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记》与清末民初旌德旅扬绅商的活动(二)
扬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记》与清末民初旌德旅扬绅商的活动(二)
李 甜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三、汪时鸿家族与扬州
汪时鸿所属的汪三晖堂,出自宁国府旌德县板桥汪氏一族。据《旌德板桥汪三晖堂家乘》记载,其祖上在唐末五代时期由徽州歙县的黄墩迁往旌德,最终定居新建村。第70世汪璿入赘江村,是为迁江村始祖。在明代后期,江村汪氏第76世汪伯瑛、汪伯珍两兄弟迁往板桥,是为板桥汪氏之始。汪伯瑛之父汪永通随葬新水亭,汪伯瑛的兄弟汪伯琦也葬莲塘坠,汪伯瑛、汪伯珍两人及其后代的葬址大都位于上述地点。新水亭、莲塘坠皆附近小地名。发展至清代中期,汪氏已经成为旌德西乡的大族,获得了地方大族的认可,“吾旌西乡各村率多聚族居一村,恒无二姓,以汪、吕、江、王、谭数姓为最著世,世联婚姻”,结成了稳定的地缘婚姻圈。其简略世系见下表:
汪时鸿的父亲汪承翰,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死于咸丰四年(1854),年轻时在扬州府属的泰州某布庄当学徒,后开张承茂布号所,在通仓桥北置廒房屯积谷,以至于被人称为“八房三省堂拥赀有数十万之厚”。汪承翰的长兄汪承泽,乾嘉年间在扬州的泰州、东台等地开设布号,获利亦很丰厚。汪时鸿之祖籍虽系皖南旌德,但一生多半在扬州活动,按照碑记中的说法:“而吾家桃花潭水间,亦先后具有微缘若此。”
太平天国战乱以降,旌德汪氏族人多从家乡出逃至扬州府避难。咸丰十一年(1861)的夏秋之际,汪时鸿全家一时四散,其长兄汪时培奉其大伯母“窜入宁国山里,绕建平、东坝、溧阳,由江南偷渡江北,适干净土之泰州,长、次两嫂各挈一婴孩与俱来,幸无恙”。在烽火连天的动荡岁月,创造了一个逃难奇迹。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中有“徽州府至扬州陆路图”:
徽州府六十里至绩溪县七十里至
主岭九十里至宁国县四十里至
塘泥岭五十里至张冲岭六十里至
建平县三十里至梅渚镇用艮[银]二钱五分,雇舡至镇江府。九十里至
溧阳县九十里至金澶[坛]县九十里至
七里桥此桥下出,七里至丹阳县三十五里至
新丰镇三十五里至丹徒镇十五里至
镇江府用元钱卄文,雇船过江,勿答[搭]船。十八里至瓜洲镇用元钱卅文,雇小船进扬州。四十里至
扬州府出晒白布、暑袜、手巾、履鞋、麻窝,东水关买。
由此可知,汪时培一行人所走的路线大致如斯。这段路程偏离水道和陆路交通干道,走向系沿着山脉和分水岭,行程虽然辛苦,却是一条逃亡的捷径。此后大量族人相继赴扬州府投奔,给汪时鸿一家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群萃于斯,年深月累,遂不支”,布号先后易主,只有承茂号店还在勉强维持。后来布业衰歇,全家搬至扬州,“专以馆谷为家计”,生活上陷入困境。汪氏族人多经营布业,其中也有参与经营典当业的。 汪时鸿的儿子汪尔玲即是如此,先是“习贾于高邮之临泽镇为典业”,之后又调江都县仙女镇“改业扬州城市之衣庄”,此后到南陵县学习典业。由于汪时鸿“以客为家,久侨寓扬州”,为方便照应,遂谋调回扬州左卫街的典当铺。
此外,汪氏族人亦有专攻学问者。汪时琛(原名汪时深)“在扬州处馆”,光绪元年(1875)中举,光绪九年(1883)进士。族裔汪声玲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据《安徽白话报》1908年9月报道:“有一位旌德人汪勋,寄寓扬州几十年了,前年他同一位丹徒人华君朗三,开办了一所求是两等小学堂,规模美备,听说明明年还要大加扩充呢。”根据其信息推测,汪勋很可能也是汪时鸿家族人士。
