎王恺 实习记者◎王丽娜 王墨馥

由于种种原因，从上世纪80年代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大陆学者高兴祖开始，关于大屠杀的研究和记忆长期在抽象层面进行，学者张连红认为，这些研究虽然有较高的价值，但光靠这些显然不能构成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完整记忆。

为了不让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被各种数字的抽象所淹没，在舒衡哲看来，应该尝试在一点一滴中显现大屠杀，即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段又一段的记忆中去直面那段历史。大屠杀意味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

已故美国作家张纯如正是在这样"一点一滴"记录"感情记忆"。1995年，她来到南京，给她当了20多天翻译的杨夏鸣从那时起开始感到:"不带感情地记录那段历史是不可能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已经看到，南京大屠杀应该是"沉埋在中国人以及有良知的日本人心目中活生生的历史记忆"，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搜集大量的海外档案资料，包括当事人的日记;2000年之后，幸存者的口述回忆整理也在重新进行，历史之门正在渐渐打开。

幸存者口述史

1982年，日本右翼力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事件发生，中国政府在45年后重新面对南京大屠杀。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开广泛调查，让亲历者回忆，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证实南京大屠杀。

在此之前，即使是许多专门学习中国现代史的大学生，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1963年就读于"南大"历史系的经盛鸿教授说:"当时现代史基本上不提民国史。"所以隶属民国史的"南京大屠杀"也就不见踪影。

历史学家张连红还记得，1984年发放给南京市民的表格很简单，薄薄几张纸，"当时没有经费"，就是让亲历过屠杀的市民填上家里有几口人遇害，以及所目击的日军暴行，"当时发现了1700多名幸存者，主要用于反驳日本右翼教科书"。

现在学者们称那时的调查为"应对性研究"，这种"应对性研究"非常简单，虽然是以市民的口头回忆的方式，但是没有死者名单，没有苦难经历的具体访谈，更没有战前战后的生活史对照，"关键是没有任何细节，缺乏感人的东西"。

最可惜的是，可以作为纪念方式之一的"死亡名单"在当时没有记录。"当时的幸存者还非常多，如果那时候就开始记录，肯定不至于到今天才有1万多名具体死者的姓名。"经盛鸿说。

在这之后，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高兴祖带领几名学生对几百名幸存者进行访谈，他是中国大陆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这些访问主要是揭发日军暴行的，相对比较简单"。

1997年，又为了应对反复出现的日本右翼教科书事件，南京市教委组织千名中学生寻访幸存者，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亲历者回忆。

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一次搜集的亲历者回忆也缺乏学术价值，"做口述历史需要专业技巧"。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中学生的调查失之过简，"还是第一次的机械重复"。唯一不同的是，这次调查发现，幸存者已经少了很多。

而没有亲历者回忆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录是有缺陷的，张连红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是当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所在地，"战时这里是美国传教士管理的安全区，存在了半年之久，收留了1万多名中国女性，大量女性借这里躲避了性暴力"。可是关于这里的材料却完全缺乏，"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做幸存者研究"。

上世纪90年代末，在张连红做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之前，只有少数个人做过幸存者采访。1985年，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采访过100多名幸存者，徐志耕回忆当时的采访，充满了艰难:"大屠杀纪念馆整理的小册子上只有幸存者姓名，没有地址，每个人也只记录了200多字，找他们要地址，他们只肯给六七个人的地址。"几次联系后，纪念馆被徐志耕所感动，给了他幸存者名单，他最后联系采访了100多名幸存者，回忆当年的采访，"每天采访一两个人，充满了激情也充满气愤"。那些故事，他觉得非常惨烈，"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也创作不出来"。

可是徐的采访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报告文学形式，在今天的学术界看来，许多记录缺乏历史学价值，更令人沮丧的是，他所采访的100多人，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死亡。1995年张纯如虽然只采访了10人，但因为有录像佐证，相比之下，学术价值反而更高。

90年代南京市开始拆迁老城区，不少幸存者就此失去下落。张连红就在这阶段才进入口述史的采集，"每天跑在南城的小巷里，像搞传销的一样"。

不仅幸存者越来越少，而且还要纠正以往的口述史角度偏差，例如1984年许多性暴力受害者因不愿意讲述经历而被忽略。张连红就偶然发现了一位80岁的老太太，是他在采访另一名幸存者时碰见的，她住在那家隔壁，"因为我天天去那家采访，大家都熟悉了，她才愿意对我讲真话"。

这位老太太1937年12岁时因被强暴失去了生育能力，一生几次结婚都没有自己的子女，遭遇非常不幸，"但她觉得这些事情都不用再提了，是她自己命不好，而不是战争造成的此生不幸"。老太太在以往的搜集工作中都被忽略，但她的心态，包括她一生经历都是口述历史的最好材料，"国外的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中，不仅重视屠杀现场的记录，更重视幸存者此后的经历，那样更有价值"。

