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外交小舞步:周恩来火速报告毛泽东“拿到敲门砖了”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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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放宽限制的同时,想方设法同中国接触。12月3日,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向中国驻波兰使馆译员表示,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愿意同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会晤
当晚,周恩来看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来电后,感到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有望,立即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
大洋彼岸频频向东方神州“暗送秋波”,与中国人共跳“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经过一番磋商,基辛格终于明白了中美,联合公报中方草案“求同立异”精神的奇妙之处。尼克松端起酒杯,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封锁、遏制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致使中、美两国关系和中、美两国人民交往断绝了20多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
相互探询,尼克松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1969年1月20日,一位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担任8年副总统、以反共著称、后来又宣告退出政界的美国共和党政治家入主白宫,他就是理查德·尼克松。
周恩来敏感地发现: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政策,与原来有些不一样了。
尼克松上台后,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对中国方面,他不断地改变着以往的反共面目,还不断地向共产党中国“暗送秋波”:
1969年1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一对各种思想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他们的人们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2月,尼克松让他最为欣赏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之后美国政府放出话来: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3月以后,尼克松一方面决定以六七十亿美元建立“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他又宣称希望尽快同苏联就停止美苏两国之间的“导弹竞赛”问题开始谈判,还决定从南越撤军,声称美国并不坚持僵硬的外交政策。
正当美国新政府外交频频翻新的时候,中苏边境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年3月2日凌晨,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装甲车两辆、卡车和指挥车各一辆,悍然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给了入侵者以歼灭性的打击。
苏联武装挑起珍宝岛流血冲突后,美国白宫的尼克松作出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大动作。而苏联则由于发动珍宝岛之战,把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它更怕美国利用中苏矛盾来对付自己。
7月以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出现了更多的变化。尼克松访问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他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他甚至称:不应孤立中国,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
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极大地关注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新动向。一项改变中、美、苏三国关系格局的外交决策,在他们中间酝酿开来。
1969年9月4日凌晨,差不多与越南公布胡主席逝世消息的同时,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星夜兼程前往河内吊丧。
中共中央考虑到,苏联将派出以党内第二号人物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赴河内吊丧,认为中共代表团不宜在河内与苏共领导人碰面。于是,9月4日当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到河内的医院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便飞回了北京。
周恩来此举,第二天就引起了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的关注。美联社在9月5日的电讯中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周恩来有意回避一事和国际舆论的反应,反而给苏联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毕竟不愿意让“美帝国主义”利用中苏矛盾。9月10日,周恩来接到了一封发自中国驻河内大使馆的急电,上面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想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总理会晤。中共中央在接到柯西金的要求后,考虑到国际国内形势,决定让周恩来同柯西金会面。
9月11日lO时50分至14时30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与柯西金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就中苏关系的紧迫性问题交换了意见。经讨论,双方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
其实,这次会谈的结局,早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预料之中。苏联方面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关系,借中国压美国。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9年之久,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中苏之间的总理级高层接触,很快被美国情报部门获悉。大洋那边的尼克松更坐不住了,他决定急起直追,不能让苏联抢先与中国改善关系,努力寻找通向“古老中国”的渠道。尼克松决心采取主动,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
接着,尼克松、基辛格利用出访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10月,美国政府通知我国政府,它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
美国在放宽限制的同时,想方设法同中国接触。12月3日,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向中国驻波兰使馆译员表示,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愿意同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会晤。
当晚,周恩来看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来电后,感到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有望,立即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
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回应“信号”,周恩来批准释放2月16日两名因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而一直被拘留的美国人,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几天后,斯托塞尔应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邀请,同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会晤,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驻外大使馆的美国大使。
事后,基辛格把双方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互传口信,提出白宫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11月份,美方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表示:尼克松总统想同中国领导人接触。1个星期以后,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表示:“请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周恩来的话,由巴基斯坦方面传给了白宫。
1970年3月21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急报国内外交部: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大使张彤转达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采证完全地自由决断。”
熟谙外交之道的周恩来立即在电报上批示:“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一个对世界保密(主要是对苏联保密)的“秘密接触”行动,在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实施开来。之后,恩克松又不断向中国方面传来信息:美中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白宫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的相应代表对话。
对尼克松的信息,周恩来采取了中国戈的回答。10月1日,是中国人民庆祝自己国庆节的重要日子。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首都北京的国庆游行队伍。
11月5日,周恩来会见来访的埃德加·斯诺时,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会谈的关键。他指出:“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若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他声明:关于台湾,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周恩来同斯诺的这次谈话,同年12月13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撰写的《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一部分(谈外交问题)》。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谈舌开始不久,就对斯诺说:“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谈话)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在周恩来会见斯诺后的第9天,即11月14日,就在尼克松再次托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达口信的时候,周蛩来对叶海亚·汗表示:“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这就是我们的口信。”
