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媛：从汉字看中国古代战争观

原标题：原媛：从汉字看中国古代战争观

汉字中的疆域观

汉字与其他文字一样，与国家相伴而生，在诞生时自然而然地承担了表达国家疆界范畴的功能，也反映了疆域与战争的关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或”字。“或”是“域”和“國”的初文，《说文解字》中提出：“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也就是说，“或”至少包括三方面要素：“口、戈、一”，从根本上反映了古人的国家（邦）观与“戈”的关系密切，“口”用来声索疆域（一，土地），而倚重的则是“戈”。另外，“域，从土，或（yu)声”“堡，从土，保声”，等等，都说明了疆土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心理基础。“守土”“卫国”需要“戈”（军事手段）来作为基础和达成目标的手段。除此之外，汉字中没有用到其他更为明显的字形形式。也就是说，汉字在“国”“域”等表示疆域方面上，充分反映了古人“兵者，国之大事”的思想，有“戈”则有疆，无“兵”则无国。

纵观世界战争史，引发战争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领土争端、掠夺资源、争夺势力范围、宗教冲突、意识形态斗争、民族矛盾等，其中，地缘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战争的起因从根本上来说，多是由争夺疆域和自然资源引起的。汉民族自古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疆土意识，保卫“王土”的完整和安全，需要在边境地区进行防卫和管理。在保卫疆域方面，有护“城”卫“邑”之说。“城，从土从成”，本义是土筑墙垣，“所以盛民也”，用于防御外来人侵；“邑”，上为口，表疆域，下为跪着的人口，偏重于指规模较小的村落、城镇。《吴子•应变第五》指出：“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反映了“城”“邑”虽大小不同，但对于保卫疆域都具有支撑作用，都是战争中争夺的焦点。

汉字中的攻防观

汉字中，“伐”与“戍”，均“从戈”，也就是说，这两者都与“兵者”直接相关。伐者，左人右戈，人持戈也；戍者，下人上戈，人何戈也。《说文解字》中有：“伐，击也”，《广雅》认为：“伐，杀也”，一击一刺为一伐；《说文解字》又有：“戍，守边也”，人持戈以抵挡，戍守止寇贼是其本意。以上两个汉字的“一攻一守”，从字形上就生动展现了敌对双方你击我挡的战斗场景，也反映了古人对战争形式的朴素认识，扩展起来还体现了争夺土地、疆域的战争目的。

攻防作为作战的基本形式，还明显地反映在“矛”“盾”这两个汉字中。“矛”，象形字，一头带尖的长柄武器，柄上有扣环，为进攻之具，操戈执矛，用以刺敌；“盾”，象形字，《说文解字》认为：“盾，跋也。所以扞身蔽目。”手持护牌，举在头上，保护眼睛和脑袋。古战场上，无论是兵车对垒，还是短兵相接，士兵一手持盾保护自己，一手持矛进攻敌人，都形象地表明，中国古代的兵家已认识到“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这对辩证统一的关系，并通过兵器的制造和使用来统一这对关系以实现战争的目的。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将战争定义为：“国家、政治集团和民族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虽然战争的发起往往是政治家、军事家，但战争都是要组织武装人员开展武力对抗的，“武”是战争最为重要的代名词之一。从这个代名词出发，如何来理解战争？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意指能止息战争的，才能叫做具有武力。这是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将“武”看成是“从止从戈”的会意字。事实上，甲骨文中的“止”，是脚趾的象形，表行进，在“武”中与“戈”组合，表示持戈而行、出征作战。又如《汉书•弄法志》中有：“当斩左止者”，颜注：“止，足也”。古汉语中，“止”都代表足趾，也就是人的足迹，几乎都有前进、进取之义，而绝非中止、制止。因而，从汉字的本源来看，“武”的原始本意并非后世会意而生的“止戈为武”，而是象形义的“出征、进攻、征战”。也就是说，“武”中“攻”的意味更重。没有进攻，就没有武力的对抗。进攻是战争的开端，更是战争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甲骨文中征伐类动词共有征、伐、敦、执、捍等14个，侵扰类动词共有侵、出、启、至等7个，与之对应的防御类动词则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重攻”思想，依稀可见“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思想萌芽。

