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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翼:万历年间第一行为艺术家要览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倒霉蛋。他们有闪闪发光的才华,当时也曾名声大震,但因种种缘由,被正史忽略,为后人遗忘,像尸体一样被土花啃掉。

这些人中间,不乏狂者:翻着白眼看人,穿上艳丽的服装搞摇滚。身后却有如一杯薄酒,浇在地上则月光也没办法,吞进肚里则无人看得见。

狂者的“隐形”亦有“正当原因”——中国历史号称悠久(或者说老不死),记述也称“春秋笔法”(其实就是势利眼)。3000年中无数政客党棍、军阀学霸,正好史不绝书,却哪里有布衣才子、巷陌狂夫的容身余地?

但如果我们有心,依然可以从渔网故纸中爬梳钩沉,找回至少一些狂夫的音容风神,勾勒出他们的步履平生。

在明中叶以后,尤其万历年间,有一人正为此种典型。他就是张献翼,字幼于(世多称其字,有时也衍作幼予),苏州人,他在《明史》里只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几十个字,却在时人众多笔记、文集里出没。在这些记载里,张献翼以诡行狂举浪掷一生:他给朋友做生日,要人扮成尸体做丧礼庆祝;他出门,怀里揣上5副胡须,看心情好坏,换着戴;他没事情就约人扮乞丐,或者穿上紫衣去耍小姐;他在家门口挂上牌子,声称要卖文,卖浆,卖痴呆;他放浪形骸、半生不渝,最后又因搞妓女而被黑社会干掉。

但张献翼不是一个人在狂颓,他不是一个人在狂颓!他的行为艺术,折射出自明中叶以来,非主流士人群体的任诞习气。

张献翼行为艺术要览

在《答汪伯玉中丞书》中,张献翼说:“仆本东南菰庐中野人,又犬马之性,不知俗之尊”。这是他就自己狂颓行事的独白。

张献翼的“犬马之性”,首先表现在妖艳打扮。

写《万历野获编》的沈德符,曾专门为其立有百科词条,说张献翼比较穷,所以爱嘲弄土老肥,要大伙儿喊他“张总”。他不但要做老板,还要做衣冠楚楚的老板——衣服上绣满荷花、菊花,头戴大红方巾,一出门,儿童就聚集在他身后,看热闹耍。

郑仲夔的《耳新》,对张献翼爱打扮的做派,有更细致的描写:

张献翼每出行,都要准备五种颜色的髯口,揣在袖子里,走几步,看心情好,就换个红胡子,心情不好,就换个白胡子。川剧的变脸艺术,也许最早灵感就来自张献翼。(这句是扯淡,写《川剧变脸源流考》的同学,千万别引用。)

他又爱穿大红衣裳,主要是爱跳舞,而这造型总让我们想起《英雄》里的张曼玉。他家里常养舞童,不是一类人不准来看,因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他甚至喜欢打着赤脚,约朋友去闹市行乞,又或者穿上紫色袍衣,到夜总会喊小姐。两个人放浪形骸,有时候在大街上唱《我的太阳》,有时候忽然痛哭,旁若无人。

张献翼的“犬马之性”,第二表现在对“生与死”的吊诡态度。

《列朝诗集小传》记载:当朋友过生日时,张献翼没有简单地送生日蛋糕,并且在KTV包厢里糊他一脸蛋,就算敷衍了事。他别出心裁,让朋友扮成尸体,他率领子弟披麻戴孝,围着尸体哭。等上猪头肉和酒祭奠时,朋友就一骨碌爬起来,和大家同吃。第二天,都喝高了之后,又找妓女来陪唱,一起哭,哭了接着喝,说是“收泪”,大约也就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的意思。

而每当想到死去的朋友或者姘头,张献翼就要摆上空板凳,让他们坐,然后自己举一觞酒,对着异度空间“跟往事干杯”。

这个段子的延伸记载又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张献翼的朋友刘会卿卖掉皮大衣,买超级女声成都50强中的一个回来当小老婆,很快就被抽干,死掉了。张献翼扛一桶长城干红去哭丧,先是朗诵诗歌,跟着命令这个把朋友抽干的女郎,躺在地上扮尸体,同时找来两个祭祀用的木偶,放在女郎两旁,又要乐队奏一曲《东风破鞋》,自己跟着伴奏唱卡拉OK,长歌当哭,酒洒一地。他的屌样子,大约如是。

