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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的儒学与张作霖的义气,军阀维系道德资源的两种努力

宣统三年,号称“深仁厚泽”有清一朝,近三百年基业大厦将倾,易代之际却少有殉节者。所以说清末时传统道德的没落,已经到了“人心尽丧”的境地。作为继任者的北洋军阀,同样面对如何维系道德资源的窘境。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本质上“不是靠枪炮,而是靠光洋和烟土来打的,战前收买对方的叛徒,成为各方军阀的常用的手段,倒戈成为大小战事里,常见的一道风景。”民国九年,如日中天的吴佩孚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五伦缺了一伦”,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价值导向的迷失。尽管北洋军阀是近代化的产物,但是军阀团体的结合机制,仍然是传统的,在传统道德没落的情景下,“北洋团体”的维系,俨然已成为棘手问题。

吴佩孚的儒学与张作霖的义气,军阀维系道德资源的两种努力

其后,为了“北洋团体”的结合,枭雄巨擘们的常用手段有武力维系以及利益拉拢。不过唐末的藩镇格局,五代十国的时期的军阀也是这么干的,这种老套路不好使,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如藩镇的牙兵,最后往往变成了被利诱惯坏的骄兵悍将,北洋军阀也是吃够了苦头。段琪瑞对部下不可谓不优厚,直皖战争开战之前,不仅发双饷,还会赏酒席,此外还有“面包”和“汽水”这些稀罕物。但是打起仗来,仍没有人为他卖命,而是一哄而散。作为战胜方的吴佩孚,手法就不一样,他有一套“庙堂儒学”的道德维系方式。那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操守表率。直系军阀控制北洋中枢时,没举过一分钱的外债,战败后被人赶得到处走,吴佩孚也始终没有像其他军阀那样躲进租界。

吴佩孚的儒学与张作霖的义气,军阀维系道德资源的两种努力

对于“任人唯亲”的恶习,吴佩孚亲下手谕“吴姓天、孚、道、运、隆五世,永不叙用”,也确实没有吴家人因为吴佩孚“一人得道”,从而“鸡犬升天”。如果说吴佩孚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是推崇的这种自我修行的“庙堂儒学”,那么“胡匪”出身的张作霖,讲究的则是江湖义气。张作霖的奉系军阀,虽然是北洋军阀旁系之一,但是其内部的凝聚力,却不逊于袍泽之情维系的北洋一脉,关键的因素就是由于所谓的“江湖义气”。这也是北洋军阀另一种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奉系军阀毕竟多绿林土匪出身,没有多少宦海概念,在曾经的江湖圈子里,即使再精细狡诈的人,也要同时具备相当的粗犷与豪放气质。

吴佩孚的儒学与张作霖的义气,军阀维系道德资源的两种努力

若是一个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人,纵然有天大的智谋,也断难爬上“掌柜”的宝座。对于奉系军阀骨干的评价,曾有言“张作相和汤玉麟之辈,大都是出言不逊,呼卢喝雉的人物,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是一些仗义行侠的江湖好汉,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义气”。所以“良心”和“义气”,是奉系军阀的基本维系道德。张作霖特别喜欢说的词儿,就是“良心”,现在能看到的张作霖的字,不是“道德为心”,就是“良心”,良心和义气是密切相关系的,讲良心自然会讲义气。张作霖这种“义气道德”的真谛,所谓忠孝仁义的全部内容就是“不相负”,也就是一种有恩报恩的道德情愫。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菜根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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