11月21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他受齐奥塞斯库的委托,前来中国转达尼克松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口信,他们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表示关切,尼克松再次表示同中国领导人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谈判的愿望。会见时,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强调如果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商谈。
随后,中国发出了强有力的回应“信号”。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侧“毛主席语录”栏登载:“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下面在《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标题下,以将近半版的篇幅登载当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和一段文字说明。这是周恩来特意对版面作的精心安排,以此作为对尼克松多次表示改善中美关系的首次公开回应。
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队伍,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学究式的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你来我往,中国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大家都在试探和寻找时机。
乒乓外交,周恩来的中国式外交艺术代表作
1971年3月28日至4月?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本名古屋参赛,一举荣获4项冠军,使世界乒坛为之震动。比赛期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员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在这种接触中,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为此,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的问题,给周恩来写了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主要是因为美国乒协坚持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前不久就支持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国际乒联。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对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要求,也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报告上批示:“可以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在报告末端,他写了“拟同意”3个字,并将报告转毛泽东审批。
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定的意义,周恩来深有体会: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决定一经做出,周恩来迅速组织实施。4月7日,周恩来嘱告外交部立即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当天下午,美国代表团开会,团长格雷厄姆·斯廷霍文宣布:访华事已得到政府许可。这时,场外挤满了各国记者。斯廷霍文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心情与其说是兴奋,毋宁说是惊讶。”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中国要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一个认真的信号”,“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一时间,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31届世乒赛的消息。于是,一场“小球转动火球”的“乒乓外交”行动,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导演下有趣地开展起来。
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起到达北京的,还有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为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周恩来给美国代表团以特殊的优待,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了这些初次进入“红色中国”的美国人。接见地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时间是1971年4月14日。这是一次精彩的会面。
周恩来首先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中国古话,欢迎美国朋友。会见时,美国男乒运动员格论·科恩询问周恩来对美国青年中流行“嬉皮士”的看法。他用一段富有哲理的话回答说:“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所有在场的美国人都被周恩来的坦诚打动。中国总理并不强加于人但却让你心悦诚服的谈吐,令美国队员们由衷地敬佩。
周恩来的举动和谈话很快通过美国人自己传到了白宫。这回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明白了中国式的外交艺术。基辛格认识到,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与不久前将斯诺安排在北京天安门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后来作了这样的评论:“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
波罗行动,基辛格密访成行
继“乒乓外交”之后,中国方面又向前走了一步。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一份口信式的文件一《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这份《口信》说:“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淡,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4月24日,这份《口信》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直接转达给尼克松总统。29日,尼克松以口信方式答复,表示愿意接受邀请。5月17日,美国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正式答复中国: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尼克松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
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中美两国秘密的预备性会谈,周恩来着手研究制定中美会谈的方针。5月25日,他召集外交部核心组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尼克松的答复口信。26日,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
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报告》还有针对性的解答了一些对中美会谈存有疑虑的问题。《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中、美会谈的基本方针:“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当天,周恩来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
6月2日,周恩来的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转交给基辛格。当基辛格把打成正式文件的周恩来口信交到尼克松手中时,这位美国总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满意地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一向晚饭后不喝酒的尼克松,破例斟了两杯白兰地,与基辛格干杯庆贺。基辛格感慨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尼克松顺势突发奇想地说:“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吧。”
为了做好同基辛格举行预备性会谈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多次召集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谈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况,并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接待工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他在强调这次中美会谈的重要意义时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了20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的傲慢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首先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7月9日中午12时25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人员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公司的波音707飞机秘密抵达北京郊区的南苑机场。
基辛格一下飞机就钻进了大红旗轿车,车子很快就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钓鱼台国宾馆。一路无阻,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5号楼。
16时30分许,周恩来来到了基辛格下榻处。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
基辛格还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动作有些夸张。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视着基辛格,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也笑了笑,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当介绍到理查德·斯迈泽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基辛格介绍到温斯顿·洛德时,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晃了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还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开起了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啊?”