关于故人或故爱人,侧面记载还有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

张献翼喜欢的陈姓小老婆死后,他有晚梦见她来问佛图澄的党派问题,是民盟,还是民革?朋友刘凤知道这个故事,就笑嘻嘻地送了他一首诗,说除非真正理解禅宗,否则那情儿总让人凋谢,这一辈子也了不完相思债呢。

在张献翼自己写的诗里(见《列朝诗集》,疑似取自《百一集》,这个集子是献给他一百零一个朋友,今已不传),前述祭奠亡友的段子有更翔实、动情的表述。

一是《刘会卿病中典衣买歌者因持絮酒就其丧所试之》

“…………

一生一死复一杯,或歌或泣还成曲。

座上多白云,门前总流水。

人琴叹俱亡,风流浑不死。

十千五千未满杯,三弦四弦已盈耳。

佳婿佳儿垞帐前,故人故宴帷堂里。

山阳笛,伯牙琴,至今千载为知音。

平生尊酒若常在,生死交情深不深”。

这悲鸣,人只要还没有成为铁石心肠的总书记,都难免心生恻隐。

二是《再过刘会卿丧所卜胡姬为尸仍设双俑为侍命伶人奏琵琶而乐之》

“…………

君不见古人祭天亦有尸,迎尸今日迎胡姬。

胡姬旧为门下客,曾问今宵是何夕。

…………

胡姬代君饮,胡姬代君语。

谁云君不知,对酒君不辞。

谁言君不见,肝肠在颜面。

两两为刍灵,侍立何亭亭。

………………

思其人,到其堂,

依然其处在,谁谓其人亡?

…………

不及黄泉也相见,长踏陆土如沉沦。

为君歌,为君舞,酒到刘伶坟上土。

呜呼!酒到刘伶坟上土。

我以为,就悼亡友的诗词而言,张献翼此作足以列入有明一代前三名。

三是《灯夕同陆姬过胡姬并怀侯双》

君不见张敉名字在月中,又不见乞歌携妓张红红。

灯火未然月未出,名字不闻五百弓。

………………

绿烟朱火青楼起,一杯一杯情未已。

放意且留欢,遗老堪忘死。

………………

忆昔侯姬尝去来,来时往往相尔汝。

谓我非常人,爱我无常语。

攀玩今宵少一人,安得侯双唤张敉。(四一按:张敉是张献翼中年后自改的别名。)

品一品吧,品一品。什么是blues?这就是明中叶以后最特出的blues。

这些诗歌让我们惊喜地发现,行为艺术家张献翼,并非没心没肺。其实这不值得讶异,大多数任诞狷狂的男人,内心深处都藏着柔软的人格——张献翼的弟弟张燕翼早夭,他两写祭弟文,哀毁销骨,还放下骄傲,到处找名公巨子为兄弟写墓志诔文,认为这样才对得起兄弟的天分;张献翼的母亲去世,他又在屋子里刻像纪念,朝夕相对,痛哭伏地。

张献翼还曾在除夕去给死友上坟,别人都忙着放爆竹,挂春联,包饺子,看赵本山的小品,他却独上白花山,为亡灵招魂。

这个事迹见其诗《墓上除夕二首.墓在白花山下》,语云:“墓上逢除夕,流年倍一惊。片云心尽折,孤烛梦重双……梁君倏忽先朝露,固知才美逢奇数。即今闻笛山阳悲,空传南越工词赋。维扬宗子死不亡,广陵宿草遥相望……”

他的情深、情戚、情颓,就是这么样。                      

翻白眼的派头直追刘伶

张献翼的“犬马之性”,第三则在于骄傲地翻白眼的派头。

冯梦龙《古今谭概.怪诞部》记:

“张幼于燕居,多用假面……”,有僧人朋友去京觅官得逞而回,张献翼“星冠羽服,戴假面出迎,口不发一辞,推以乘骑,观者载道,马不得前”。

非常骄傲,非常白眼。对热衷功名的僧人朋友,老张戴假面去迎,沉默不语,围观的人如此之多,以至马儿都不能迈开蹄子。冯梦龙对此也评道:“假面对假僧、假儒正妙”。

同书又记:张献翼去访友薛世和,后者新拜鸿胪官职而归,张“见架上衣冠,门有系马,竟服其衣冠,乘马张盖”,报名求访。薛世和似乎也知道这个朋友的怪脾气,如常送迎,“宾主略不讶异”。对此,冯梦龙评得也很到位:“世上衣冠半假也,幼于特为拈示”。

同书又记:张幼于去拜家庙,楼匾忽堕,“张曰:此祖宗怒我也。因沐浴茹素,作自责文,囚服长谢过,凡七日。又以巨石压顶,令家奴下杖数十。已而口占赎罪文,备述生平读书好客之事。因起更衣,插花披锦,鼓乐导之而出,曰:祖宗释我矣”。

他的骄傲不但对朋友,甚至对祖宗。见家庙的牌匾落下,立刻假装是被祖宗责备,于是穿上劳改犯的服装,又用大石头压脑壳,让家人在他头顶碎巨石。最后念检查(其实是自我吹嘘),念完了就换衣服,插上鲜花,披上锦缎,敲锣打鼓出去,说:祖宗原谅我了。实际上,祖宗原不原谅,在他心中,不过是当球腾。

祖宗之外,更有权贵可藐视。《耳新》记:

有老干部慕名造访张献翼,进门却只有一个老仆人在那,说,领导您坐会儿,主人一会就出来。没多久,有个老头子,须发皆白,很拽的样子,拖一个小手杖,从堂前过,谁都不甩,老干部也没引起注意。又过了很久,张献翼还没出来,老干部有点不安逸了,问老仆人。后者说,刚才走过堂前的很拽的老头子,就是主人。老干部搁不住脸蛋,问:他为啥子不来打招呼。老仆人说,主人交代,老干部不过是想看看张献翼是什么鸟样子,现在已经看到了,不用再见,再见也是铲铲。直到老干部愤怒离开,张献翼也没再出来。

张献翼的白眼,来自嵇康阮籍的造型儿(他曾在一篇尺牍中自比阮步兵),但是世人并不理解,即使其亲人也不能。

《万历野获编》记:

张献翼在家挂牌出售自己的东西,从诗文,到豆浆,到老年痴呆,都卖。他哥哥的朋友沈德符不太明白,问这是爪子呢?他哥哥说,我还怕这家伙再挂一牌子,说要卖哥哥,那么我就老火了。沈德符也跟着打趣,如果再挂牌,说要卖友,咱又咋办喃?于是两个人拍着爪子哈哈大笑。

他们的哈哈大笑,实际上是一种不理解,也是一种轻蔑。对行为艺术家张献翼来说,世人的不理解与轻蔑,无所谓,但至亲和朋友的不理解与轻蔑,也许就不那么好捱过了。

幸好,无论怎样难捱的人生,总要捱过去。行为艺术家张献翼终于走到人生的尽头。

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说法,张献翼死于万历甲辰(1604),“年七十余,携妓居荒圃中,盗逾垣杀之”。

但我更愿意相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说法,毕竟后者与张献翼同时代,且有直接交往。沈德符记述说,张献翼死于万历辛丑年(1601),因为“……蒋高私妓一事,幼予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而张献翼的大哥张伯起(凤翼),也“挥泪对余,叹狂言之验。”

张献翼的死亡年分或有异词,但死因没太大分歧,沈、钱二人的记载都差不多,那就是因为私自召妓,而被黑社会干掉。

作为万历年间第一行为艺术家,张献翼就连死,都死得不一样。沈德符说,张献翼死的那年,虎丘僧人叫省吾的嗜酒,有天猛然醉死;某孝廉与姻家比邻,后者遭偷了很多钱物,怀疑孝廉跟贼沟通,去公安局报案,孝廉被捕,最终死在狱中;忽然税务纠纷又起,小商人葛成登高一呼,到处拆土老肥的豪宅,还打死了人,结果被当局镇压(葛成举事于1601年,更可证沈德符记张献翼死年为确);现在张献翼又因为嫖妓而送命。这些事都发生在同一年,当地的标题党就用“死于酒色财气”来概括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常死亡。沈德符则将之写入了自己的独立博客,或曰笔记小说。