汉字中的策略观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在甲骨文中称为“伐”“争”，其他古籍中称为“戎”“兵”“征”“斗”等,后多称为“战”，而“战争”作为一个合成词，最早出现在兵书《吴子•料敌第二》，《史记•秦皇本纪》也有：“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

指导战争是人类最艰难的一种活动。那么，从“战争“的构词理据来看待古人对于战争的态度，会对其中的艰难有一些新的认识。从“战争”中的“战”来说，繁体字为“戰”，从单从戈，其中，战之声符为“单”，新近的研究倾向于动物象形，认为单与鼉是同源字，都是指龙中的一个品种——鼉鳄、鼉龙，并且，单与兽、獸（古獸、狩同字）也有内在联系，对应着兽性的冲动和残杀，这些与《说文解字》中的“战，斗也”也基本一致。而从“争”的字形上看，为两手夺一物，可会意为争夺资源与地位而征战不休。而从隐义来看，两股力量的争夺，其结果不是一败一胜，就是两败俱伤。而后者为争斗双方所竭力避免的。因此，“争”最好能形成一种平衡，古人造出的“静”“筝”等一系列字也含有和谐、稳定之义，与“争”的动态平衡暗合。“自古多征战，由来尚甲兵。”“战争”二字，融入人类发展史中，既有“战”投射的非理性冲动，还有“争”展现的敌对双方力量对峙，以及升华而成的维持平衡的格局。对战争暴力性和平衡策略共生互补关系的认识，是汉字中蕴含的最大的战争策略。

除了在暴力与平衡之间控“势”的大策略之外，中国古代的策略观还少不了“计”“谋”《说文解字》认为：“计，会算也。”《广雅》认为：“计，较也。”计，从言从十，本意是“数数、计算的意思”，引申为比较、谋划。《孙子兵法•计篇》有：“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文中明确提出，“计”即“算”，“庙算”是制定策略的基础，也是战争胜利的基础。

《说文解字》有：“谋，虑难曰谋。”《孙子兵法》将《谋攻》与《计篇》并列，杜牧《孙子注》中有：“庙算之上，计算已定……可以谋攻。”谋攻中，旨先是慎战，《论语•述而》认为：“子之所慎：斋，战，疾。”对待战争，在中国古代即已认为兵法的最高艺术是“无为而战、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也反映了中国军事文化的核心是以道立国而不是以兵立国。若不得不战，最好慎重首战，谋定后战，以谋为本，一战而胜。相比于西方人注重技术，东方人更注重谋略。具体的谋略内容，“快”如“兵贵神 速”，“准”如“权敌审将”，“全”如“算无遗策”，“活”如“柔能制刚”，更重要的是“奇”，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最终实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