周恩来的一番话,使基辛格一行原本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感染。
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了48小时,周恩来同他举行了6次共计17小时的会谈。双方就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时间安排等问题,进行了友好磋商。在周恩来极为儒雅的谈判风度中,贯穿着一个十分坚决的态度: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作了这样的表示: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基辛格的话,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府政策上的两面性。在周恩来看来,分歧只能慢慢解决,先要把共同点确定下来。在几轮艰难的谈判后,基辛格没想到会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这次秘密访华非常满意。正像他自己所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美国人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不成功则罢,成功以后,秘密访问迟早要公开化。为此,双方一致同意发表联合公告。10日晚,周恩来与基辛格就此次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进行了商谈。
联合公告如何措词,双方再次出现争议,主要集中在3处:一、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尼克松来访的适当时间。
对第一处,中国方面在起草原稿时,说明是尼克松主动提出要求,由中国邀请。基辛格提出异议,说这样写让人看了觉得尼克松总统像个旅游者,美方不能接受。
这一点说到底是个“面子”问题。周恩来充分考虑到尼克松面子,将原稿改成中方“获悉”尼克松要来访,由周恩来邀请。仅仅“获悉”两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使大家为难的问题。双方都对这一修改拍手称妙。
对第二处,双方都不回避要“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主要障碍,而美国方面却不同意在措词上渲染台湾问题。经过讨论达成协议: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言下之意,台湾问题是共同关心的,但并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对第三处,为便于美国方面灵活安排,尼克松来访的时间只写明年5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
拿到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非常满意,他清楚,中方已经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因此,他干脆在“接受邀请”几个字前加上了“愉快地”一词。双方皆大欢喜。稿子基本定下来后,心情畅快的周恩来说:“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随着美国代表团的离去,周恩来的形象、风度,已经深深地留在了基辛格的脑海里。回到白宫后,基辛格大谈周恩来,赞赏有加。以至尼克松后来这样回忆:“基辛格归来时对我说,周恩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尽管基辛格像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过去从未见过的人物。”
基辛格后来也把自己的这种印象写进了回忆录中:“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基辛格一行离开北京的第4天,即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的内容相同的公告。
这则公告的发表,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犹如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立即震惊了世界——长期对立的共产党中国与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走到了一起!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着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3个月后的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并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还就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基辛格从容地在中国待了7天,当时周恩来刚处理完林彪叛逃事件不久,不顾紧张、劳累与基辛格会谈了10次。
对于尼克松访华时的中美联合公报,基辛格事先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草案。这个草案长约3000字,包括了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4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的老套路起草的。草案在含糊其辞地强调共同点的时候,掩盖了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0月22日下午会谈时,基辛格将他和他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搞出来的这一草案提了出来,此时,他们对这个公报草案非常得意,觉得这是一份“杰作”。没想到周恩来很不满意美方起草的草案,他指示章文晋:由我们另外起草一份对案。并提出: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各说各的”的原则,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中方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拿出了另一份非常独特的公报草案,它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在中方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基本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中方草案递到美方手中,经过一番解释和紧急磋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终于明白了中方草案“求同立异”精神的奇妙之处。
正在基辛格与周恩来谈判的时候,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问题,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一结果,连一贯以精明著称的基辛格也没有预料到。
经过反复商谈,基辛格接受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美方的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双方终于就公报草案达成了初步协议。
就在基辛格即将离开钓鱼台国宾馆时,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传到了。11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来到钓鱼台与基辛格话别时,悄悄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而对基辛格则守口如瓶。毕竟,此时如告诉正春风得意的基辛格,定会使其难堪,这不是周恩来为人处世的方式。