作为行为艺术家,张献翼死后并不风光,《列朝诗集小传》说:“及其被杀也,人咸恶而讳之,故其集自纨绮诸编外,皆不传于世”。(此言不尽确,张献翼的著作,除《纨绮集》外,在清乾隆间,至少仍有四种流传,且收入《四库总目提要》,分别是《读易韵考》、《读易纪闻》、《舞志》、《文起堂集》)

尽管“人咸恶而讳之”,他的朋友仍然将其看成奇异天才,并为之痛惜。吴中名士俞琬纶为他撰写祭文,说:“公一生奇而死,更奇阎里接公之奇状百出,无不怪而笑公,言及公之死,又无怪而笑公。呜呼,不知公而但见公之状与公之死,焉得不笑,又何怪乎里人哉!然则公之死,当唯是风云带愤,泉石下怆,不复可于人间求痛公者。”

后记:对于张献翼出生年月的独家考证

张献翼的生年,目前无人考出,那是他们偷懒。张献翼的死年,目前人多采钱谦益的说法(认为张氏死于1604年),那是他们糊涂。关于其生年,我判定在嘉靖13年(1534),正面证据有二,侧面证据有一。关于其卒年,我判定在万历29年(1601),考证见上文。

王世贞曾应张氏邀请,撰《张幼于生志》,在当时这很出格,因为“志”通常只记死人,不写活人。

在此文中,王世贞写:“不佞少长君于八岁”,又说:“而伯起生又七年,幼于生”。王世贞的生年为嘉靖5年(1526)(据中华书局《弇州山人别集》),大张献翼8岁,则后者当生于嘉靖13年(1534)。伯起乃张凤翼,张献翼长兄,明代戏曲家,生年为嘉靖6年(1527年)(据中华书局《张凤翼戏曲集》),大张献翼7岁,则后者当生于1534年,与前推定吻合。

又张献翼《百一诗自序》中说:“岁至改元,张子六十之年已踰其半”。张献翼一生只经历过一次改元,即万历改元(1573),如按其生于1534年算,此年张献翼已经40岁,确实远过“六十之年”的一半。

             

张献翼并非从小就献身任诞事业。在《列朝诗集小传》中,钱谦益说他中年以前“不失为儒生”,“后乃狂易自肆”;在袁宏道与其的一封尺牍中,又将他归于“周密”、“规矩”之列;而在《四库提要.读易纪闻》中,又说他的这部书“盖亦积渐研思而始就者”,进而发问:“殆中年笃志之时,犹未颓然自放欤”?

由此看来,张献翼的任诞行径,大约在中年之后。

那么,为何他会从一个“周密”、“规矩”之人,转为“颓然自放”、“狂易自肆”?

且让我们来看看张献翼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大的打击。

《万历野获编》说:“吴中张幼予,奇士也,嘉靖甲子(1564)与兄(凤翼)伯起、弟(燕翼)浮鹄,同举南畿试。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为裁其一,则幼于也。归家愤愤,因而好怪诞以消不平。”

这条记载很重要,张献翼青年与兄弟同赴科举,却因为三人不能同进,大哥为尊,小弟要爱,老二则上不上,下不下,正好被尴尬裁掉。这就埋下了他中年以后任诞行世的种子。

仅仅这条记载还不够。实际上,少年时代,张献翼就以“天才”鸣世。《列朝诗集小传》说他:“年十六,以诗贽于文待诏,待诏语其徒陆子传曰:‘吾与子俱弗如也’”。文待诏,即文征明,当时吴地文坛的第一把手,竟然对一个16岁的小杂种推许如此,可见张献翼实在是鲁迅文学院少年班名列前茅的同学。

在张氏三兄弟中,张献翼早年名声最噪。“入赀为国学生。姜祭酒宝停车造门。归而皇甫子循暨黄姬水、徐纬,刻意为歌诗,于是三张之名,独幼于籍甚。”(《列朝诗集小传》)