汉字中的情报观

从古至今，情报一直对战争胜负起着关键性作用。早在商代，掌握占卜、祭祀的卜巫之官，就负有情报分析的职能，甲骨文献中更是充斥着对敌情的求索。到了周朝，“观”卦就是要掌握各部族邦国的情况，主张既要“观我生”，又要“观其生”，还要考察大国的政绩（“观国之光”），以此决定自己的进退方针和内政外交方略。无论是“观”卦还是“观”情，“童观”还是“窥观”，“观”都是获取情报、辅助决策的重要方式。《说文解字》中有：“观，谛视也。”意即仔细看、全面看、反复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尽可能获得全面情报，服务于战争的筹划与组织实施。在情报工作中，与“观”类似的表述和行动还有“相”“因”。《说文解字》中还有：“相，从木从目，省视也。”“省视”义同“谛视”，全面仔细地査看；“因，从口（wei)从大。就也。” “因”的“口”类似于“国”的“口”，意即把“口”内因素放大，便于更为全 面、透彻、准确把握情况。综合对以上汉字的分析，可以说，古人早已认识到，观情而定、相机 而动、因敌而变，才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动权。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与军事情报相关的最常用汉字还有“知”，即获取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军事斗争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这也是获情 的目的。《易传》认为，战争胜负、宫廷政变、人事吉凶等社会现象的初始迹象和征兆称为“几”，“知彼知己”要“知几”“极深而研几”；《老子》在量变推动质变的朴素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知常阅明”；还有《管子》认为：“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直触情报工作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吕氏春秋》着眼“先识”“知化”“长见”，把高度的预见性和有效的预警作为情报工作的根本要求，进而探讨了情报工作的规律——“知道”。《孙子》则主张“先为不可胜”，并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开始完全脱离早期的卦辞思想，强调情报工作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在具体的情报观方面，《孙子》中的“道”“天”“地”“将”“法”的大情报观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具体的情报方式方面，可概括为“料敌”“用间”“审察”等，这些门类都与具体的汉字相对应。“问”“算”“识”“测”等汉字，表示“料敌”的不同环节，用以达到“测深探情”的目的；“目”“候”“间”“谍”“斥”等汉字，均有军事情报侦察人员之义，“凡欲征伐，先用间谍”“战者必用间谋，以知敌之情实也”，且可肩负“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的更大作用；“望”“目”“见”等汉字，都是审察、观望的意思，表示对敌方的军情进行侦察，“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也反映了古人对战前情报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汉字中的装备观

通常来说，西方重实力，中国重谋略。在崇尚智慧、兵法的文化氛围中，对武器装备的硬实力的强调似乎弱化了。其实不然，中国古代人和现代人一样，极为重视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只不过“器胜”的思想因为汉字中的战争概念通常以兵器类字来表达，将强调装备实力扩大为强调军事能力了，从而在形式上弱化了单纯的装备观。“兵”本意为兵器，引申为士兵，并被广泛用作与军事或战争有关事物的统称，类似的文字和例子 使得原本的装备思想泛化为军事思想了。比如，《司马法》中强调，“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本是在强调要加强装备建设，但又由因“马车、甲兵”可被赋予借代意义，而可扩大理解成“军备齐全，乃强国之道。”

反观古代军事装备的状况，在汉字中得到充 分体现，《说文解字》所收的有关兵器类的字很多，而且分类很细。比如，长兵器有殳、役、投、戈、戟、矛、指、钹、铤、銳、锬等，短兵器有刀、戚、斤、斧、钺、镆、釾等，弓矢类有弓、彈、弭、弧、弩等，护身兵器有盾、跋、橹、铠、甲、釺、櫂、科、渠、桠鍛、兜鍪等。正如语言学家苏新春先生所指出的：“分析汉语中兵器类基本词的构成与发育情况，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古代社会兵戎相见的全景图。”而且，随着汉字的发展，不但有表示主战兵器的文字，还出现了表示军马战车类、军鼓军乐类、旌旗徽帜类、兵器 配饰类等汉字，比如旌旗类的有旌（斿）、绥(綏）、旗、旗、旅、常、旗、旃（旛）、麾、翳、幢等，旗帜的材料不同、配铃不同、柄制不同、颜色不同、等级不同、用途不同、所绘之物不同，都有对应的汉字来表示。这些体现了我国古代武 器装备门类多、分类细的特点，也反映了古代人对兵器的倚重。

我国古代武器装备不但在实体上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从思想上来说也极其丰富。《管子》中指出：“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古代军事家们更是深知“备用不便，则力不壮”“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举事”。“重器”的思想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在兵器制造方面，为了提高性能，提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十分注重吸收和运用当时先进的技术；在兵器使用方面，要求因时、因地、因敌、因器、因战的不同，选择使用不同的武器装备；在兵器的制造与管理方面，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走上了装备制式化的道路，并且在后续朝代，开始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官职，注重把握发展武器装备的时机及相应的政策，还注意吸引和招募“天下之良工”，给予优厚的待遇，“因能利备，则求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