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之作:造反者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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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要: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除了影响深远的儒、释、道“三教”外,还有个“第四教”即“小说教”。小说教虽不受待见,有时还倍受打压,但是,它却成功地渗透到社会,跻身于中国人的灵魂中,与儒释道杂糅相间,共同支配、左右甚至控制着中国人的精神。
原题为《小说教:儒释道“三教”之外的“第四教”(下)》
五
“小说教”为硕学大儒所不齿,也为民间社会所警觉。但它竟然是国民获取“知识”的好帮手,中国人说三国风云,头头是道,论水浒英雄,津津有味,大多都是拜它所赐。耳濡目染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也为中国人的精神谱系,注入了芜杂的思想资源。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也不意成为造反者的教科书。书中体现的政治主张、军事观念及指挥艺术为游民们所接受,并成为他们武装斗争的指南。明末战乱中的“大西”皇帝张献忠,就是众多的“受益者”之一。
“
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者皆效之。
——清·刘銮《五石瓠》
”
可怜的“大西”皇帝,他有限的军事知识,竟然是来自小说之中,而且还是现学现卖。依此观之,也难怪“杀人魔王”即便杀人无算,也保不住西南成都平原上叫做“大西”的那片小江山。这样以杀人立威,又腹中空空的蠢货,焉有不败之理?成气候,得天下,单凭流氓无产者的残忍,是远远不够的。
大西皇帝够狠的,学问不够,运气也差。兵败之际,劫掠而来的海量金银财宝,还来不及挥霍,只好都沉于岷江的江口。
电视连续剧《新水浒传》剧照
于“小说教”中讨智慧,向小说学习战争,是草莽英雄们上手最快,也最便捷的手段。远在北方草原上的努尔哈赤及其子孙,也靠 “小说教”发迹,他们与张献忠本是席地之分,最后却是天壤之别,搞出了一番大事业。差别这么大,恐怕是与个人的胸怀和格局,以及许多不可言说的运气相关了。
先是努尔哈赤仅凭二手资料——一本翻译成满文的《三国志演义》作为兵略,便学以致用,立竿见影,奠定了大清基业。之后的皇太极也是“小说教”的狂热拥趸者,行军打仗,手不释卷,已经达到了三国时关羽夜读《春秋》的境界。他从三国中受益匪浅,学到了不少纵横捭阖的大智慧。他旗下的满洲军事集团,在东征朝鲜,西联蒙古之后,南下入关,定鼎燕京,也成必然之势。若不是1643年于战前猝死,赍志而没,叩关之功怎么会记在他六岁的儿子福临头上?
“
本朝未入关之前,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
——清·王嵩儒《掌故拾零》
”
“
太宗(皇太极)天资敏捷,遂于军旅之际,手不释卷,曾命儒臣翻译《三国志》……以教国人。
——清·昭梿《啸亭杂录》
”
满洲军事集团处于大明的北方边地,偷偷地从“小说教”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一步一个脚印,由后金到大清,由弱到强,制造出如此之大的动静。一开始,颟顸糊涂的大明皇帝们竟浑然不觉,不知黄雀在后。喜欢读《水浒传》的万历皇帝,也傻呼呼地沉浸其中,乐而忘忧,却看不到这部贻害人心的“发愤之所作”(李贽语),是“天下无道”所激起的“庶人之议”(金圣叹语),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政治敏感——说他是政治家,实在是辱没这个词——这位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一个长期怠政的家伙,正是被史家盖棺论定的“明亡于万历”的责任人。
清军入关时竟然如此强悍
等到明末天下大乱之时,大明王朝终于出了个“明白”人。1642年4月,崇祯皇帝批准了刑科给事中左懋第陈请焚毁《水浒传》的“题本”,可是为时晚矣。此时明朝的大厦将倾,离1644年3月的清军入关,仅仅不到两年。
“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东鼎沸。……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兵部抄出刑科右给事左懋第题本》
”
“题本”提到的主人公李青山,是又一位“小说教”的拥趸者。他的起事,发生于明崇祯年间,地点在山东梁山。起事当中诸多大事,诸如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甚至招安,李青山皆亦步亦趋,也是完全模仿《水浒传》。他是梁山历史上的第二个宋江,他的结局,也与历史上的宋江一模一样——招安后旋即被斩杀。大明王朝对李青山的处置,竟然也是《水浒传》中的方式。
“
诱青山降,执送京师献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门受之。凡三十人,贷一人,磔青山及王,余斩首。方缚赴西市,众贼云:“许我做官,乃缚我耶?”
至市,青山奋起,所缚之椿立拔,王诟骂当事者负约,死乃绝声。
——李清《三桓笔记》
”
《水浒传》的“毒性”,引起崇祯皇帝的高度警觉,因而后续的“消毒”也更为严厉——除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勒令烧毁外,是非之地的梁山,也被勒石清地,宋江寨等建筑文物从此被彻底毁掉。这一切,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都于事无补了!