汪声玲日记
汪时鸿家族仍与祖籍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从扬州到旌德的路程颇为艰苦,汪氏家人仍坚持将亡人灵柩运回故乡。汪时鸿的儿子汪尔玲自扬州携母亲和妹妹的棺榇归里,详细记载了行程经过:
计从扬子江而大江,而芜湖内河,而泾县滩河、簰河,以达旌德之三溪河,既复水又重山,夫然后抵我板桥故里。筮期在冬月,河流已浅涸,须预筹归母榇。母有少女瑢玲,已及笄,在室亡,权葬海陵十余年。尧孙其奉祀犹子,先于八月迁小姑榇来扬,遂于九月廿六日同移榇上宣船。宣船者,我宣州郡平底船,能行长江入内河至滩河,再由滩河前行,则非竹簰不可,俗谓之簰河。行簰河靡定期,或十日八日到三溪。从此登陆,山路崎岖,虽日行三四十里,不啻百数十里,以见长途不易,又皖南一蜀道之难也……时在初冬十月,于泾乡簰河中与仆子玉祥,霜天露宿沙滩七八夜。
这段路程耗费近二十天,路途可谓艰险至极,漂江过河,跋山涉水,甚且在初冬十月间露宿滩头。而在此前,汪时鸿还千里迢迢返乡数次,花费不少心血,预先将妻子的墓修得颇为壮丽。他在传记中细微地描绘了欣赏家乡风景的感受:“从扬州来者,颇似睹隋堤烟景,而木桥,而水碓,而远近大小村落,望去更如辋川图画中。”专门将风景与扬州做了对比,显得直观而亲切,也折射出汪时鸿对两地的感情。
四、旌德商人、文士与扬州
与徽州府毗邻的宁国府,明清以来逐渐形成了宁国商人这一群体,与徽商一同构成皖南地区外出经商的主体。宁国商人出自宁国府南部丘陵山地的泾县、旌德、太平等三县,它们靠近徽州北缘,与徽州地理环境相似,人文相近,明清以来亦发展出一定规模的经商风气。但作为徽州的邻居,来自宁国府的商人群体也被徽商的辉煌业绩所掩盖,以至于后人在盘点“中国十大商帮”时,并没有为之单列一个位置。当前学界对宁国商人和“徽宁商帮”的宏观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相关领域的微观研究却寥寥无几。
明代中后期以降,宁国府南部丘陵山地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经商行为,其中旌德受到人口增长、生态压力和徽商交通线商业文化辐射等因素的叠加,商业化气息表现得尤为明显。早在康熙间,宁国知府佟赋伟就称:“惟旌地狭人多,田土硗确,物产无几,故富者商而贫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间,居积通易,以致富厚。”在他看来,旌德外出经商风气之所以非常突出,应该与生态压力密切相关。旌德在宁国府各县中自然条件最差,人口压力最大,这是本地经商风气浓厚的地域背景。
在清前中期,旌德商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苏北主要集中在扬州、泰州两地。旌德江氏在扬州开有数家药肆,其一为多子街(即今甘泉路东段及附近)的天瑞堂药肆,其二为小东门三之栈药肆。旌德江秋元的堂侄江某,“向习成衣,寄寓扬州,咸丰初为贼掳去,日久得官”,原系在扬州当学徒。西关人汪上珍年少时侨居扬州。吕廷荣继承父业“理鹾政”,在扬州享有声誉,其人可能为旌德籍商人后裔。
传统时期扬州作为苏北中心城市,在经济、金融等方面颇具优势,“扬子江流域,由汉口至上海,南北两岸各省市之银钱业,吾扬滨江洲中人占多数,向有“洲帮”之称,与浙省宁帮,皖省徽帮,足以相埒。”旌德朱氏兄弟二人是金融商人与政客维持利益关系的典范,朱德沛曾在安庆习典业,受到李鸿章之长兄李瀚章的赏识,派他前往扬州左卫街创设济源公典;其弟朱德澍亦被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委以重任,负责管理淮盐业和扬州典业,著有又作《典业四箴》一书,对业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此外,朱德澍书法亦佳,获得扬州文人之认可。
