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叶挺、项英发生分歧内幕 周恩来从中调解
叶挺和项英
叶挺虽然就任新四军军长,但实权却掌握在副军长项英手中, 因此对新四军的军事指挥并不如意。
实际上,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红军骨干,因而和当时领导南方游击队的项英渊源甚深。叶挺虽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事干部,北伐名将,曾参与和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但因后来长居香港,和十年内战中的红军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此次又是以非党人士担任的新四军军长,故而下面的干部、战士自然亲疏有别。
叶挺任军长后,介绍了许多非党人士来军部工作,如敌工部长林植夫,以及军医处的几名医官。叶挺还大量收容各沦陷城市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当时新四军军部非党人士之多,实属罕见。项英据此多次向中央电告,指责叶挺将新四军军部非共产党化了。
而叶挺也在一气之下,带了几十个人跑到粤西打游击,在中共中央的电告下,方才返回军部。
当时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政策,而项英作为他的忠实执行者,使新四军的发展很是缓慢。如新四军第4支队留守处及其掌握的一个由红军干部、便衣队员组成的警卫排, 在武汉失陷后即与中共鄂东特委机关一起,转移到白马山(现属新县)。当时日军扑向武汉,国民党军队在溃退途中遗弃大批枪支时,因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束缚,害怕“破坏”统战, 不让警卫排捡枪,也不让收容国民党溃军中要求参加新四军的人员,只是到了后来,地方上个别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在家无法存身,才被允许到白马山参军。直至11月份,警卫排才组成四个班,增加到50人。
1939年初,叶挺因和项英再次为新四军的发展战略发生分歧,叶挺一气之下到了重庆。
图为周恩来与叶挺、项英的合影。
周恩来对叶挺做了细致的工作,指出共产党对叶挺指挥新四军完全放心,让他放手去干,叶挺方才醒悟,反省自己因个人意气出走是不对的,决定重回新四军军部。而此时,中央已决定对王明的右倾进行清算,撤销长江局,新成立南方局,任命周恩来为书记。于是周恩来决定亲自送叶挺回新四军军部。
1939年早春2月的一天,丽日融融,春风阵阵,蜿蜒于黄山大小山脉之间的青弋江江面上, 一张两首微翘的竹筏正飞驰而来。竹筏上巍然站着全副戎装的周恩来副主席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竹筏上放着一张藤制躺椅,这是特地为周副主席预备的。可是,周恩来同志一定要让叶挺军长坐下,叶军长又坚持让周副主席休息,结果两人都并立筏头,那张躺椅一直空着。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略转变的历史关头,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肩负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托,冒着纷飞的战火,由重庆绕道广西桂林、湖南衡阳,经浙江金华、建德和安徽太平, 专程来到了皖南山区。
周副主席一到军部所在地罗里村,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汗未擦,脸未洗,就忙着召开各种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汇报;找新四军各位领导谈话,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这一天, 雨后初晴,碧空万里,漆色斑驳的陈氏祠堂(军部大礼堂设在这里)被新四军战士们装潢一新。大门两边“军民合作”、“抗战到底!”两条红色标语格外醒目。周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身穿普通的灰色棉军装,头戴新四军军帽,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在叶挺、项英、陈毅等同志的陪同下登上祠堂的“万年台”。顿时,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周副主席微笑着站在主席台前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周副主席首先向部队和农会干部们宣讲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接着,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战以来的国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严肃地批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复说明: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形式出现的,但又不可束缚自己的手脚。他强调指出,我党的方针是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他最后号召,每一个党员和新四军的同志都要立足本职,为把我们活动的地区推进到敌人在中国的心脏南京、上海这个目标努力、努力、再努力。这次报告,从早晨8点开始,直到黄昏止,周副主席整整讲了10个小时。
周副主席来到军部后,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耐心地帮助新四军同志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周副主席同项英同志作了多次恳切谈话。项英强调“江南特殊”,说什么江南不比延安, 不宜自由行动。如要发展,就必然和蒋介石发生磨擦,国共合作必然破裂。所以,江南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听从三战区的命令。“这就是关键!”周副主席忽地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道: “迅速发展抗日力量,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关系着今后革命的成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放手地发展。”
接着,周副主席批评了项英,指出:“一方面,处处向国民党让步,甚至把蒋介石的‘演说’、‘宣言’编进新四军的政治教材,把党绝对领导的新四军称为统一战线的队伍,还要听从三战区的命令;另一方面,对群众、对朋友却缩手缩脚,不敢发动、不敢争取! 你们甚至连叶军长也不想要啊!”周副主席一边说着, 一边微皱双眉,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了。他说: “也许,我的话说重了。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啊! 你们可是不给他指挥权!连参谋处也不让和他住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啊?可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很尊重叶军长,中央已经决定:叶挺同志参加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今后分会会议,一定要通知叶挺同志参加!”听着周副主席语重心长的话语,项英似乎受了感动,他猛地站起来,认真地说:“恩来同志,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周副主席握住项英的手说:“好,望你说到做到!睡觉吧,已在半夜了,明天还有大会哩!”
在周副主席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的努力下,纠正了项英的错误思想,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这个战略思想,指引和武装了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万众一心,去争取胜利。在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1939年,我军在华中战场取得了重大的战略发展。在长江南岸,部队东进到太湖、巢湖一带,叶飞同志率领的老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向东猛进,突破了宁沪铁路,连续打了“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机场”等漂亮仗,一直打到上海郊区。
同年11月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下属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该部进入扬州、泰州及其经西的苏皖地区在长江北岸,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皖东津浦路东西两侧分别建立了根据地,同年5月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此外,新四军游击支队向河南东进,开辟了豫皖苏边区,同年年底,成立了新四军第六支队。在斗争中,新四军由1939年初的3万多人,发展到年底的9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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