另一名让张连红流泪的老太太也是以往被忽略的对象，因为她没看见丈夫死亡，"1937年11月她结婚，怀孕期间丈夫被日军抓走，一直没找到尸体，她到现在都相信丈夫会回来"。随着细节化的调查深入，他发现，不仅这名妇女此生不幸，她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孩子也很不幸，一直受旁人歧视，"难怪国外的幸存者历史要研究幸存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屠杀的阴影确实会一直存在这个家族身上"。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幸存者越来越少了。"目前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400多人，他们的口述史被整理后编进新近出版的28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中。

另一现实原因使历史学者不愿做幸存者口述，"到现在为止，田野调查也不算研究成果，很多老师只能让学生去做一些义务性的工作"。

私人档案的挖掘

1985年，高兴祖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著作由正规出版社出版，但是整个80年代，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只有一本史稿，一本史料，然后就是高老师那本小册子"。所以张连红谈起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作品，像《屠城血证》、《南京1937》时并没有批评之意，"文艺作品要在大量研究成果基础上才能产生，但是我们缺少基础材料"。

华中师大的校长章开沅整理出来贝德士的档案材料，算是中国学者较早在海外搜集到的南京大屠杀私人档案材料。章开沅198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无意中发现了1000多卷整理好的贝德士档案，"1946年，我在南京读书时候，他就是我的老师了"。翻开这些档案才知道，贝德士在南京担任国际安全委员会委员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他的日记、往来书信、备忘录、给日本军队的抗议信，基本上是他在南京每天的目击记录，"都是研究南京大屠杀最直接的档案"。当时南京有20多个外国人组成的难民委员会，"他们的材料是第一手的材料"。

神学院图书馆的分类系统不同，并没有按主题，基本上按照书信往来分类，所以一直无人过问，中国学者也不知道，"没想到他做了这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所以，尽管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是这个，章开沅还是将贝德士档案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材料系统复印出来，"当时南京一些老师觉得我不会翻译人名，他们一直管贝德士叫贝茨，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后来几年，章开沅又三次去神学院图书馆，不仅将贝德士的档案资料复印出来，还将当时大量在南京的传教士档案共1000多页复印回国，可是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受重视。1995年，他撰写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出版，但因当时处于中日关系友好期，"当时的政策是唯恐民间制造什么事端"，即使他是校长，他所在学校也没有把这项研究作为科研成果上报，反倒是销售时排长队等候的学生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安慰。

章开沅在编辑这些书的时候，基本上原文照录，不做删节，目的就为让读者自己接触当时当地的一手材料，他最喜欢引用贝德士的话:"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在出版界，吴源以出版《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著称。从小他就听父亲说南京大屠杀，包括拉贝搞的安全区，"很多没有跑到安全区的百姓在路上就被残杀了，非常残酷"。于是他路过南京大学拉贝住的小楼的时候，常常有心中一动的感觉，"那时候总觉得和日本的争论缺乏史料证据"，很容易说出"无根的话"。

1996年春，拉贝的孙女莱因哈特夫人在美国纽约家中的地窖里发现了祖父拉贝在南京的完整日记。"知道了这件事，我们觉得这很有意义，以前找到的史料缺少这些西方见证人的记录，以前我们也不知道拉贝有日记留存。"吴源先是和莱因哈特夫人联系，但是她已把"拉贝日记"的版权卖给了德国的斯图加特出版社。所以当年4月，吴源就和另一个懂德语的副总编赶去德国，5月份就拿到了版权，"当时花了64万元人民币去买版权"。

《魏特琳日记》也是吴源他们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魏特琳和拉贝一样，当时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她以特有的女性关怀，保护了南京的贫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当时南京的人们把她称作"活菩萨"，"要是没有他们，肯定会死更多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将她的日记翻译和整理了出来。

吴源觉得她的文笔特别好，有一种女性特有的人道主义情怀，"她的书是第一手历史资料，记录从日军轰炸南京到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和拉贝日记中途断了不同，拉贝1938年就离开了"。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日本的性暴力记载要比拉贝日记多而充分，更具说服力。她保护了很多人，也目击了很多事情。另外，魏特琳是记者，她的书应该更容易流传和传播。

《魏特琳日记》于2000年10月出版，主要销售对象是研究机构、学校和学者，"老百姓买得少"。在吴源看来，《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和以前的书不一样，他们是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当事人，并且是在当时记录下来的，"这也是我们出这些书的原因。我出的书有一个特点，都是史料性质的，可以作为证据的"。

这几本私人日记更大的价值是，他们以个人视角记录了历史，能唤起人们的"感情记忆"。尽管如此，章开沅还是觉得，中国学者做得很不够，他的一个老朋友就常常和他开玩笑，让他学习张纯如，说他和唐德刚、吴天威，"三个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老教授，还不如那个小姑娘"。章开沅觉得，在西方世界用英语写作的张纯如，把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她的功劳是无可替代的"。

