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定“两个维护”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当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两个维护”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政治经验,是新时代我们党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成功实践的重要结晶,也是全党在新时代革命性锻造中形成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意志。从党的历史视角看,“两个维护”源于党的宝贵历史传承,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的升华。重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和理解“两个维护”的重大意义。
一、维护党的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识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的系统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决议》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准备。
70多年过去了,翻开这个《决议》,全党对于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有了自己坚强领导核心的那份欣喜和振奋,对于党的领袖的由衷钦佩和自觉维护,仍跃然纸上。《决议》通篇都贯穿着对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和维护、自豪和自信。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话,决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全党发自内心的共识。全党对于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识,形成了坚定维护毛泽东核心和领袖地位的共同意志。
正是有了这样的共识,才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在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共中央在偏远贫瘠的陕甘宁边区,一不发钱,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靠着滴滴答答的电报,指挥党在全国的组织和武装,却能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始终保持一锤定音的权威。
二、有没有一个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能否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乎党的事业成败、关系党的前途命运
从《决议》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她的成长早期更是充满了挫折和磨难,甚至到了濒临失败的危险境地。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统治地位,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随着1933年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左”倾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各根据地进一步贯彻执行,其导致的严重恶果,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多人,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不到3万人。一直到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才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些“左”倾错误、导致这么多挫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原因,就是邓小平后来总结的:“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正因如此,《决议》在叙述了党的历史上的诸多失误后,深刻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决议》把“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作为“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说明历史的经验、历史的逻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成熟的党中央的领导对于党的事业的成败、党的前途命运是多么重要。此后历史的发展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历史经验和历史逻辑。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逐步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有了自己深孚众望的领袖,确立了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党的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绩。
三、维护党的核心和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要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决议》上升到党的纪律和党的建设的原则的高度,对于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
《决议》对于错误组织路线产生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等,这些都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决议》的分析是有所指的,也是从我们党痛苦的经历中得出来的。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与中央产生分歧。他自恃实力雄厚,开始向党中央讨价还价,当中央不接受他的条件后,他悍然率军南下,另立“中央”,这不仅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带来严重影响。王明也一样。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试图以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也正是在同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全党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和维护毛泽东核心地位的重要。
《决议》通过后,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可见,向党的核心看齐,向党中央看齐,这是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得出的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结晶和规律总结。
四、用理论上的清醒促进政治上的坚定,唤起维护党的核心的行动自觉
《决议》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清是非,促进全党理论上的清醒。《决议》以一系列事实告诉全党,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中国人民的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因为他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因为他代表了党和人民事业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符合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决议》把毛泽东的思想和“左”倾错误的主张都摆出来,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泽东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正如《决议》所说的:“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一个月后,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此我们党在理论上真正成熟起来,理论上的成熟和清醒也使全党对于维护党的核心更加自觉,更加充满自信。此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重温历史是为了启迪当下,创造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就是因为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坚强领导,有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在审视和把握日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大势中,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战略判断高瞻远瞩,政治领导娴熟高超,人民立场鲜明坚定,历史担当强烈坚定,充分证明不愧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党的历史的重要启示。(本文摘自《求是》,有删节,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王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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