与商人活动息息相关的旌德会馆,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扬州有两座旌德会馆,分别位于弥陀巷南头和埂子街愿生寺,后者一直得以保留至今,并列入《扬州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商人对会馆的捐输也突破了地域限制,如前揭旌德盐商朱德澍,“捐款修旌德会馆于京师,盖施舍不吝,见义勇为,天性然也”。旌德会馆还得以吸纳仪征县乐仪书院的存款,每年利息银十八两。此外,在扬州附廓县甘泉境内,旌德商人置有旌德义冢。以礼村戴氏宗族商人为例,该族在扬州北门和西郊外置买了数处坟茔。其中,商人戴申廷还在当地设立捐櫘公所。
太平天国战乱对旌德商人的冲击很大。战争初期太平军直捣南京,很多人从苏南战区撤回家乡。太平军进占皖南后,大量居民被迫出逃至江右、江北。旌德商人的应对方式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躲藏本地或逃到徽州,这是乡土居民的本能反应,但居民面临长期频繁逃亡和被各种势力敲诈勒索“打秋风”的危险,商人与绅富大多难以生存。一是逃亡外地投靠经商的亲族乡人,于是扬州、六安、汉口、江西和福建等地成了避难地。在这其中,因缘际会,使扬州成为许多旌德逃难者的目的地。如旌德朱德沛一家则由原籍逃往江北,在常州奔牛镇遇太平军,夫人遇难身死,只身一人逃至扬州属地仙女镇,后又迁居扬州。
太平天国战乱一结束,扬州商业立刻又活跃起来。朱则诚同治六年(1867)到扬州贸迁,发迹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将商业拓展到庐州府,“筦合肥义和衣典业,兼管安庆、亳州、舒城、全椒、巢县、五河等分肆十余所,每岁出入数逾百万”。由此可见,扬州一直是旌德商人的重要活动地。值得一提的是,旌德商人对扬州商界也有所影响,清末高邮县的布业非常繁荣,据说该地布商“眼法在旌德帮之上”,可见“旌德帮”俨然成为这里的行业标准。旅居扬州的旌德商人中,逐渐聚集和衍生出一批士绅文人。在扬州地方志书中,收录了曾客居扬州五年的旌德名士姚配中,以及泾县名士包世臣;《续纂扬州府志》所载战时殉难流寓者中,就有来自旌德县的江洪作、刘某、刘泮元、任锦祥、吕长祥等五人,以及相邻的太平县胡宏才一人。张鸿为扬州庠生。嘉道年间,旌德诗人汪坤交游广泛,曾在扬州集诗人为会。汪坤之弟汪圻出生于扬州,工于绘画,有著作流传于世。旌德旅扬士绅李根仙与扬州名士郭沅私交甚好。扬州著名文人社团冶春后社创于清末光宣之际,旌德江汉(即江石溪)是其中一员。旌德江汉(即江石溪)是其中一员。旌德秀才朱德颐在扬州开馆授徒。
五、小结
清末以降,随着徽商与盐业城镇、文化的衰落,扬州的市景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根据文献资料推测,旌德商人在扬州的活动比较广泛,但一直没有找到较为深入的个案。清末旌德商人汪竹铭的产业汪氏小苑虽然保留至今,似未看到与该家族相关的文献材料。汪时鸿撰《重修平山堂记》的发现,客观上反映了旌德旅扬士绅对民国初年扬州风貌的认知。作为外地客商的后裔,他在碑记中重点谈到扬州一地之兴衰,将之放到整个国家历史的大局势中予以观察,体现了对于扬州经济、文化的认同和关切之情。结合他所编撰的家谱文献,可以构拟出汪时鸿及其家族在扬州的活动空间。综而述之,此次考察所见的碑刻资料,有助于细化清末民初旌德旅扬绅商的活动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文献材料与田野资料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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