张纯如的启示

1995年大暑那天，南京大学老师杨夏鸣第一次见到张纯如，"她当时只有26岁，很年轻，我看见她的时候觉得很惊讶"。

杨夏鸣是应朋友邀请为张纯如做翻译，"张纯如听得懂中文，但是不能表达"。之前，杨自己虽然知道南京大屠杀，但相关知识还不如张纯如丰富。张来之前已经做了相当准备，几百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一编号，而关于东京大审判的材料则有几千页之多。

现在杨夏鸣正重新翻译张纯如那本著作，"先前的那本翻译错误太多，甚至很多时间都是错的"。翻译过程中，他不时回忆张纯如与自己探访幸存者的经过："南京最热的20多天里，我们带着录像机，拿着好不容易得到的10个人名单，一家家去做口述。"那些幸存者生存状况之恶劣，在他意料之外，"有位老太太，家里只有6平方米，我们找到她时，她正在房间里用一小盆水洗澡"。杨夏鸣还记得看见这些场面时自己的感受:"这些幸存者一直被当作政治工具，需要时候拿出来使用，可是没人真正关心她们的生存。"而张纯如看了之后，更是抱着巨大的同情心，她表示，她今后不会再写作，而是要花时间学法律，为这些人打官司，"那时候我听了很惭愧"。

张纯如把她采访的幸存者口述全部完整地记录在书中，一个人往往占几页篇幅，"我翻译的时候还在想，怎么有那么多"。但把采访的录像带拿出来一对照，"发现完全是逐字逐句地记录，她一点都没有渲染"。在这些录像带里，幸存者往往把衣服脱下来，让张看他们身上的伤口，8岁时被日军强暴的夏淑琴回忆自己被杀害的母亲和两个姐姐时，把裤子也脱下来，展示自己的刀伤。杨夏鸣说:"有个美国历史学家批评张是带着感情来写作的，我重新看这些录像带，觉得在刀伤面前，不带感情写作是不可能的。"

国内也有一些文学作品反映南京大屠杀，但在杨夏鸣看来，和张纯如的著作不是"一个档次"，在翻译中他发现，张的写作很严谨，整本书有563个注解，"她从没表示自己是历史学者，也没表示此书是历史专著，但是她这本书是对历史的重新调查，毫无虚构和夸张之处"。而许多敏感的地方，张纯如并没有采用一种说法，而是把几种主要观点都拿出来，"她超越了一些固有的纠缠，而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这样的写作特别有力"。

杨夏鸣就是在见到张纯如之后，改行做起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她给我影响太深了，因为她做了一件让历史学家汗颜的工作"。

经盛鸿还记得张纯如来采访他的情景:"她气质很好，但那时候觉得她太年轻了，能写好这本书吗?"现在经盛鸿已完全没有疑惑，"我还特别想向她学习，学习她的那种写作方式，我们的历史著作太枯燥乏味了。"

逐渐打开的历史之门

在张连红看来，以往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是与日本右翼研究"对立性的研究"，政治倾向太强，又总是纠缠于一些具体数字或概念中，"那样的研究没有进步"。例如一些研究喜欢证明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数目越多越好，"在这样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反而制约了研究本身"。"我在大学讲课时，就和同学们说，不是死亡人数越多越好的，我们反思一下，那么多人没有反抗就被日本人杀害了，是我们的耻辱，为什么要放大这种耻辱呢?"但这些想法，他从来没有放在网上发表，因为害怕被骂做"汉奸"。

经盛鸿觉得，在很多方面，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还太政治化，而没有做到真正的学术化，条条框框太多了，他们想拍摄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结果底本受到了严格审查，"审查很多次都没通过"。

许多具体研究也受政治干扰，例如日军在慰安所使用安全套的情况，"大概是觉得有美化他们的嫌疑，所以也不许研究"。而每篇研究文章的送审已成惯例。

一面是政治化研究倾向，一面是许多基础材料的缺乏，"到现在为止，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基本的日本报纸还没有翻译过来，当时日本报纸上很多是长篇报道，可是这些报纸，包括南京档案馆的基本档案，都还没有搜集整理完毕"。

1997年之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者陡然增加，"但真正拿出研究成果的，还是最早的五六个人，多数是没有新发现的以论代史的文章"。而这些文章，表面上是繁荣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实际上没有多少作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几位专家策划了28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花费了6年时间，搜集了大量以往没问世的台湾地区、日本的史料，按照总编辑何民胜的话说:虽然肯定是亏本的，28本精装本，只卖900元，但是"拿史料说话，比起光与对方无根的争论，要好得多"。之后还要出一本精选本，基本面对普通读者。

光拿史料说话还不算完整，更重要的是具体的工作方法。张连红还记得有研究屠杀犹太人的学者来南京讲课的情况，"他拿出一张照片来，上面是一堆鞋子，那些鞋有老人的、妇女和孩子的，他没有讲大屠杀的人数和整体情况，而是从一双孩子的鞋子讲起，讲那些孩子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在张连红看来，各国的历史教科书、学术研究中，关于大屠杀的记载可能都是短短几行，也可能是枯燥的，但是讲述方法不同，则给听众的感受极其不同。"抽象记忆必须转为感情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