其实,同为“小说教”的痴迷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命运结局,是大相径庭的。信三国者,原是为争夺天下。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即是胸怀大局,锐意进取,目标明确的人。而迷水浒者,大多只求占山为王,满脑子的好汉、聚义、义气、江湖,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以及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像宋江、李青山之流,也不过是落入“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套路——这多没有出息,从格局上讲已经决定了得失与成败。
靠“小说教”起家而最终入主中原的大清王朝,在完成角色转化之后,深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主旨,与主流思想相龃龉,与大清政权相冲突,实乃精神炸弹而被抛弃。乾隆时期,《水浒传》被明令禁止,甚至也不准译成满文——连自己人,所谓的“奴才”都没有资格阅读了。
六
权力也并非无所不能。明令禁止的,往往大行其道。极力弘扬的,常常行之不远。
“小说教”作为“第四教”,之所以根深蒂固,有它自己的生长的土壤,《水浒传》《三国演义》也屡禁不止,也自有它们流行的市场。
多年以后,蒋介石与“小说教”遭遇而再蹈历史覆辙。关于国民党的败退原因,学术的、江湖的、现身的、旁观的,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但这位国民政府领袖,笃信基督教的信徒,在某种意义上,被游民江湖里诞生的“小说教”的乱拳打死,或是不争的事实。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书中,陈士榘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回忆那段草创岁月时侃侃而谈,他并非事后诸葛地谈起蒋介石,说他最大的失误是没禁《水浒》。
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个个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
“
……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战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
——《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
《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是的,小说《水浒传》又一次负载了历史的使命,成为红色革命的教科书。
从梁山到井冈山,从“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到“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比附,未免简单、机械和牵强,甚至有点儿粗暴,但也道出了部分的事实。
当疲惫不堪的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了在后来几代人眼里都是革命圣地的井冈山,来到了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的地盘,依然还带有浓重的农民气息和“杀富济贫”的朴素理想。在长期的打家劫舍中,这两支绿林队伍,视生命为草芥,沾染了很强的土匪习气。他们所作所为,让当地农民的抱怨越来越多。
换血式的改造是必须的,否则,只是历史的简单重复。1927年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陈士榘作为士兵代表,被选为三个常委之一。毛泽东笑着说:“陈士榘,你做了县太爷了,你也是个山大王哩。”虽是个玩笑,但很显然,“山大王”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汇。
《魅力毛泽东》(刘继兴 编著 新华出版社)和《毛泽东与周扬》(盛夏 著 人民出版社)
鲁迅先生也曾给毛泽东戴过“山大王”这顶帽子,毛泽东也并不忌讳,并欣欣然笑纳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当鲁迅辗转读到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中“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的诗句后哈哈大笑,对冯雪峰说,“颇有山大王的气概”。1934年1月,冯雪峰回到江西中央苏区,将鲁迅的评价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后也是开怀大笑道:“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在《回忆鲁迅》(冯雪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毛泽东与周扬》(盛夏 著 人民出版社)《魅力毛泽东》(刘继兴 编著新华出版社)等著作中,都曾记录这两位素未谋面,却惺惺相惜,隔空交往的这一片段。
傅斯年就远没有鲁迅的好运气。1945年7月初,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傅斯年是其中之一。毛、傅作为北大故旧,两人聊了一夜。谈天说地虽然近在咫尺,却聊出了彼此之间巨大的罅隙。
毛泽东到延安机场迎接来访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右起第六人为傅斯年。
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坊间各种小说都了如指掌,便武断的认为,仅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毛最终不过宋江之流。两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时候,更是话不投机,傅斯年语含讥讽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在返回重庆之前,他请毛泽东题字留念,毛遂题诗一首,反唇相讥。
毛泽东给傅斯年的手书(傅斯年,字孟真,故毛称他孟真先生)
诗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毛泽东以诗中的“刘项原来不读书”自况,同时也自谦没有傅斯年书读的多,但言外之意,却不言自明,讥讽书生无用,书读得再多,又有屁用!
当年两人的对谈,是在延安的窑洞中,这是另一种版本的“窑洞对”(最著名的“窑洞对”当数毛泽东与黄炎培之间关于“民主”对答)。虽然没有一年后兵戎相见时那冲天的火光,但在相互的机锋对垒中,还是深藏着浓浓的火药味道。
这一切,恐怕都源于道不同。
七
这几个细节和片断,皆出自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几本书籍。这也从某个侧面说明了一点,即中国革命最早的底色,无疑还打着农民起义的烙印。中国革命的精神资源,也掺杂着“小说教”某些朴素的思想糟粕。
特别是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明晰的道路之前。那时的井冈山,如果只是梁山道路依样画葫芦的翻版,那么,这条道路究竟能够走多远?井冈山红色政权飘扬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疑惑像阴云般地笼罩在井冈山的上空,也盘旋在意志脆弱者的心头。
中国正确的道路究竟在哪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些大问题,也让一些智者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
井冈山的道路,毕竟不是梁山的道路。现代的职业革命家,毕竟也不是古代的农民领袖。他们秉持心中的信仰,一次次地探索,终于完成了一次次地艰难地蜕变,也实现了一次次优美地蝶化。
“
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也不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我们要消灭的是人吃人的剥削制度。
——《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
就是这样,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最终点燃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其间,不断地摆脱《水浒传》中梁山道路的路径依赖,冲破“小说教”的思想樊篱。他们从井冈山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北京,一路赶来,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一路赶考,也交出了一份份完美的答卷。
参考文献:
1.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4年10月出版)
2.金汕《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3.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4. 盛夏《毛泽东与周扬》(人民出版社)
5. 刘继兴《魅力毛泽东》(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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