不但有文坛老果果登门拜访,且所交结的皇甫子循诸人,都比他年纪大出好一截,均是当时文坛中坚。在《百一诗自序》中,他说:“张子少多长者之游,大父行者半,丈人行者半,垂髫齐年者屈指无几。”从小他就和祖辈、父辈年纪的士人交游,同龄人却寥寥无几,这是早熟智者的习惯,觉得同龄人太NAIVE,于是喜欢跟更成熟的长者交游。这使张献翼的智力、才力与名声获得更快成长,同时也可能使他沉溺在一种被娇惯的氛围中——长者对早慧少年,总会多些称许、宽容和放纵。

张献翼少年得志,大却未必了了。屡次科举失败后,他灰头土脸回到老家,自此不求功名,后来偶尔上书朝廷,想建点议,也没人甩。赵翼《陔余丛考》记:“张幼于亦有《会试移期议》一篇,谓国初定鼎金陵,在南北之中,故定期二月会试。后都北京,远三千里,宜移在三月。然终明之世,未尝改移也”。张献翼的建议其实有一定道理,只是对“今上”而言,他只是个小角色,他的意见,并不比蝼蚁的叫声更响亮。

少年得享令名与中年郁不得遇的落差,让张献翼鬼冒火。他在给昆山王令启的一封信里说:将我看成国士的人,多半就是国士,将我看成众人的人,多半就是众人,“每以自嫌,亦以自慰”。这话透出骄傲,也透出反叛,更透出凄凉。于是他“碌碌不能辟世,聊复玩世”。(《答陆工部淮上书问》)

仅仅没有功名,不受朝廷重视,也还罢了,经济上捉襟见肘更让人鬼冒火。而对明代拿不了官方薪水的士人而言,如果不是老爷子传下良田千顷,或者“降格”去经商做陶朱公,那么迟早要面临经济问题。

袁宏道曾写诗送给张献翼,说他“家贫因任侠,誉起为颠狂”。这话有两个意思:一是你现在穷,因为你爱宴大宾;二是你现在有点小名儿,因为你疯扯扯。

从侧面我们还能找出一些张献翼经济不景气的证据。冯梦龙《智囊全集》记:“长洲谢生嗜酒,尝游张幼于先生之门。幼于喜宴会,而家贫不能醉客”。多寒碜,又喜欢请客,又没经济实力,真是四一先生的作风啊。而前引《万历野获编》:“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群小呼为太朝奉”,则说明张献翼对自己经济状况的不爽和自嘲。

如果张献翼真的穷到如被政府洗劫,那么他也不可能任诞,早他妈饿死了,还穿什么大红衣裳,嫖什么妓啊?偏偏他似穷非穷,前面说过,张献翼家养舞童班子,若真穷困潦倒,肯定养不起。因此张献翼的经济状况,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康阶层。而这个阶层的文人,恰好有精力来坚持搞些荒唐事儿。否则就只能像曹雪芹一样喝着情人送来的米粥,在破屋子里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的小说。                      

除开物质上的逼仄,更有精神上的攀比及颓败。

《列朝诗集小传》说张献翼“晚年与王百谷争名,不能胜,颓然自放”。

王穉登,字伯谷、百谷,与张献翼同居苏州。钱谦益对王氏评价不俗,“吴门自文待诏殁后,风雅之道,未有所归,伯谷振华启秀,嘘枯吹生,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

同在苏州,地方文坛的老大王百谷当了,张献翼只能当老二,甚至老二都当不上,作为当年文征明“钦点”的接班人,多么痛苦!实际上,早岁被文征明“钦点”的事,影响了张献翼一生。在死前三日,他“遗书文文起(震孟),以遗文为嘱。”这个文震孟,不是张献翼的亲戚,也不算其至交,只不过是文征明的曾孙。张献翼的“托孤”(所撰文章就是他自己的孤儿),透出了浓浓的“接班人”未能“接班”的惆怅。

名声上跟王百谷拼不过,张献翼在私生活上也要拼一拼。王百谷搞名妓马湘兰,张献翼也要搞名妓赵采姬——他在一个中秋写了“试从天上看河汉,今夜应无织女星”的诗送赵小姐,让其名冠北里。