乔冠华负责到首都国际机场送行。车子开动了,乔冠华和基辛格同乘一辆红旗轿车。两位外交家不知不觉聊到了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间问题。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中国席位提案进行表决。”乔冠华明知故问。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友好地一笑,“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我看不见得吧?”乔冠华仰面大笑,笑声里充满了基辛格根本没有察觉的无比自豪。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时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他的对华访问。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身份,亲自在北京机场迎接。
当尼克松总统和夫人走出他的专机时,他为了让世界记住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有意把其他随员先暂留在了机舱里。身着厚重灰色呢大衣的尼克松与身着红外衣的夫人帕特走下舷梯,身后没有任何人跟随,当走到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微笑着伸出他的手,急步朝站在舷梯外两三步远迎接的周恩来走来。周恩来站在原地也把手伸出来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隔绝了20多年后,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拍摄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在一片掌声中,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含笑说:“总统先生,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在尼克松与周恩来的握手结束后,随尼克松访华的罗杰斯、基辛格等随员才获准走出机舱。军乐队这时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周恩来陪尼克松检阅三军仪仗队后,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高级红旗轿车,直驶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车过天安门广场,尼克松见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没有他在纪录电影上看到人山人海的欢迎场面,他的希望落了空,心里不免有些黯然。
周恩来善解人意,主动热情地边指一闪而过的建筑物边介绍:“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多次接见过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那是革命历史博物馆……”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行来到钓鱼台国宾馆,邓颖超早在宾馆等候。周恩来把尼克松、基辛格的白宫人员安排在18号楼,又将罗杰斯和美国国务院官员安排在6号楼。尼克松由此看出周恩来非常熟悉美国国情,对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了如指掌。
当天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基辛格。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尼克松及其夫人帕特一行。
周恩来用丰盛的晚宴招待尼克松。尼克松和帕特熟练地拿起筷子,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美味佳肴,周恩来微笑着对帕特称赞说:“总统和你都能熟练地用筷子,不简单!”帕特骄傲地将筷子一举,说:“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练了近半年!”
接着,周恩来指着摆放在餐桌上的“熊猫”牌香烟对帕特说:“总统夫人,我们要送给你两样东西……”帕特以为要送她香烟,大吃一惊:“你说……香烟?我不会抽……”周恩来笑了笑,解释说:“不,不是烟,我说是熊猫。我们要送你们两只熊猫。”
帕特惊喜地拿起一包精制的香烟,指着烟盒上画的可爱的熊猫,大声对尼克松说:“喂,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美国人通过卫星传送的电视看到这个消息,立刻引起全国性轰动,一时成为美国人争相谈论的话题,掀起一股“熊猫热”。《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说:“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2月25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就中美联合公报的措辞问题交换意见。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仍然没有定下来。当时,美方担心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会谈时说:“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辞表达。”基辛格立即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
当晚,由于联合公报还没有定稿,周恩来在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致辞时,只讲了中美之间的分歧,而没有讲共同点。
26日凌晨,双方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已经谈定。经过文字推敲和修改,次日定稿。
2月27日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已然退尽。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16000英里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尼克松还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2月28日,就在尼克松即将结束访华回国的时候,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并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是:“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这份《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开始走出对抗,走向合作和正常化。
送走尼克松之后,周恩来当天乘飞机自上海回到北京。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的比分来比喻中国对美国,21:2。可以报道吗?”周恩来哈哈一笑,摆了摆手说:“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可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事后,中美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
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遗憾的是,周恩来没能等到那一天,未能亲眼见到自己与毛泽东打开中美新关系结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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