爱较劲!张献翼到老都不改这个脾气。他的忘年交袁宏道最后也受不了,在一封对张献翼嬉笑怒骂的尺牍后,两人再不来往。这封《与张幼于》也成为文学史上的名作,在今天,张献翼之所以偶尔还会被人提起,多是因为这封尺牍。

这封信里,袁宏道不顾自己比张献翼小几十岁,实话实说:哥子,说你颠狂那是抬举你。你真配得上颠狂二字么?如真是颠狂者,我得喊你老师,哪里还敢喊你哥子!……说到谈名理,当世也就李卓吾是我对手,你哥子就算满身是口,呵呵……

这些不客气的话一定深深伤害了张献翼的骄傲,他们从此没再通信。可以大胆推测,对张献翼样的狂者而言,被好友伤害了的骄傲,只会在日常生活中以更膨胀的形状溢出。

实际上,张献翼与当时名流结交甚多。这些人或多或少都给了他不小的压力——当他发现自己终身都不能达到名流朋友的成就或名望时,他只能用任诞颠狂来掩饰内心的失望与落寞,所以紫衣狎妓,生祭友尸,假面看人,白眼阅世。

除了前面说的皇甫汸、沈德符、袁宏道、王穉登、刘凤等人外,张献翼交游者还有归有光、王世贞、汤显祖、江盈科、徐繗、沈懋学、黄姬水、朱曰藩、陈履等。(如要一一细述其交结之事,文章将冗长不堪,以后再专门写篇《张献翼交游考》)。

凡俗世人多目之为妖怪,为胎神,张献翼却把自己比作“客星”:(他和清龚自珍一样,都爱活用东方朔的典故)“倘奉使敭历湖海间,星郎访客星所在,仆或当之。”(《答韩行人书》)

对自身才华的信任,让张献翼找到抵抗舆论、坚持任诞的理由。在给老友皇甫汸的一封信里——这也是《文起堂集》中最后一篇文章——张献翼写道:

“先民有言:才高于人,众必非之……爱弟夭亡,何心天地。一犬吠形,毁谤山积……颜氏云:不容,然后见君子。韩退之云:动辄得谤,名亦随之。今幸见忌者,不能不置我于司勋淳父之间也”。

基于这种认识,张献翼终于“抗愤而不顾,遂放浪自弃,与世阔疏。”(《答韩行人书》)

无独有偶,整个明朝中叶后期,知识分子中似乎都洋溢着一股任诞之气,其种种怪异行为如今看来的确非常不可思议。“太有性格了!”如今的年轻人恐怕都难以一一模仿,这是为何呢?

             

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怪物样的人,都无法跳离自己的时代。行为艺术家张献翼并不孤独,在他前后,矗立了一大堆同类。事实上,自明中叶以来,士人就多任诞习气。

比如奇装异服,杨慎就开先路。徐纨《本事诗》说:“杨用修谪滇南,纵酒自放,尝敷粉作双鬟插花,诸妓拥之游行市中”。

与张献翼同时代则有刘凤。《万历野获编》记:“吴中有刘子威(凤),文苑耆宿也,衣大红深衣,遍绣群鹤及獬豸,服之以谒守土者。盖刘曾为御史,迁外台以归,故不忘绣斧,诸使君以其老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谓一时服妖”。

直到明末,服妖仍四处招摇。余怀《板桥杂记》:“无锡邹公履游平康,头戴红纱巾,身著纸衣,齿高跟屐,佯狂沉湎,挥斥千黄金不顾”。这位邹公履不但戴大红纱巾,还穿高跟鞋,像车模一样走来走去。同书还记,邹公履去应试,考完了就猛敲大司马门鼓,送试卷;去嫖妓,不赶紧摸白嫩美乳,却对小姐高声朗诵自己写的文章,真是不可救药。

除了“服妖”,明代笔记里还记载了相当数量的任诞行径。

《万历野获编》记“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当众臭骂戚继光,结果后者气鼓鼓地“促舆度岭”而去。

《明语林》所记更丰:

“罗圭峰动止诡异,径情直行,人目之为鬼王”。

“边庭实以按察移疾还,每醉则使两伎肩臂,挟路唱乐,观者如堵”。

“常评事(伦)中法罢归,益为荡恣。从外舅滕洗马饮,大醉,衣红,腰双刀,驰马。马顾见水影,惊蹶,刃出于腹,溃而死”。

“中牟举人张民表,任侠好客,往往荡舟郭外南陂。顶高冠,飘二带,带绣‘东坡半升仅漉渊明酒,三寸才容子夏冠”之句。乘败车,无顶幔……日醉陂头老杏下……兀傲自放,世莫测其高深”。

《舌华录》则记:“桑悦调柳州,不欲赴,人问之,辄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这个桑悦不但傲视柳宗元,而且喜欢恶搞考试。有次参加会试,做完题目,他觉得一定中举,就在卷子后画一战船,敲着桌子嚷嚷:这次老子坐定官船了!结果被算成作弊,“以违式贴出”。

对明代士人任诞之习,清人赵翼以为起源于明中叶。他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设有专条“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

“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文征明书画冠一时,周、徽诸王争以重宝为赠。宁王宸濠慕寅及征明,厚币延致,征明不赴,寅徉狂脱归。

又桑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悦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以三日始见,仅长揖而已。

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祗应,分巡者窘而去。于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

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

罗列现象之后,赵翼给出的评论是:“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

赵翼对明代士人任诞习气并不欣赏,但承认这些任诞士人,到处受到达官贵人的追捧,声名显赫。对这种现象,他归结于当时“世运升平、物力丰裕”。

赵翼就现象的描述清晰传神,但解释却有点单薄苍白。他所处的乾隆时代,自是“世运升平、物力丰裕”,为何士人却没有多少任诞之习呢?

明中叶以后士人多任诞习气,主要原因在于士人的自我意识开始猛抬头,而且很容易流于言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明代士人“气矜”、“气激”、“任气”、“躁竞”、“激昂好为已甚”,乃至好干“民誉”、“矫为奇行而不经”。这种嚣张士气,表现在朝堂上则是百官撼门而哭(嘉靖元年的“议礼案”),或直言皇帝“酒色财气”全犯(万历十年雒于仁的奏疏)。而在朝堂之外,“士气”则转为民间各种任诞行径。

从思想风气来看,明中叶以降,王阳明的心学大盛,对僵化理学首开反动,欲致人于平等,亦使之得自由,随后李卓吾、何心隐等人均以个人自由为鼓吹中心,稍后袁宏道及公安派的“性灵说”,实质也是对自我的强调。在此等思想风气影响下,士人又从提倡个性自由,走向标新立异,乃至追逐怪人,怪癖。

比如徐文长,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盛”,拒绝接见大人先生,与下贱皂隶打成一团,还用斧头砸自己脑壳,将头骨揉搓有声,又以尖锥刺耳,深入寸许。徐文长身前淹蹇不得意,身后却受到晚明士人疯狂崇拜。他们除了崇拜其文学天才,更崇拜其狂诞,如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写的:“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这却是以“病”为最“奇”了。

张岱在《祁止祥癖》中,将这个观念发挥到极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他所写的“有癖”祁止祥,扔掉妻子如扔掉破鞋,只把娈童崽子当性命,而张岱对此似乎还觉得颇有“真气”。

上面是从士人个性、社会习气方面探究。若从制度上讲,萧公权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这段话,也许对我们理解明中叶以来士人任诞习气有所帮助,且抄录如下,聊当收尾:

“中国专制政治,至明代愈趋深刻。太祖开国即树惨核之风,成祖篡立更肆淫虐之毒。继体诸君,变本加厉。二百七十余年中苛政弊政之多,殆为历代所不及。加以科举‘八股’,败坏人才。理学末流,束缚思想。诏狱廷杖,摧残士气。下则民不聊生,上则士鲜廉耻。流寇起于中,夷狄迫于外。一朝势去,瓦解土崩。大好河山,又复沦于异族。事之可惜,孰逾于此。然而当明代专制毒焰方盛之时,反动思想已勃然兴起。虽不敢直接攻击专制政治之本身,而对于为专制政府所利用之正统学术则力加破坏。”

而明中叶以来士人之任诞习气,同样可看成是一种“反动行为”,虽然不是对专制的正面攻击,但至少是一种消极抵抗。明白这点,对今世一些任诞之人,任诞之事,我们也许可以多几分“了解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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